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旗袍》关萍露的原型是不是关露,丁默群的原型是不是李士群?

关露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爱国女作家、女诗人,革命文艺团体“左联”成员、地下组织成员。抗战时期奉命打入汪伪和日本内部,解放后却两度被关入监狱。
她的一生,与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始终纠缠不清。
关露是与张爱玲、丁玲齐名的才女作家,诗歌、小说、散文都写得很好。电影《十字街头》的著名主题曲《春天里》就是她的作词:“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1939年香港,社会部副部长的潘汉年找关露谈话,南方局要她返回上海,潜入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了解李士群的动向,同他建立联系,争取、利用并适时策反李世群。
原来,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也是我方优秀的情报人员。南方局原本是要派胡绣枫去执行这项任务的,但由于当时胡绣枫在外地执行重要任务而无法分身。于是,她就推荐了自己的姐姐关露。因为关露与李士群也同样熟识。关露明白,自己将要面临的不仅仅是可能付出生命的危险,更艰难的是要忍受孤独和世人的唾骂,甚至毁掉自己一生一世的声誉。
关露返回上海后,先在电话中对李世群说:“我失业了,生活出现了困难,想请你给我找个职业。”狡猾的李士群对关露的突然联系,表面并无异样反应,甚至异常热情地派人开着自己的高档轿车去迎接关露。
李士群先是带关露参观了76号。76号里站满了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特务。那些阴森的楼道里,每个房间里传出来的都是此起彼伏、哀嚎不断的惨叫声,着实让人毛骨悚然。
关露问李世群:“为什么带我来看这个?那些哀嚎的都是些什么人啊?”李士群笑了笑说:“这些都是军统分子!”随后凑到关露耳边轻声说:“我可是一个赤色分子都没抓啊!”说完便狡黠地看关露会作怎样的反应。
聪明的关露此时明白,李士群是在试探她。她想:来到这个“魔窟”潜伏,要多听多看少说话。绝不能让李士群这个老狐狸察觉到什么异样。于是,关露平静地没有作任何反应。李士群经过此番试探,并没有发现什么疑点,他初步对关露放下了戒心。
从那之后,关露聪明自如地应对李士群,慢慢地成为了李士群家里气质高雅、举止浪漫的常客。她带着作家独有的清新脱俗,自然而然地应付着场面上的达官贵人。李世群也因此而感到,关露这位特殊的客人,在那些低俗庸碌的交际圈里,给自己的脸面增光不少,所以逐渐消除了对关露的怀疑。
关露经常出入李士群家的消息,也逐步流传开来,汉奸的压力也开始影响着关露的生活。一次,关露在大街上看见了昔日亲如姐妹的女演员蓝兰。蓝兰像见到了仇人,用非常鄙夷仇恨的目光恶狠狠地瞪着关露,然后轻蔑地哼了一声便扭头走开了。关露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成为了人们眼中的汉奸,心中感到无比地难过和熬煎。
关露在76号潜伏期间,利用李士群的关系获得了不少对抗战有利的情报。其中,包括太平洋战争、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进等一系列重要情报,既避免了我方我军的不少损失和人员伤亡,也为盟军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重要情报。
1941年,组织上决定让关露离开76号。关露满心欢喜地以为终于熬出头了,组织上又要她打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报道部联合创办的《女声》杂志社,为我方提供情报和日本国内的动态信息。
于是,关露又再次开始了新的潜伏。1943年7月,主编佐藤俊子通知关露作为《女声》杂志社的代表,前往东京参加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她深知,如果参会这个消息一旦公诸于世,自己汉奸文人的名声就更加坐实了,所有人都会认为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但站在国家和人民的角度上去考虑,她又不得不去。
关露从日本回国后,《时事新报》刊登了她在日本参会的消息。其中的一段话,更是让她震惊万分:“关露的一生,前后判若两人,她之附逆,即非利诱,也非威胁所致,完全是自甘堕落,自愿出卖灵魂!”她满心委屈,却无法辩白。
在这最熬煎的日子里,唯一能使她感到慰藉的,便是远方恋人王炳南的来信。在那被人误解的艰难岁月里,相互的书信联系,就成为了关露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
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但关露却上了国民党的锄奸名单。组织上为了保护她,将她转移到淮阴的新四军解放区。当时新四军正在开展干部审查。关露到达的第三天,又被列为审查对象而失去自由。
1946年初,王炳南随周公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他想去苏北找关露结婚。但领导却劝他说:“关露是一位好同志,组织上是了解她的,但社会上一时还不知道真相。你现在担负外事工作,需要经常抛头露面,与关露恋爱结婚,是不合适的。这在社会上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对事业不利。”
不得已,王炳南最终只能忍痛写信给关露断绝关系。收到王炳南寄来的分手信,原本就已经不堪重负的关露,内心彻底崩溃。
1955年,潘汉年、杨帆被捕。作为潘汉年与李士群会面的牵线者,关露在劫难逃,也被关押到功德林监狱。直到1957年3月底,关露才被释放。但对她的审查报告结论是:“并未积极为组织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作用,因没发现有其它罪行,所以不以汉奸论处。”

1967年7月,关露再次因为潘汉年案被关押到秦城监狱。她曾想到自尽,但不甘戴上“畏罪自杀”的骂名死去,这是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信念。
1975年5月20日,关露被再次释放,但仍然被扣着“汉奸”的帽子。经过10年的牢狱摧残,出狱不久的关露就瘫痪了。在以前同事的帮助下,才住到香山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房子里。
关露晚年虽然异常孤苦,但仍旧坚持不断地申诉。一直到1982年3月23日收到平反通知,组织上肯定了关露的工作和贡献。
关露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支撑她活下去的唯一信念也随之消失了。活着,对于她来说成了折磨,1982年12月5日晚上,她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们在她的遗物中发现,她简陋不堪的房间里,有一个布娃娃和王炳南年轻时送给她的那张照片。

在关露的追悼会上,王炳南痛苦地说:“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原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为关露题词:“隐蔽战线需要关露同志这种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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