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天培 今年是汪曾祺先生一百年诞辰，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纪念性的文章，大都称赞先生是美食家，会做菜，善饮酒。我觉得汪先生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文学艺术。 四十年前，也就是1980年，8月间，北京市文代会在国务院第四招待所召开，我参加了。一天上午开小组会，老同学徐城北有事找我，临吃饭前，我送他回家，刚下楼梯，看见一个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普普通通的老头，从楼道里走来。城北说，那是汪曾祺，我跟他说几句话。没容城北开口，汪先生就笑着说：你也开会来了，你父母身体怎么样？城北拉着我走了过去：我没有参加会，我是来找他的。他向汪先生介绍了我。汪先生很热情地和我握手，还问我在哪一组。 城北的父母徐盈、彭子冈两位长辈都是大公报的名记者。徐盈老伯和沈从文、萧乾先后主编过大公报的副刊，汪先生是沈先生的高足，城北和汪先生早就熟悉，多有往来。午饭时间已到，人们蜂拥着向餐厅走去。城北要离去。汪先生说：甭走了，这里每餐都有富余，咱们一块吃吧。席间我和汪先生聊了几句，他告诉了我他居住的房号。一天晚上没有活动，我敲响了汪先生的房门，应声进屋。汪先生好像刚喝过酒，正半躺着休息。他挺起了身，亲热地招呼我坐，还问喝茶不。 在八个所谓样板戏中，我最喜欢的是《沙家浜》，知道它是汪先生编剧。我们谈话中很快谈到了这个剧目。汪先生说：《沙家浜》不能说是我的创作，江南一家沪剧团早就上演了，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原名叫《芦荡火种》，我们团只能算是改编。我问是毛主席把它改名《沙家浜》吗？他笑了笑，说：改编也不是我一个人，署名不是好几个人吗？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我知道那时候不提倡个人创作，很多文艺作品都是以集体的名义发表，何况汪先生又是1958年错划的“右派”。我从几位作家口中得知，京剧《沙家浜》的主要创作者就是汪曾祺先生。我为先生的谦虚发自内心的感佩。我连声赞扬《沙家浜》的成功，特别夸奖了“智斗”一场的精彩。他说《芦荡火种》的基础就好，几个演员的表演、演唱都很出色。我问：京剧原来演阿庆嫂的不是赵燕侠吗？他说是啊，赵燕侠对塑造阿庆嫂这个人物贡献很大。我又问：那为什么后来不让她演了呢？拍电影也不是她。汪先生说：是啊！样板戏的一切都是江青说了算，江青对有才华的名演员是笼络的，而且好施小惠，她送给芭蕾舞演员白淑湘、京剧演员赵燕侠一人一件毛衣。白、赵都是名角，也是有个性的演员，对江青的专横看不惯。白淑湘干脆把江青送的毛衣扔了，赵燕侠也从不穿。江青问过赵燕侠，我送你的那件毛衣我穿着很合适，你怎么不穿呢？燕侠说：我比你胖，我穿着难受。这不就把江青得罪了吗？ 我问汪先生：样板戏这一称号是江青封的吧？不是她还能有谁？其实称“样板”是不科学的，文学艺术作品，有很多品种，每个流派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有自己优秀作品和剧目，有自己的读者群、观众群。这样才能算是百花齐放，才有繁荣的局面，才能满足广大读者、观众的需要。“样板戏”唱了好多年，也没有起到样板作用，带来文艺的繁荣。十年中，八亿人民看的就是八出戏。这主要是因为样板戏的创作方法有问题，一是主题先行，二是“三突出”。所谓主题先行，就是作品还没有写，已有了主题。《沙家浜》本来写的是一个地下联络员机智、勇敢，战胜了敌人，保护了一批伤病员的故事。可是上层领导要求把它的主题改成以武装斗争夺取最后胜利，这就只能加强郭建光的戏。所谓“三突出”，即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主要人物突出一号人物，调动所有艺术手段，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既然是以武装斗争为主，郭建光就应该是最重要的人物。但戏本身是围绕着地下联络员阿庆嫂展开情节的，演郭建光的谭元寿唱得再好，演得再好，也没有阿庆嫂的形象丰满、生动、感人。往往是为了把第一号人物写得高大、完美，就脱离生活，按照领导人的意图去生编硬造，去拔高，写出的人物只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一类，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朋，没有个人生活，就是一心一意忠于领袖干革命。乍一看，还挺惊人，但低头一想，就会问自己，这样的人物生活中存在吗？答案是不太可能。这样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就淡薄了。当然有些人看了样板戏还是鼓掌的。 汪先生声音不高，缓缓而谈，对自编的已名扬全国的样板戏谈出缺陷。我学到不少文艺知识，更感到先生的可爱、可敬，他是位很严肃的作家。 近二三十年来，文学界、出版界对我国近现代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多次评选，无论有无读者参加，汪先生的名次都仅在鲁迅先生之后，和巴、老、曹、茅及乃师沈从文先生并列。许多内行都称汪先生是大师级的作家。以前我觉得汪先生的作品比较少，又缺长篇巨制，能和那些写了几百万、上千万文字，早已闻名国内外的大作家相比吗？近来我反复看了汪先生的两个文集，还多次通过电话向专家请教，深受启发，《受戒》《大淖记事》这两个名篇早已被专家和读者视为了不起的作品，就不必说了，《王全》《七里茶坊》两篇小说中的人物也是感人至深的。我长期在农场工作，汪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后，下放到张家口地区一家农研所，实际上也是农场，我们平日所接触的人是相似的，都是农业工人。读汪先生描写农场生活的作品，倍感亲切，《王全》中的王全，是个大车把式；《七里茶坊》中的老刘，是个淘粪的，还是个临时工。他们既不是党员、团员，也不是劳模、干部，也算不上积极分子，有时还自觉不自觉地说些不合时宜的风凉话，诸如嘲讽一时盛行的浮夸风，对物资紧缺不满，但他们都热爱农场，工作主动认真，关键时刻自然地显示出他们的高贵品质。王全对偷饲料者深恶痛绝，忍无可忍，打了对方一顿，本来应该受表扬的他成了批判对象。老刘和作者等四人去城边七里茶坊淘粪，他不怕脏，不怕累，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虽然他对买不着酒和猪头肉一类有抱怨，但一听说同事小伙因缺钱买彩礼对象要吹，立刻掏钱相助，解决了小伙的困难，成全了一桩婚姻，而他个人还没有老婆。先生这两篇文章都源于生活，写得自然、流畅。人物性格鲜明生动，充满了人情味儿，概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让人读了觉得很真实，既感动又得到艺术享受。 专家们和内行读者都认为，汪先生的作品虽然不多，但都是从生活中来，表现手法自然而高妙，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翻译成何种文字，都是艺术品，都没有过时之说，都受读者喜爱。 汪曾祺先生作品不少都是在朋友或编辑的推动、请求下写成的。他不想成为文学巨匠，但他确实是文学巨匠。他在文学史上，必将有其应有的地位。 ——2020年8月21日《北京日报》（第14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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