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出生,他思考,他死去”之外的《德里达》
“他出生,他思考,他死去”是海德格尔被问及亚里斯多德的的生活时所总结的一句话，德里达在片中两次引用这个典故，一次是在讲座中，另一次是在访谈里。他所置疑的是，为什么在以前的哲学家的著作中读不出他们的生活？ How does one reconcile a thinker''s thought with their life?（这和中国的“哲学”著作，例如《论语》《孟子》有很大区别）。事实上，这部关于德里达的纪录片表达的正是“他出生,他思考,他死去”之外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当问到德里达，如果有机会看一部关于海德格尔，黑格尔，或者康德等人的纪录片，他最期待看到他们讨论什么主题？他的答案是关于他们的 “sex lifes”（当然，如他所说，不是要拍一部关于黑格尔的色情电影）。这是因为这些是他们从未提及的话题，是关于他们作为一个人的生活，而非仅仅是一个哲学家抽象的哲学思想。而当问到如果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他会怎样时，他说他不会在此时此刻摄影机前回答（包括被问到关于他和他妻子如何相遇的问题），但是他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和情况下回答，而且他的作品中也有所提及这些他的生活所引发的问题和思考。
可以看出，虽然着重于德里达生活态度的一面，影片并不是所谓私生活的曝光，而是试图表达德里达的生活态度与他的哲学思想之间的互动，从而使观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比较全面地解读德里达。这部片子的co-producer之一是德里达以前在耶鲁大学的学生Amy Ziering Kofman。有大约五年时间，这个摄制组时常跟随在德里达的左右，拍摄他的工作和生活。影片中他在公共和私人场合的影像交替出现，期间穿插了摄制组对他的采访，以及一些从他的著作中截取的部分话语作为旁白。
很明显德里达不是一个在镜头前很放松的人，尽管面对的是一个相对比较熟悉的采访者和摄制者。如他所说，电影中的东西总是带着虚假的成分：我一个在家的时候不会穿戴得这样整齐，通常总是穿着睡衣。同任何人一样，在镜头前，他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隐藏一些什么，但是他明白地告诉你，他在隐藏。看着他在镜头前为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陷入沉思，有时甚至咬着手指头，有时紧锁眉头一连串地说几个“no”，却别有一番魅力。而后他的回答往往又那么出人意料。例如采访中有个问题是，如果你有机会选择一位哲学家做你的母亲，你会选择谁。德里达沉思了良久，继而答曰，他的母亲不可能是哲学家，因为一直以来的哲学家都是男性，哲学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学科（这也是解构所要解构的中心之一），所以哲学家只能是父亲，而不能是母亲。他接着半开玩笑地说，只有在解构主义哲学才能产生母亲哲学家，例如他的孙女就有可能是。
关于这部纪录片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拍这部纪录片？一个曾经完全隐匿在镜头之外的哲学大家为何决定“长时间”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屏幕上？德里达曾经谈起一则趣事：在70年代末之前，德里达完全拒绝上屏幕，甚至拒绝拍照，尽管当时他的学术地位已经很高，可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模样。他始终认为个人形象崇拜是非常荒谬的。有一次，他参加了一次公共活动，在杂志上的报道时刊登了一张标着他名字的照片，事实上却是一张“福柯”的。这之后，为了避免这种他无法左右的尴尬，他放松了原则。他开玩笑说，如果他们非要登他的照片的话，起码应该是一张“对”的。而这次是德里达第一次接受拍摄纪录片的建议，尽管这之前又很多这样的请求和提议。他的顾虑可能是，他的工作是关于文字的，而非视觉的。电影这样的一个视觉媒介能否准确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吗？在1994年Kofman提出拍摄一部纪录片的建议，德里达一开始拒绝了。Kofman经过一系列的电话，传真进行说服工作，终于有一天她收到德里达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的字迹难以辨认(据说德里达的手迹出名的难辨认)，不过她能够猜到，他同意了。
德里达对于视觉媒体态度的剧烈转变让我想到论语中《学而》里的一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按照咱们孔子的标准，德里达有些“愠”了。不过我想德里达的“人不知”，一定不是说别人不知道德里达其人的“不知”，而他的“愠”也一定不是一时的个人兴致，而是在经过哲学思考后的决定。这种思考是关于“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代的哲学家”的问题，既而涉及到“当代哲学家的扮演的角色”，以及进一步牵扯到“当代的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很明显，德里达并不满足对亚里斯多德的 “他出生,他思考,他死去”这样的哲学家的形象。因为人们“不知”其生活，其性情，只有他的抽象的思想。当德里达解构了由众多“思想”形成的形而上的“建筑”时。他想看到更多“思想”之外的东西，也想让人们知道哲学家除去其思想之外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在未拍摄之前，德里达接受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决定本身已经是哲学和媒介之间的一次并不意外的遭遇，而两者间的张力便构成了这部纪录电影隐蔽在最深处的活力。
这也是为什么当问到德里达，如果有机会看一部关于海德格尔，黑格尔，或者康德等人的纪录片，他最期待看到他们讨论什么主题？他的答案是关于他们的 “sex lifes”（当然，如他所说，不是要拍一部关于黑格尔的色情电影）。这是因为这些是他们从未提及的话题，是关于他们作为一个人的生活，而非仅仅是一个哲学家抽象的哲学思想。而当问到如果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他会怎样时，他说他不会在此时此刻摄影机前回答（包括被问到关于他和他妻子如何相遇的问题），但是他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和情况下回答，而且他的作品中也有所提及这些他的生活所引发的问题和思考。
可以看出，虽然着重于德里达生活态度的一面，影片并不是所谓私生活的曝光，而是试图表达德里达的生活态度与他的哲学思想之间的互动，从而使观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比较全面地解读德里达。这部片子的co-producer之一是德里达以前在耶鲁大学的学生Amy Ziering Kofman。有大约五年时间，这个摄制组时常跟随在德里达的左右，拍摄他的工作和生活。影片中他在公共和私人场合的影像交替出现，期间穿插了摄制组对他的采访，以及一些从他的著作中截取的部分话语作为旁白。
很明显德里达不是一个在镜头前很放松的人，尽管面对的是一个相对比较熟悉的采访者和摄制者。如他所说，电影中的东西总是带着虚假的成分：我一个在家的时候不会穿戴得这样整齐，通常总是穿着睡衣。同任何人一样，在镜头前，他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隐藏一些什么，但是他明白地告诉你，他在隐藏。看着他在镜头前为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陷入沉思，有时甚至咬着手指头，有时紧锁眉头一连串地说几个“no”，却别有一番魅力。而后他的回答往往又那么出人意料。例如采访中有个问题是，如果你有机会选择一位哲学家做你的母亲，你会选择谁。德里达沉思了良久，继而答曰，他的母亲不可能是哲学家，因为一直以来的哲学家都是男性，哲学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学科（这也是解构所要解构的中心之一），所以哲学家只能是父亲，而不能是母亲。他接着半开玩笑地说，只有在解构主义哲学才能产生母亲哲学家，例如他的孙女就有可能是。
关于这部纪录片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拍这部纪录片？一个曾经完全隐匿在镜头之外的哲学大家为何决定“长时间”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屏幕上？德里达曾经谈起一则趣事：在70年代末之前，德里达完全拒绝上屏幕，甚至拒绝拍照，尽管当时他的学术地位已经很高，可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模样。他始终认为个人形象崇拜是非常荒谬的。有一次，他参加了一次公共活动，在杂志上的报道时刊登了一张标着他名字的照片，事实上却是一张“福柯”的。这之后，为了避免这种他无法左右的尴尬，他放松了原则。他开玩笑说，如果他们非要登他的照片的话，起码应该是一张“对”的。而这次是德里达第一次接受拍摄纪录片的建议，尽管这之前又很多这样的请求和提议。他的顾虑可能是，他的工作是关于文字的，而非视觉的。电影这样的一个视觉媒介能否准确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吗？在1994年Kofman提出拍摄一部纪录片的建议，德里达一开始拒绝了。Kofman经过一系列的电话，传真进行说服工作，终于有一天她收到德里达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的字迹难以辨认(据说德里达的手迹出名的难辨认)，不过她能够猜到，他同意了。
德里达对于视觉媒体态度的剧烈转变让我想到论语中《学而》里的一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按照咱们孔子的标准，德里达有些“愠”了。不过我想德里达的“人不知”，一定不是说别人不知道德里达其人的“不知”，而他的“愠”也一定不是一时的个人兴致，而是在经过哲学思考后的决定。这种思考是关于“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代的哲学家”的问题，既而涉及到“当代哲学家的扮演的角色”，以及进一步牵扯到“当代的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很明显，德里达并不满足对亚里斯多德的 “他出生,他思考,他死去”这样的哲学家的形象。因为人们“不知”其生活，其性情，只有他的抽象的思想。当德里达解构了由众多“思想”形成的形而上的“建筑”时。他想看到更多“思想”之外的东西，也想让人们知道哲学家除去其思想之外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在未拍摄之前，德里达接受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决定本身已经是哲学和媒介之间的一次并不意外的遭遇，而两者间的张力便构成了这部纪录电影隐蔽在最深处的活力。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