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秦』刺痛
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晚六时，北京电影学院的放映厅里座无虚席，就过道间也很难找出可以立足的地方。陈凯歌携他那部历经磨难的『刺秦』回访母校，并要举行见面会。大约在二十年前，他也如今日的学子一般站在影院的太平门前，观摩着前辈的影片，聆听着前辈的教诲，而今日，物转星移，当年的青年学子已经坐在了前面，开始教导着自己的晚辈们。所不同的是，影院是在新地址新建立起来的，设备齐全得多，透着一股子专业劲，当然，台下的人也比当初不知多了几倍。
影片演完后，在所谓的见面座谈会上，陈导演回答了新校友们的若干问题。当然，其中涉及到有关姜文的敏感问题，他是避而不谈的。在他那个年龄与地位，提问的人显然是过于单纯，也过于无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座谈如飞而逝，其中不乏有些专业问题，陈导演都给予了极富经验的回答，我们抛开这些问题不谈，也摒弃那些有关花絮的唠叨，还是有些问题值得观众探讨的。
思维定式
写出这个题目，我略有些悲哀，我向来以为艺术是需要创新的，实际上学校的教材中也是这么说的，但我们还是用老的眼光来看待艺术，非但观众如此，即便创作者们也难以躲开这片阴影。
在「刺秦」中，嬴政的扮演者是李雪健，焦裕禄的形象想必是他最深入人心也是最成功的塑造。有人认为，这个人民公仆的长相不够威武，不足以把秦始皇那种盖世武功表现出来，仿佛提问的人的确见过嬴政，是个身高丈二，眼似铜铃，口若悬河，寸筋铁骨的威猛之士。陈导演只好说史书上的始皇帝并不威风，甚至有些卑琐，龌龊，相较而言，李雪健可以算得上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了。陈导演的话可谓风趣，但透着一些无奈，仿佛是一则黑色幽默，令人警醒。我实在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建立丰功伟绩的人均是这种形象？是史书记载，还是民间传颂呢？其实，对于秦王来说，他南取百越，北却匈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伟大之处或说超出常人之处是他的头脑和魄力，这与身材长相恐怕没什么关系。在几世纪前的法兰西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都叫他小个子拿破仑，对于这个称谓，我们是比较接受的，想来番邦异地的伟人都是小个子，我们的英雄则要高大威猛些？这是多么可悲又可笑的自大加常规思维，寻其根源，恐怕与黔首们俯地叩首的习惯不无关系，当然，历史上也有个叫‘高大全’的人是这些固定思维的集大成者。
几年前，东北小品风靡全国，涌现了几位代表人物，比如说赵本山和潘长江之流。此二人的确深入人心，如果想无聊的话，不妨听听他们的嗑儿，也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陈导演用这两人客串了片中的角色，人们看上去总觉得与片子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陈导演解释说在他的心中只有演员的概念，而没有喜剧演员的叫法，也希望观众们不要把演员类型化。他并且举出了美国汤姆．汉克斯的例子，在阿甘之前，汉克斯是美国标准的喜剧明星，看过「穿一只红皮鞋的男人」和「美人鱼」的人也许会知道这点。但在他出演阿甘这个角色的时候，美国影院中也并未发出哄堂大笑的声音。美国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注意的仅仅是阿甘这个人物，而不是汤姆．汉克斯的背景，当然，银幕下又是另一回事。陈导演的话的确是金石良言，姑且不论潘赵二人在片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单想到中国的许多类型演员，他们之所以没有勇气扩展自己的戏路，恐怕的确是为了迎合观众的一贯印象，展示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只能是一种奢望了。若中国观众始终如此，我想现代最受其害的人莫过于小燕子，更深一步说，中国电影若象演员那样去一味地迎合具有定式思维的中国观众，我则对中国电影的未来表示失望。
在此片中，除了秦王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荆轲，无疑，他是个悲剧式的英雄，那首“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千古流传。有许多人都认为易水别离的场面不够悲壮，显示不了壮士荆轲那慷慨赴义的决心。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理解，陈导演的理解与大众不太一样，这是可以允许的。固然这样处理是个人观念占了上风，但从故事情节角度来分析，这种处理也并非不妥。我不知道陈导演回答这个问题时是否考虑到情节发展的因素，因为他只是说自己的理解并不是那么悲壮。我认为在易水河畔，荆轲告别燕子丹与赵夫人，他虽是怀着必死的决心，也是抱着必胜的信念而去的。此时，他已经不单纯的是为燕子丹或赵夫人做事，他头脑中想的是为民除害，杀掉那个凶残的暴君，使六国百姓不受涂炭之苦，如此有意义，又可名垂青史的义举，何来悲壮？我们头脑中的悲壮是因为已知壮士失败了，由于这个失败而悲壮，即是将结果放到前面去体验情节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不合常规的。欣赏艺术应该先将小脑清洗干净再进行，空后才可有灵。难道故意作个悲壮的场面好为后来的失败打下伏笔吗？中国足球队在出征各种比赛前都有个誓师会，若搞得悲壮点，岂不可笑！
把这几个问题拿出来谈谈，是为了说明艺术需要用新的眼光去鉴赏。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拍不出好的片子，仿佛责任都在编导们。也许这是事实，因为的确拍了许多简直不是电影的电影。但中国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创新色彩的好影片，但又有多少观众光顾影院呢？我无意责备观众，并不是观众没有错误，比如此类的老眼光，定式的思维就是不小的错误。但我也知道观众是上帝，这也是没有错误的，只不过悲哀了点。
记得日本已故的导演黑泽明曾说过这样的话“日本人对日本影片是非常挑剔的。我们日本人对自己的东西考虑得太少。为什么我们不维护我们的影片？我们在怕什么呢？”黑泽明三十年前的困惑竟然是我们现代的困惑，甚至还没有成为困惑，这不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吗？的确，无论是观众，影人，还是审查部门，他们对中国影片的挑剔是应该的，可惜的是，他们用定式的眼光在制造许多框架，这样搬石头砸脚的举动未免过于滑稽而令人耻笑了。我们可以想想「刺秦」另一个版本在日本的影响，恐怕这时用一把利刃刺进自己大脑的行为是再好不过了，那瞬间的快感一定很强烈，也很刺激！
关于影片
中国第五代导演中最著名的两个莫过于张艺谋和陈凯歌。最近，二人的新片恰好走了两个方向，《一个都不能少》是小题材，却讲述了一个大问题；《刺秦》则是在大题材中阐述了一个小问题。
看完《刺秦》给人的感觉仿佛不是日本投资中国制作，倒象是美国投资日本来制作的。我们都知道，或说都有体会，日本影片对人性的探讨是非常深刻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有这种感觉。难怪陈导演在座谈会上这么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只学到了人是难分好坏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大堆好，在好中间隐藏着某些坏；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的坏，在坏的里面有极力想迸发出来的好，艺术表现的就是这隐藏的坏和想迸发的好。
北京电影学院的某位老师评价《刺秦》时说，陈凯歌的确将他所学到的人性理论建立起来了，但缺少人物性格的堆积。这位老师的话很有一针见血的力度，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秦王的软弱，荆轲的自负，赵夫人的幼稚和嫪毐的深情，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观念之外的性格特点，但由于细节没有作铺垫，我们看到时会有种突兀的感觉。当然，该片的素材带是四个半小时，我们并不知道陈凯歌到底剪掉了什么，为了迎合什么。
可贵的是，陈凯歌在塑造人物多重性格的同时，并未忘记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就是把轻与重分得相当清楚。秦王的凶残，荆轲的侠义，赵夫人的善良和嫪毐的狡诈都被塑造得很好。其中，就我个人的意见来看，嫪毐的形象是最为成功的。一直以来，这个人物就在人们的唾弃声中存在着，淫乱宫闱，一个纯粹的无耻之徒。但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类似于小丑的人物能够在宫中生活那么多年必然有其过人之处，王志文将这个奸诈，深情，又始终无法作回自己的人物演绎得惊心动魄。陈凯歌在嫪毐这个人物身上，用最现代的理念去推翻或说打碎封建的所有制度，包括爱情伦理观（略有些畸形），君臣观，甚至自由人权的问题也有所体现，这个亦正亦邪的人物恰恰是艺术的闪光点，众多观众在关心荆轲与嬴政的时候，忘记对这个形象的深刻探讨，真是有些可惜。
在观摩影片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古代的人怎么都这样？”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尖锐的，也是不易回答的，可惜说话的人没有向上面递条子，否则倒可以看看陈导演是如何回答的。在「刺秦」中，每一个人都十分戏剧化，中国观众一般不容易接受，尤其是秦王，嫪毐和燕子丹几个人。是陈导演的表现手法过于失真吗？我认为并非如此。这几个人物显然是演员刻意如此演绎的。我们看赵夫人就没有这样疯疯癫癫的表现，原因是她不象那几个人一样处在心灵生存的边缘，内心很单纯，没有受到各种各样的折磨。我想，陈凯歌这么塑造那几个人物显然是为了表现人物作为人的内心的冲突。秦王为了统一六国不得不抛弃他本人不愿意割舍的感情，包括亲情，爱情以及怜悯；嫪毐在前面已经谈过；至于燕子丹，被囚禁多年，虽无酷刑之苦，但耻辱贯穿着他的言行。当然，我们还能看见荆轲在刺秦时疯癫的举动，那也是属于特定环境的特定表现。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影片五个部分的小标题，可以说，这些标题已经告诉我们该片的主旨就是塑造人物。诚然，每部电影或每部小说都可以说是在塑造人物，我们也只好关心那些特点突出的作品。本片刺秦仅仅是个线索，主题似乎也不是十分明显，情节更是观众所熟识的（虽略有不同），剩下的就是对人性的阐释，这也是最重要的，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来演绎陈凯歌的人性理论，可能却有些诱人之处。总的来说，「刺秦」在人物塑造方面是成功的，也是很见功底的，犹如一棵参天古木，虽高大，我们也能看清楚枝叶的茂盛，只是古木根部的土壤似乎还不够厚实。
1999年于北电
影片演完后，在所谓的见面座谈会上，陈导演回答了新校友们的若干问题。当然，其中涉及到有关姜文的敏感问题，他是避而不谈的。在他那个年龄与地位，提问的人显然是过于单纯，也过于无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座谈如飞而逝，其中不乏有些专业问题，陈导演都给予了极富经验的回答，我们抛开这些问题不谈，也摒弃那些有关花絮的唠叨，还是有些问题值得观众探讨的。
思维定式
写出这个题目，我略有些悲哀，我向来以为艺术是需要创新的，实际上学校的教材中也是这么说的，但我们还是用老的眼光来看待艺术，非但观众如此，即便创作者们也难以躲开这片阴影。
在「刺秦」中，嬴政的扮演者是李雪健，焦裕禄的形象想必是他最深入人心也是最成功的塑造。有人认为，这个人民公仆的长相不够威武，不足以把秦始皇那种盖世武功表现出来，仿佛提问的人的确见过嬴政，是个身高丈二，眼似铜铃，口若悬河，寸筋铁骨的威猛之士。陈导演只好说史书上的始皇帝并不威风，甚至有些卑琐，龌龊，相较而言，李雪健可以算得上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了。陈导演的话可谓风趣，但透着一些无奈，仿佛是一则黑色幽默，令人警醒。我实在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建立丰功伟绩的人均是这种形象？是史书记载，还是民间传颂呢？其实，对于秦王来说，他南取百越，北却匈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伟大之处或说超出常人之处是他的头脑和魄力，这与身材长相恐怕没什么关系。在几世纪前的法兰西历史上也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都叫他小个子拿破仑，对于这个称谓，我们是比较接受的，想来番邦异地的伟人都是小个子，我们的英雄则要高大威猛些？这是多么可悲又可笑的自大加常规思维，寻其根源，恐怕与黔首们俯地叩首的习惯不无关系，当然，历史上也有个叫‘高大全’的人是这些固定思维的集大成者。
几年前，东北小品风靡全国，涌现了几位代表人物，比如说赵本山和潘长江之流。此二人的确深入人心，如果想无聊的话，不妨听听他们的嗑儿，也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陈导演用这两人客串了片中的角色，人们看上去总觉得与片子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陈导演解释说在他的心中只有演员的概念，而没有喜剧演员的叫法，也希望观众们不要把演员类型化。他并且举出了美国汤姆．汉克斯的例子，在阿甘之前，汉克斯是美国标准的喜剧明星，看过「穿一只红皮鞋的男人」和「美人鱼」的人也许会知道这点。但在他出演阿甘这个角色的时候，美国影院中也并未发出哄堂大笑的声音。美国观众在欣赏影片时注意的仅仅是阿甘这个人物，而不是汤姆．汉克斯的背景，当然，银幕下又是另一回事。陈导演的话的确是金石良言，姑且不论潘赵二人在片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单想到中国的许多类型演员，他们之所以没有勇气扩展自己的戏路，恐怕的确是为了迎合观众的一贯印象，展示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只能是一种奢望了。若中国观众始终如此，我想现代最受其害的人莫过于小燕子，更深一步说，中国电影若象演员那样去一味地迎合具有定式思维的中国观众，我则对中国电影的未来表示失望。
在此片中，除了秦王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荆轲，无疑，他是个悲剧式的英雄，那首“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千古流传。有许多人都认为易水别离的场面不够悲壮，显示不了壮士荆轲那慷慨赴义的决心。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理解，陈导演的理解与大众不太一样，这是可以允许的。固然这样处理是个人观念占了上风，但从故事情节角度来分析，这种处理也并非不妥。我不知道陈导演回答这个问题时是否考虑到情节发展的因素，因为他只是说自己的理解并不是那么悲壮。我认为在易水河畔，荆轲告别燕子丹与赵夫人，他虽是怀着必死的决心，也是抱着必胜的信念而去的。此时，他已经不单纯的是为燕子丹或赵夫人做事，他头脑中想的是为民除害，杀掉那个凶残的暴君，使六国百姓不受涂炭之苦，如此有意义，又可名垂青史的义举，何来悲壮？我们头脑中的悲壮是因为已知壮士失败了，由于这个失败而悲壮，即是将结果放到前面去体验情节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不合常规的。欣赏艺术应该先将小脑清洗干净再进行，空后才可有灵。难道故意作个悲壮的场面好为后来的失败打下伏笔吗？中国足球队在出征各种比赛前都有个誓师会，若搞得悲壮点，岂不可笑！
把这几个问题拿出来谈谈，是为了说明艺术需要用新的眼光去鉴赏。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拍不出好的片子，仿佛责任都在编导们。也许这是事实，因为的确拍了许多简直不是电影的电影。但中国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创新色彩的好影片，但又有多少观众光顾影院呢？我无意责备观众，并不是观众没有错误，比如此类的老眼光，定式的思维就是不小的错误。但我也知道观众是上帝，这也是没有错误的，只不过悲哀了点。
记得日本已故的导演黑泽明曾说过这样的话“日本人对日本影片是非常挑剔的。我们日本人对自己的东西考虑得太少。为什么我们不维护我们的影片？我们在怕什么呢？”黑泽明三十年前的困惑竟然是我们现代的困惑，甚至还没有成为困惑，这不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吗？的确，无论是观众，影人，还是审查部门，他们对中国影片的挑剔是应该的，可惜的是，他们用定式的眼光在制造许多框架，这样搬石头砸脚的举动未免过于滑稽而令人耻笑了。我们可以想想「刺秦」另一个版本在日本的影响，恐怕这时用一把利刃刺进自己大脑的行为是再好不过了，那瞬间的快感一定很强烈，也很刺激！
关于影片
中国第五代导演中最著名的两个莫过于张艺谋和陈凯歌。最近，二人的新片恰好走了两个方向，《一个都不能少》是小题材，却讲述了一个大问题；《刺秦》则是在大题材中阐述了一个小问题。
看完《刺秦》给人的感觉仿佛不是日本投资中国制作，倒象是美国投资日本来制作的。我们都知道，或说都有体会，日本影片对人性的探讨是非常深刻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有这种感觉。难怪陈导演在座谈会上这么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只学到了人是难分好坏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大堆好，在好中间隐藏着某些坏；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的坏，在坏的里面有极力想迸发出来的好，艺术表现的就是这隐藏的坏和想迸发的好。
北京电影学院的某位老师评价《刺秦》时说，陈凯歌的确将他所学到的人性理论建立起来了，但缺少人物性格的堆积。这位老师的话很有一针见血的力度，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秦王的软弱，荆轲的自负，赵夫人的幼稚和嫪毐的深情，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观念之外的性格特点，但由于细节没有作铺垫，我们看到时会有种突兀的感觉。当然，该片的素材带是四个半小时，我们并不知道陈凯歌到底剪掉了什么，为了迎合什么。
可贵的是，陈凯歌在塑造人物多重性格的同时，并未忘记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就是把轻与重分得相当清楚。秦王的凶残，荆轲的侠义，赵夫人的善良和嫪毐的狡诈都被塑造得很好。其中，就我个人的意见来看，嫪毐的形象是最为成功的。一直以来，这个人物就在人们的唾弃声中存在着，淫乱宫闱，一个纯粹的无耻之徒。但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类似于小丑的人物能够在宫中生活那么多年必然有其过人之处，王志文将这个奸诈，深情，又始终无法作回自己的人物演绎得惊心动魄。陈凯歌在嫪毐这个人物身上，用最现代的理念去推翻或说打碎封建的所有制度，包括爱情伦理观（略有些畸形），君臣观，甚至自由人权的问题也有所体现，这个亦正亦邪的人物恰恰是艺术的闪光点，众多观众在关心荆轲与嬴政的时候，忘记对这个形象的深刻探讨，真是有些可惜。
在观摩影片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古代的人怎么都这样？”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尖锐的，也是不易回答的，可惜说话的人没有向上面递条子，否则倒可以看看陈导演是如何回答的。在「刺秦」中，每一个人都十分戏剧化，中国观众一般不容易接受，尤其是秦王，嫪毐和燕子丹几个人。是陈导演的表现手法过于失真吗？我认为并非如此。这几个人物显然是演员刻意如此演绎的。我们看赵夫人就没有这样疯疯癫癫的表现，原因是她不象那几个人一样处在心灵生存的边缘，内心很单纯，没有受到各种各样的折磨。我想，陈凯歌这么塑造那几个人物显然是为了表现人物作为人的内心的冲突。秦王为了统一六国不得不抛弃他本人不愿意割舍的感情，包括亲情，爱情以及怜悯；嫪毐在前面已经谈过；至于燕子丹，被囚禁多年，虽无酷刑之苦，但耻辱贯穿着他的言行。当然，我们还能看见荆轲在刺秦时疯癫的举动，那也是属于特定环境的特定表现。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影片五个部分的小标题，可以说，这些标题已经告诉我们该片的主旨就是塑造人物。诚然，每部电影或每部小说都可以说是在塑造人物，我们也只好关心那些特点突出的作品。本片刺秦仅仅是个线索，主题似乎也不是十分明显，情节更是观众所熟识的（虽略有不同），剩下的就是对人性的阐释，这也是最重要的，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来演绎陈凯歌的人性理论，可能却有些诱人之处。总的来说，「刺秦」在人物塑造方面是成功的，也是很见功底的，犹如一棵参天古木，虽高大，我们也能看清楚枝叶的茂盛，只是古木根部的土壤似乎还不够厚实。
1999年于北电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