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换的孩子

认识伊丹十三是在某年北京电影节上。天干物燥，忽冷忽热，加上白天已经跑了两场电影，还没到傍晚已有了感冒迹象。我打算放弃晚上三里屯那场《蒲公英》，在豆瓣电影讨论区发布了转让电影票的信息，但始终无人问津。眼看开场时间已近，便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走进了影院。

头始终痛得厉害，但那是我笑得最开心的一场。导演恰好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类型——作品并非完美纯熟，职业生涯中也有不少平庸之作，但纵览其创作时间线，能看到一以贯之的鲜明个人风格与不改初衷的创作信仰。

同样是饮食男女，食色性也，伊丹十三拍出了迥异于李安、洪尚秀的影像风格。一条清晰的故事主线，穿插了数个与主线无关却契合主题的短片，那不是枝枝蔓蔓的复杂叙事结构，而是一条项链上坠着几枚小珠子，拿掉未尝不可，但吊在上面又多了另一种风情。

《蒲公英》的主旨诚然是想借美食这一普世话题串联起众生相，男女老少与食物的互动悉数成为影片的组成元素。但显而易见，伊丹十三对性与女人身体的迷恋盖过了其他方面。役所广司的戏份属于主线之外的“小珠子”，却比主线更能映现导演的鬼才，他与熟女缠绵的戏份极富想象力，没有在体位上追求创新，转而利用各种食物探索出了性爱的多种可能。其后役所广司来到海边，从少女手中买来新鲜的牡蛎食用，却不小心割破了嘴唇。少女接过那沾血的牡蛎，用刀子撬开外壳，将牡蛎肉放在手心让他吮食。这一段虽没有直接呈现男欢女爱，但牡蛎与鲜血的意象，构成了强烈的有关少女性启蒙的暗示。

伊丹十三的电影大多都展现了男性最直接的欲望。《大病人》中数次出现向井与情人欢爱的场景，即使病入膏肓时向井仍担心能不能给情人带来高潮；《鸿运女》中的女主干脆被设置为艺伎，成为男权政治旋涡中被彻底物化的商品。几乎所有的情色场景中，女性的乳房都暴露无疑，观众能感受到镜头对女人双乳恋恋不舍的捕捉与勾勒。很难说这是情节必须还是导演本人的“恶趣味”。

但那些直白的情欲镜头似乎并没有过分激怒女权主义者，伊丹十三对女性不加掩饰的欲望也没有成为女权运动中被讨伐的对象。很大程度上，他在影片中表露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纯粹的理想主义让观者对导演施以了包容，而他的御用女主角——宫本信子塑造的众多坚韧独立的女性形象也使他的作品被“幸运”地划入了女性主义阵营。

1969年，宫本信子和伊丹十三结婚，并开始出演伊丹十三几乎全部电影的女主角。在此之前，她只是作为不起眼的配角出现在一些影视剧中。但与其说是伊丹十三成就了宫本信子的演员生涯，不如说是宫本信子成就了伊丹十三。她貌不惊人，眉眼间既有日本女性的温婉，又不乏现代女性的坚毅，这种超强的可塑性，令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当时日本社会匮乏又令人景仰的女性形象。

《蒲公英》中，她是单亲妈妈，经过不断地偷师学艺，终于将养家糊口的拉面店经营得红火；《民暴之女》中，她是专门处理黑道份子与平民之间纠纷的律师，以法律和正义为盾牌，帮助饱受骚扰的民众；《女税务官》中，她是初出茅庐的调查员，在几乎全是男性的行业里立下大功，侦破了无数偷税案件。

伊丹十三热爱女性的胴体，但他更钦佩职业女性身上的光芒。性感易逝，而艰难世道中千金难换的，是坚韧、专注、充满勇气的女性力量。所以，《超市之女》中，老板五郎不能自拔地爱上了嗓门奇大的中年妇女花子；《女税务官》中，玩弄了很多情妇的老狐狸权腾，却对不修边幅、其貌不扬的亮子动了心。伊丹十三善于表现充满情欲张力的男女欢爱场面，却不耐烦那些黏黏腻腻的儿女情长。在他的语境中，性与爱可以分开，爱情远高于性吸引，是更类似于并肩作战的战友情谊。

从某种程度上说，宫本信子就是伊丹十三的战友，而伊丹十三的一生，是不断战斗的一生。他是大江健三郎笔下那个“被偷换的孩子”，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当他面对现实的不堪难以自洽时，便将电影化为尖矛，直直地刺向社会的烂疮。《鸿运女》是对肮脏政治运作的揭露，《民暴之女》是不满日本黑社会对普通商人的勒索。他性格过于刚毅耿直，不肯躲藏在隐喻这堵安全门的后面，作品中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大多直接而犀利。

这种耿直，为他的生活带来了数次灾难。1922年5月22日，因不满伊丹十三在《民暴之女》中对黑社会的丑化，五名手持利器的暴力分子在伊丹十三家附近将他打成重伤。伊丹十三被送入医院，经历了整整三个月的治疗。这三个月间，他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并关注起临终关怀这一议题。次年，《大病人》上映，不肯认输的伊丹十三带着新作凯旋。此时没有人会想到，连暴力分子都无可奈何的伊丹十三，会在四年后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一生。大江健三郎的回忆录体小说《被偷换的孩子》开篇即是伊丹十三（小说中名为吾良）的遗言：“古义人躺在书房的简易床上，戴着耳机专注地听着录音机。‘好了，我该到那边去了。’接着‘咚’地响了一声……”

在看了伊丹十三所有电影后，我不禁猜测，硬汉如他，也有着不为人轻易发觉的懦弱一面。评论界对伊丹十三的批评大体集中在一点：总是重复自己，几乎所有作品都是“经营养成系”的故事套路，并最终以大团圆收尾。喜剧体裁加大团圆结局，难免冲淡了揭露社会痼疾的深刻性。

或许他并非不能拍出严肃的剧情片，只是不想。现实晦暗肮脏，劣币驱逐良币，努力换不回相应的收获，当这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与现实短兵相接并最终败下阵来时，电影成了收容他理想的唯一容器。在电影中，光明终会覆盖黑暗，正义终能战胜邪恶，任何一个诚实正直的公民，都能靠自己的努力克服万难，收获成功与自尊。他遁逃到电影的世界里，将全部理想系于女主角一身，虚构出一个理想的、法制的、正义的社会，并在这个虚构的社会中重新整合自己被现实击碎的人格。64岁那年，他遭遇狗仔队诽谤，自杀以证清白。看起来有点孩子气，但在他决定赴死的那一刻，心中一定充溢着一种近乎武士道精神的悲壮感。

然而现代社会早已不待见武士道精神，也容不下那些刚毅耿直的理想主义者。

这就是他明明拍的是喜剧，而每次结局时我都想要大哭一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