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香之旅》：谁是谁的旅途

就像这部影片的名字那样，整部《芳香之旅》就是一次次的旅行。所有人物都是旅人，所有人物都走在路上——走在人生的路上，走在时代的路上；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走在命运安排的路上。
故事开始于旅行，也终结于旅行。所不同的是，四十年的这次旅行少了憨厚的崔师傅和聪明的刘医生，我们的主人公春芬也由青春逼人变得人老珠黄；四十年前的旅行驶向未知的远方，因为有了对前途的憧憬，春芬的心雀跃而充实；四十年后的旅行驶向老崔的安息之所，因为有了命定的归宿，春芬的心寂寞而坚定。四十年的往事不断在春芬脑海中闪回，仿佛她一直守在“向阳号”上，而崔师傅和刘医生也与她一路同行，不曾离去。
“向阳号”之旅便是人生之旅。老崔、春芬、刘奋斗在“向阳号”上相遇、相知、痴缠，然后各奔东西，踏上各自的人生旅途。尽管他们的人生之路有或长或短的交合，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片名叫做《芳香之旅》，女主人公又取名“春芬”，导演的意图很明显，欲以时代变迁中的女性人生作为全片主线，两位男士的命运仅作为陪衬。然而，这条主线是如此地苍白，以至于整个故事几乎沦为庸俗电视剧的三角恋模式。片中的人物也许都太“高尚”了，面对命运的捉弄、他人的挑衅，只有忍气吞声、盲目顺从。人物性格一旦被抹平，矛盾冲突也就被消解。而没有冲突何来戏剧。老崔总是为春芬着想，春芬与刘奋斗幽会他还要保驾护航，最终出车祸竟是因为要去接妻子的旧情人；春芬也总是为老崔着想，无论老崔阳痿还是成了植物人，她都毫无怨言地尽着一个妻子的本分，老崔的生活就是她的生活。他们不停张望着别人的旅途，却把自己人生的列车驶向了绝路。
老崔和春芬一生都在追求表面的完美，比如六十万公里无事故、比如和谐的婚姻，而实质上这样的生活早就畸变成一种病态，总有一天会因微小的变故而土崩瓦解。有时候，人物会因执拗而可爱，也会因顺从而面目可憎。老崔和春芬便是这种小心翼翼、善良懦弱却让人怒其不争的角色。而刘奋斗恰因为他的自私、卑琐而生动鲜活，他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并努力抗争，只可惜这个人物的戏份太少，而聂远的表演太过僵硬，刘奋斗只能给观众浮光掠影之感。
对春芬而言，刘奋斗也是浮光掠影，再美好的记忆也只是生命中一次意外的惊喜。刘奋斗是她人生之旅上短暂同行的乘客，老崔则是她命定的旅伴。刘奋斗让春芬有了梦想，老崔则帮春芬实现梦想。老崔让春芬戴上了红围巾，也让春芬坐了一次火车。只要是春芬想要的，老崔都尽力满足。刘奋斗只是沿途的风景，崔师傅才是春芬的归宿。无论这归宿春芬是否想要，无论这归宿对于春芬是悲是喜，既然和老崔一路走来，那么来路即是归途，她也注定要和老崔携手归去。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在慨叹命运的无常和无奈，只不过在这部影片里，这种无奈表现得更加明显罢了。
“向阳号”之旅更是时代之旅。导演并不满足于故事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在影片中他明确表达了反思时代的野心。那是一个极度压抑个性的时代。人们以喊口号的方式释放激情，以领袖的名义检讨自责和责难他人。整个时代集体的心灵压抑在片中夸张而戏剧性地表现为性压抑，而性压抑又反过来成为整个时代心灵压抑的显著表征。更为可悲的是，主人公春芬习惯于这种压抑，直到心灵麻木，直到她也去压制和她当年极为相似的英子。英子是春芬这一生的转世和投影，她压制英子其实依然是压抑自己。
影片用字幕明晰地划分了每段故事所发生的时代，并用众多怀旧符号去营造当时的时代感。近年来，这样的怀旧电影层出不穷，这样的技巧也屡见不鲜。影片用手风琴、黄军装和毛主席像章堆砌出六十年代，而后又用剪发头、麦乳精和《卖花姑娘》堆砌出七十年代。行文至此，我不得不提及另外一部类似题材的电影——《孔雀》。《孔雀》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它对时代感的成功营造几乎无人提出异议。怀念一个时代、还原一个时代并反思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是营造那个时代的氛围，是找准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时代符号只是为了画龙点睛，而不是一个时代的全部。
只堆砌时代符号无法复原一个时代，只用几个字幕也无法完成跨越几十年的宏大叙事。
人生之旅和时代之旅本应水乳交融，因为人生只能是处于某个时代的人生，失去了时代背景，人生就失去了依托；而时代是百态人生汇合而成的时代，没有千姿百态的人生之旅就无所谓时代之旅。而在本片中，这样的故事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似乎都并无大碍，而影片反映的时代变迁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似乎微不足道。影片中塑造的人物是平面的，营造的时代是破碎的，人物和时代又是剥离的。
显然，导演的野心是一回事，导演的能力又是一回事。
自从《孔雀》在柏林“开屏”以后，国内便一窝蜂地去拍怀旧电影，直到这部《芳香之旅》终于无旧可怀。我们需要的是对旧时代深刻的反思和有力的批判，不需要本片这样对过去时光盲目苍白、平铺直叙的怀念。一部和《孔雀》有着相同的演员、相同的背景，连个别主题音乐都要克隆《孔雀》的电影究竟有多大价值。年轻的张静初无力挽救一部剧情、表演和镜头语言都缺乏张力的电影。影片中仿佛能看到她一个人在黑暗中无助地摸索，这种无人指引的摸索的结果只能是平庸的表演。
举一个例子就说明该片和《孔雀》的差距。同样是张静初，同样是对命运的抗争，《孔雀》中姐姐用自行车带降落伞的段落的冲击力远远大于春芬从垃圾场中开出“向阳号”的举动。本片中这一段落的音响很嘈杂，直到“向阳号”在众人哄笑声中熄火。首先，这是春芬丈夫的车。这表明她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旅途，而且这是一辆六十年代的、已然报废的车。车身上大大的“废”字暗示着被时代遗弃的不仅是汽车，还有开汽车的春芬——那个依然活在对领袖崇拜中、依然活在刘奋斗给她带来的梦境中的春芬。
这场戏所表现出的颓丧自动消解了春芬这次行为艺术神圣的仪式感。这场戏乃至整个影片都给我们苍白无力的感觉。尽管本片拍出了那么美的田园风光，那么娇艳撩人的油菜花，但色彩的饱满无法弥补影片的干瘪，风景的艳丽不能掩盖故事的苍白。整部影片就像一幅慢慢洇开的水粉画，最后什么也没留下。结尾处春芬的笑容是那样苍白，眼泪又是如此矫情。
没有结果，好在还有旅程。老迈的春芬依然人在旅途，恍惚间她又回到了“向阳号”上，她仍然是那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年轻的售票员。或许她根本无需回忆，因为她从未离开，匆匆前行的只是无情的岁月。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春芬坐着六十年代的“向阳号”竟是那样和谐，是人们趟过了岁月之河，还是岁月穿行于茫茫人海，一时无从分辨了。
忽然想起一首老歌，意境竟和这部电影惊人的契合：
“究竟是我走过路，还是路正走过我，风过西窗客渡舟船无觅处；
是我经过春与秋，还是春秋经过我，年年一川新草遥看却似旧。”
2006-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