中国男性面子文化的终极反噬
改编自海岩《长安盗》的《长安道》用的是双时间线交叉推进的叙事方式，刚开始时会让人有点摸不着北，同样角色的妆发和行为差异很大（尤其是女主赵红雨），但这种混乱随着剧情展开很快就消失。
玄乎的中国式面子
从电影叙事角度来说，双时间线交叉的剪辑手法编织出一个异常立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万正纲（范伟饰），也通过这个身份带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中国式面子。
万正纲做了一辈子的学术，是真正难得的能够凭着良心说“出于污泥而不染”，与世无争，更不与人结仇。在电影里他的两次关键性转变也不是为了名利，而是怕外人知道真相之后损了面子。
最后他和女儿赵红雨的对话，让人深深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令人唏嘘的地方不是因为他想要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而是竭力想维系那个子虚乌有的“体面”。为了这两个字，他在很多事情上都做得过了火，成为中国式面子文化又一个典型牺牲者。
单单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设定，就已经让他成为《长安道》中最令人惊喜的角色，而范伟的演绎更是让这个角色变得更具说服力。
中国式面子，是最令人困惑的中国文化之一，不仅让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连日常将这两个字挂在嘴边的中国人自己，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
关于面子，我们有太多的相关俗语了：人要脸树要皮、死要面子活受罪、僧来看佛面、人活两张皮……
美国传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曾认真探讨过“中国面子”问题，试图给出一个准确的解释和定义。对此鲁迅就评论说：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
但直到现在，包括常常将它们挂在嘴边的我们，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搞懂，中国人所说的面子，究竟是怎么一个玄乎东西。
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的微妙抗衡
片中万正纲反复提到的武则天和武惠妃佚事，也体现了中国面子的这种隐晦性。
武惠妃生前并没有能够成为皇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满朝大臣对她本人、或者对武氏的东山再起有什么忌惮，而仅仅是怕又迎来另一个武则天。
他强调说“中国历史是一部男人的历史”，即使是曾经将全中国男人压在裙下的武则天，她的故事在日后也是由男性来选择如何讲述。
作为中国男人最为忌惮的女性，武则天的存在反向强调了中国男性面子文化在两性态度中的微妙态度，一个中国男人不介意一个女人坐上社会权力的最顶端，而只在乎这种状况会让他们丢了面子。
它从两性角度折射出了中国式面子背后所隐藏的集体属性，它与西方根植于个人主义的“尊严”“自尊”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式面子有着强烈的集体社会属性。
很多研究表明，“中国面子”如此纷繁复杂、让西方世界（甚至中国人自己）完全摸不着头脑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东西方社会的个体自我构建的文化根源不同。
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背景下的自尊/尊严等个人情感都是以个体感受作为发源点，而个人主义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从来都不曾是主流思想。
中国社会讲求的是“大和谐”、社会协同、集体利益，即使是在旧时的封建制度下皇帝对国家的管理模式，也是通过将权力一级级下放、落到民间各个家族，维持家族的稳定和谐达到整个国家的和平统治。
集体意识下的“面子”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和荣誉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社会舆论也成为了是否有面子的风向标，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而社会舆论本身又是一个极其不稳定、无法预测的一个变量因素，是否有面子这件事也因此变成无法预测和控制。
在《长安道》里，万正纲异常行为的背后，有着两层的动机：
林白玉的出轨让他在旁人面前面子挂不住，尤其考虑到当初两人的结合也是婚内出轨，这就让万正纲的处境更为尴尬了。
较之妻子出轨，得知真相的赵红雨对他来说更是一个定时炸弹，会严重威胁到他学术界的地位。这对一个自视甚高、一生都贡献给学术圈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换句话说，这个脸，万正纲也丢不起。被自己圈子所唾弃，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致命打击。
学者Stella Ting-Toomey曾在1985年提出了“面子谈判理论”，探讨了不同文化语境之下个体对冲突局面的反应和处理。
在西方文化中，面子问题牵涉的更多是个体本身的能力和情绪控制问题，而在东方文化中，面子关乎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群体威望，而社会地位和威望又和个体未来的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所以，东方个体在面子挂不住的当下，反而更容易作出更为激进的反应。
这种激进反应不表现为对抗性冲突，而是表现为整合性维持，即所谓的面子工程。
万正纲正是通过高超手段来在整场盗墓行动中默默地把主动权抢了过来，几乎骗过所有人。在旁人人眼里，他仍然是家庭美满的好好先生，仍然是协助警方侦破犯罪案件的专业顾问，仍然是诚心弥补旧日时光的好爸爸。
面子背后的中国式关系
这种关于面子的强迫性重视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式商业的另外一层核心——关系。
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对市场缺乏了解，也不是资本不够宏厚商品不够好，而是如何具体地操作市场。
因为市场被一层又一层的机构包围着，要真正接触市场，你就必须和这些或大或小的机构、职位或高或低的个体打交道，建立属于自己的忠诚的关系网，而这个关系网中的陷阱之多，界限模糊，不曾明言，资本力量在中国市场似乎一夜间失去了它的魔力。
这也是为什么万正纲会成为整个盗墓案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单纯的古玩买卖在中国没有办法流通，而是需要像万正纲这样的正统文化中的一级话语者背书，盗墓集团才有可能脱手到手的宝藏。不然，偷了东西卖不出去，也是白费功夫。
他的历史学教授、电视节目主讲人身份成为这桩非法买卖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这让原来经济靠老婆支持、不熟悉（也不屑于）黑市交易的万正纲一下子有了谈判资本。
这桩本来利益关系清晰明了的盗墓案，因为万正纲特殊的知识分子身份和对面子的执着，多了一层难以捉摸的迷雾。
林语堂曾经说过，这种面子不能洗，不能刷，不能刮，但可以给，可以丢，可以争取，还可以当作礼物送出去。中国人的面子，是一个既抽象又模糊的概念，但却又是一个规范中国社交生活的严格标准。
正是因为对体面身份的过分执着，中国面子文化影响之深，让一个本来不屑俗事的知识分子，慢慢变成了过往自己极力鄙视的那一类人。
而更重要的是，直到最后万正纲都没有发现自己其实变了。如果重来一次，谁又能够保证他不会重蹈覆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