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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TO PARADISE 是去年11月出版的一本讲述科波拉电影生涯的纪实书，作者Sam Wasson在写作过程中有幸与科波拉交流与相处，并于2022年《大都会》开拍前后观摩了影片的准备工作与一段时间的拍摄。本文摘译自此书中提到《大都会》的部分，也有一些暗示《大都会》灵感来源的部分，包括他的制片公司American Zoetrope的理想主义运作模式，以及激发他创作的书籍和艺术形式等。有一些很具体的情感来源，或许在40年后的今天，已经不再像80年代他刚刚写就Mega初稿时那样强烈，如今科波拉作为一个老者，对世界现状的关注、理想中的愿景早已超越了自身的情绪释放，但此文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观察，窥见他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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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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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节：The Francis Ford Coppo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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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自然为基准的世界中，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与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是一个将经历生、老、病、死的人类。但是作为电影人的科波拉，他生活在以想象构建的崭新的世界中，每个世界都是他和其他人重新创作的实验室。从1966年的长片首作《You're A Big Boy Now》开始，科波拉发起了一个庞大的、终身的实验性自我创造项目，在情感上、经济上，很少有电影制作人能负担得起，只有他能做到。通过他的公司——American Zoetrope, Zoetrope在希腊语中是“生命之变革”的意思(life revolution)——所具有的艺术与社会的独创性，他可以将那些固有的电影制作、商业、电影技术和自然的资源聚集在这一舞台上。没错，Zoetrope的本质就是一个大舞台，一个类似于他所创造的角色的世界。正如《现代启示录》的拍摄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Zoetrope风格的电影制作——他发动了一场对电影的战争：“我的电影制作技巧，即是尽可能地将拍摄的经历转化为剧本中的世界的经历。” 创造经历，重塑经历，以经历重塑自我，这即是Zoetrope人的人生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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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上的完美从来不是科波拉的巨大的试验场(American Zoetrope)的组成部分。学习、成长，甚至是死亡，对他来说更为重要。 还有冒险。 …
[此文段写于2022年8月]即将投入拍摄的《大都会》是科波拉心中的热情所在，是他暗自思索、博弈、添砖加瓦、改往修来长达四十年的一个故事。 整整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间，这个故事不断演变着。 科波拉自己也在不断地演变，他导演的作品也是。《教父》以经典厚重的风格拍就；《现代启示录》将他引入超现实的大门；《旧爱新欢》则是戏院舞台的再现，而《吸血惊情四百年》中他仿佛一名古董商人，尝试了老电影制作中的现场特效。但是，他的标志性风格是什么呢？这位从处女作至今已经在电影界摸爬滚打了六十年的导演，终于可以通过《大都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 《大都会》是一个关于乌托邦的故事。一个与它的作者一样，具有远见卓识而永不妥协的故事；是科波拉迄今为止最烧钱，也最私人化的项目。正是由于这样的特质，以及许多其他原因，让《大都会》几乎成了不可能拍出来的电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科波拉的公司American Zoetrope破产。他因此走上了还债之路，导演了许多他根本不想做的项目。就在这时，他读到了《Twelve Against The Gods》中喀提林的故事。用科波拉自己的话说，这部书里的人物“是逆时代潮流而进的伟人”。塞尔吉乌斯·喀提林是一位罗马战士、政治家，在试图变革、重建古罗马时失败。科波拉在他身上找到了共鸣。科波拉想，如果被史书称为失败者的这位喀提林，对罗马共和国的愿景反而更好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一直被《大都会》的念想萦绕。这部影片之于他，如同一位情妇，一个梦幻。他收集关于古罗马的研究、新闻事件、政治漫画，把它们收藏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在酒店里，在飞机上，在他位于纳帕家里的工作室中——一个原创故事就这样逐渐成型。它有着《源泉》[小说，安·兰德]《建筑大师》[戏剧，易卜生]的影子，并与历史、哲学、传记、文学、音乐、戏剧、科学、建筑、以及他半辈子的学识和想象交织在一起。但是，科波拉又不仅仅是在写一个故事；他是在创造一座都市。正如标题所讲，一座大都会，一个完美的超级城市。通过他在自己的乌托邦——即制片公司American Zoetrope——的实验性政策，他将其模式提炼出来，为这座大都会赋予了如下特点：仪式感、庆典与个人进步，城市的发展则由创造力来推动；这是当然的事。而巨大的企业与正治利益，这一点他也很清楚——主要是由人性的贪婪推动的。而贪婪具有毁灭一切的巨大力量。 经过多年耕耘，《大都会》里的角色被他逐渐完善，形成了一部成熟的电影剧本。科波拉甚至曾经想把它做成广播剧，或者写成小说。几十年来，他像一位四处流浪的古代水手，带着大都会的本子，在制片厂的办公室之间游走，讲述大都会的故事，期望着能拿到投资，或者找到愿意出演的明星：罗伯特·德尼罗，保罗·纽曼，拉塞尔·克劳...如今，科波拉与他的《大都会》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在电影学院的学生与制片厂的经纪人之间传颂。2001年，科波拉用他酒庄的收益作为成本，几乎要把《大都会》真正变成一部电影了。在纽约的片场，他已经拍摄了长达36小时的素材镜头。但是，9/11事件发生了。在那之后，他停止了电影的制作。世界突然发生了巨变，他也需要时间来跟随着世界的步伐继续改变自我。 他把《大都会》剧本拿给芝加哥大学比较神话学教授Wendy Doniger，Wendy向他推荐了米尔恰·伊利亚德[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没有青春的青春》。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垂死的老学者因无法完成一生的研究而绝望，可他被闪电击中，返老还童，并继续自己的研究。科波拉也如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恢复了活力，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这是他十年来再度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他又开始像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一样，不停地拍摄影片——2009年的《泰特罗》，2011年的《从此刻到黎明》——都是小规模低预算的影片。他默默担心着像《大都会》这样一部形而上学的、德米尔(Cecil B. DeMille)式的史诗大片，对他来说是否太遥远、太难于掌控了，是否永远只能是他的一个梦想而已。毕竟，“乌托邦”这个词，意思就是：不存在的地方。
...歌德与赫尔曼·黑塞，是科波拉的两个重要的智慧来源。
2. 章节：THE APOCALYPSE
· 科波拉的“超级计划”《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 电影概念（被认为《大都会》一部分是脱胎于此）： 在科波拉的设想中，电影版《亲和力》的规模要比《教父》和《现代启示录》还大。它将由——不只是一部、两部——而是四部电影构成。他把《亲和力》称为“我的超级计划。”他本想在《旧爱新欢》拍完后就投入《亲和力》的制作。《亲和力》讲述一位导演和他的妻子的故事。故事中导演在日本拍摄《亲和力》这部电影，同时在剪辑另外一部刚拍摄完成的电影，即《旧爱新欢》。科波拉说：“《亲和力》的第一部分将设定在美日两国刚开始互通有无的时期，第二部分将设置在二战后，第三部分将设置在1960年代——要有三岛由纪夫同性恋酒吧场景——第四部分则是科幻的，设置在未来。科幻的部分主要讲的是美日两国向宇宙发送一台齐柏林飞船那么大的巨型太空望远镜，它具有见证宇宙诞生的惊人能力。在电影进行到最后差不多十分钟的时候，就将展示到达太空的望远镜中所看到的宇宙起源。” 这就是科波拉成立Zoetrope工作室的原因。在那里，没人能对他说“不，你不可能拍摄一部由一本讲述了跨越十个世纪的爱情悲剧的19世纪古典德国小说改编的长达十二小时、分为四部分、融合了戏剧、古典文学、电影与舞蹈艺术风格的作品。” 《旧爱新欢》彼时将仅仅是《亲和力》的一个部分。这部超级影片将有十六小时长。
· 被认为是《大都会》一部分灵感来源的歌舞伎： （《旧爱新欢》制作前期）科波拉去看了歌舞伎表演。他完全沉浸在了戏剧表达的抽象元素中，那与电影拍摄的现实主义相去甚远。歌舞伎台词像是一种高度编码的梦境语言，充满了隐喻与历史的虚无。在西方，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哪怕音乐剧和歌剧也不是。看得入迷时，他产生了“一种拍摄现场音乐电影的冲动，这是一种全新的电影形式，有点像歌舞伎，里面有很多元素，有演员，有舞蹈、歌曲，有布景的元素，每个元素都各司其职，尽其所能为完整的故事服务。”
· Zoetrope公司对于科波拉的意义（被认为是《大都会》男主角色蓝本的感情支持）： ...他的最初的，最珍爱的，也是最大的梦想，是整个好莱坞的从业者自从产生独立电影想法以来，最宏大的梦想。如果这个梦想能够实现，他们就可以彻底逃离好莱坞的束缚；或者，好莱坞追随他们的步伐，他们就成了改天换地的领袖，好莱坞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能够彻底改变电影行业。还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呢？Zoetrope将成为所有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之家——作家，演员，雕塑家，舞者，画家，科学家，甚至是那些还未发掘自我、并且没有机会发掘自己身上的创造力的普通人的共同的家。Zoetrope将成为一片绿洲，一个向所有人敞开大门的自我发掘与庆祝创造力的天堂。如果能有理想的资金支持和想象力，还有什么能阻止Zoetrope将美国、甚至是这整个世界的思想重新构建成一个一体的、跨度长达一生的、充满活力、爱与冒险的波西米亚人式的星球呢。
...1984年3月12日，科波拉完成了《大都会》的剧本初稿。
3. 章节：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嗡嗡的轰鸣声在亚特兰大的某间工作室的万尺高空上回荡。这里是“新罗马”，是《大都会》中的那座梦想之城；这些嗡嗡的巨响是四周360度环绕的百万盏LED灯发出的。在如今的电脑科技操控下，这些灯能够轻而易举地营造出金色云层中摩天大楼外粉蓝色的日落的布景。 镜头之外，此时是2023年。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已经八十四岁了。他独自坐在拍摄用的舞台旁边。他穿着正式的西装领带，在他的领口别着一只粉色的玫瑰胸针，那娇艳欲滴的颜色与布景里新罗马天空中粉色的云霞相映成趣。如今他正是像这样开启他的一天：早早地来到片场，再想想《大都会》。他已经想了它四十年。不过一个好点子永远不会嫌太晚。 “你看，这部电影不是靠我拍的，”他说，“它在自己成形呢。”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嗡嗡的响声像是思考，也像是在回味；更像是在等待：The Volume虚拟制作技术。在发展日新月异的电影技术中，只需要简单地按下一个按钮，天堂、地狱，以及其间的一切，都可以跃然银幕之上。 因此，科波拉选择等待。他已经等待了四十年，并花费了自己的一亿美元，他并不着急。他卖掉了自己的酒庄，因此他便可以不用在制片厂派来的制片人的催促下喊“Action”. 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电影，为了他的未来愿景；因此他可以——至少就像这样，独自坐在片场，凝视着电子屏幕绘出的苍穹，轻轻地点着头，让他自己的想法以舒服的节奏在脑海中穿梭。他并不着急。 “我太开心了。”他张开双手说，“这会给我带来麻烦的。”
失去Zoetrope工作室之后，科波拉负债累累，不得不为了还债拍些乱七八糟的电影。在这期间，他一直都在记录自己梦想的破灭。1985年12月，也就是他的Niebaum Coppola酒厂经过近七年的酿造推出第一款Rubicon葡萄酒的那一年——他积累了五卷笔记，这些笔记构成了《大都会》的情感基础。（以下是原版剧本摘抄 --译注） “从1972年到1979年间，喀提林(拉丁文写法Catilina)在那些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的疯狂的日子里失去了他少得可怜的财富。”科波拉写道。在他心中，Zoetrope也是这样从他的手中流走的。“那是设计部最雄心勃勃的岁月。喀提林计划以包豪斯学校为蓝本，用一所学校将设计工作室与建筑公司联结起来。除了学生们用的公园与咖啡馆，教学用的放映室与图书馆也开始占用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他自己工作所得的金钱根本不足以支付这一切。他像管理一个戏剧夏令营一样经营着这家建筑公司，大家彼此相亲相爱，合作互助。” “他现在没有朋友了...哦，对了，现在有些[从他的学校毕业的]建筑师混出了名头。他会在莫迪默酒吧或牡蛎屋撞见他们，然后他们会狠狠地拥抱他，臂膀是那样用力，这样就能让他感觉到恩重如山的力量。他们现在都在跟他过去的大客户做生意，高贵富有、名气响亮，而他只能在最脏最辛苦又微不足道的活计中苦苦挣扎。这让他产生了一种非常异样的感觉。他尽量不让人们听出他情绪低落或者伤心。那些人听起来是那么高人一等，假惺惺地斥责媒体对设计部的不公抹黑...但他们越是安慰他，越是把他当成一个没过气的有名建筑师，他就越觉得自己过气了。这让他的心中充满了一种酸涩的羞耻感，那种一年级小孩当众尿了裤子的羞耻感。每个人都盯着他，嘲笑他，甚至做得太过火了。这是当今社会最严重的罪孽，无论在哪里，当着谁的面，都要受到惩罚。在十大最差排行榜名列前茅，在高档的宴会场合受到冷遇，银行信贷降温，前下属的冷眼相对。但他能忍受羞辱、脏活儿、嘘声和差评。他无法忍受的是金钱的枯竭。”
… 就像乔治·卢卡斯在《彩虹仙子》片场当学徒一样，如今，在《大都会》的拍摄现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学徒：有来自欧洲的，有来自北卡罗来纳的。科波拉让他们每个人都为电影和其中的卫星计划集思广益，贡献点儿什么东西。有的人拍摄了音乐视频；有的人做出了一段表演；还有一些是科波拉多年来的笔友，他们在帮Mike Figgis拍摄《大都会》的幕后纪录片。在拍摄间隙，科波拉来到他们之中，让他们听到、看到影片的画面与其中的思想。 “你想要一百万美元还是一百万个朋友？”科波拉问道。“好好想想。一百万美元能干不少事儿。” 在粉蓝色的电子天堂的包围之下，他给其中一位年轻的朋友讲述《大都会》的故事，以及他想要拍摄这部电影的原因。说完后，他让她提问。问什么都可以，关于《大都会》的故事，关于未来，关于我们如何能构建一个更好的、能更好地保障人类的基本优先事项的城市，在其中学习、创造、发展、庆祝... “在您设想中的未来，人们还用工作吗？会有战争吗？”学徒问道。然而，这些问题也正是科波拉在问自己的。 “你恋爱过吗？” 她说，嗯，恋爱过。 “抬头看，”科波拉指向高高的横梁。在那里，两位演员所扮演的角色正在梦想之城的天空下拥吻。“这就是跟你的爱人初吻的感觉。这样的初吻，哪怕是发生在又脏又臭的地铁里，你也会感觉到自己在几万英尺的高空飞翔...就是这样的象征手法...” 那个男人是亚当·德赖弗，他扮演主角喀提林，建筑大师。女人是娜塔莉·艾曼纽尔，她扮演茱莉亚，是男主角死敌的女儿。 “我不让他们吊威亚。这是很重要的。”科波拉补充道，“我要让他们有那种‘我随时会坠落’的实感...”
… 1988年，科波拉来到罗马的奇尼奇塔，这个城市让他想起他的老工作室。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他那关于未来的梦想能在这里生根发芽吗？ 奇尼奇塔的技术总监Ettore Pasculli表示：“我们很想与科波拉合作，帮助他完成他于Zoetrope开始的重要实验。” 那是《大都会》的第一版尝试：成本3500万美元，将在奇尼奇塔的工作室舞台上以索尼高清视频形式拍摄。科波拉说，这将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愿景，”一个“生活中的首要任务是仪式、庆典与艺术”的乌托邦。 这部电影最终没有拍成。 科波拉说：“我不认为我的这个梦想会实现——我梦想着拥有像其他公司那样的一家真正的公司...”他想着，或许索尼“可以在老的米高梅场地那儿建立一个真正的梦工厂，”毕竟他们拥有着先进的电影技术。“我认为我们未来的命运就掌握在有高科技的人的手里，”他说，“那些繁琐的工作由高科技来完成，”我们只需要创造艺术即可。
… 在亚特兰大，即将在《大都会》中生活的科波拉，正在为电影剧组建造一家小型的酒店，距离拍摄地的工作室——即他的主角喀提林建造未来都市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这间酒店的方方面面都像是喀提林梦想中的完美社会，是新颖的，不断进化的，理想主义的；这里将有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卧室和餐厅，剪辑与后期的设备，演员的试衣间，以及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的放映室。尽管这个建设还没有最终完成——在即将成为大厅的地方仍然需要戴安全帽——不过，科波拉和他的小小团队，在整个《大都会》拍摄和制作期间，都将在这里生活和工作。
… 科波拉的酒庄一直在发展壮大，已经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收益和巨大成功，但是科波拉最想做的还是回到初心——当导演，抛头露面，交流协调电影的一切——通过电影艺术拯救内心的自我。新千年到来了。科波拉的酒庄年利润估计略低于1亿美元，那部他魂牵梦绕的电影《大都会》呢？他仍然觉得离他很遥远；也许，就像乌托邦一样，最好还是把它留在想象的世界吧。因此，他把《没有青春的青春》《泰特罗》《从此刻到日出》三部曲看作是“导演生涯某一阶段的终曲...一场‘自我毁灭'的行为”。抛开所有他所谓“电影知识”的层面，他做到了：虽然这三部电影没有在大众中取得成功，但作为一个个人实验，他恢复了对电影的热爱。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让他活了过来。最终，他又成为了电影作者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就像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一样，他并没有靠“艺术”作为一个行业来谋生，而是用自己的商业帝国——葡萄酒、餐饮、酒店行业来赚钱，把所得拿来用于艺术创作。这实现了Zoetrope最初的梦想：在体制外拍摄独立的、私人化的电影。四十年后，他仍在警诫自己犯下的“致命错误”：提出了电影制作方式的最雄心勃勃的变革方针，却没有坚持做下去。这是他人生中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以自己设想的“现场电影(Live Cinema)”的方式拍摄《旧爱新欢》。“还有一个遗憾，”他说，“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这一代优秀的电影人没能为后代留下更好的条件。” 2015-2016年，正如他数十年前所预料的一样，好莱坞被电子化浪潮席卷。他终于兑现了《旧爱新欢》时的承诺，在现场影院做了两个概念性的实验（Distant Vision --译注），都取得了成功。他在2017年出版了《现场电影及其技术(Live Cinema and Its Techniques)》一书，希望能够为子孙后代提供一本入门读物。 亚当·德赖弗和娜塔莉·艾曼纽尔被导演叫来协商他们的吻戏走位。那是仿佛钢索一般的悬挂在数字天际线上的纵横交错的横梁。情节是，娜塔莉带着鲜花羞怯地走近；亚当将她揽入怀中；带着跟LED粉色天穹相呼应的幸福心情，他们将热情地接吻。但拍摄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她的高跟鞋怎么在狭窄的横梁上走，满地的电线怎么处理，他个子太高了，他们怎么才能保持平衡？该把横梁降低些吗？或者让他们把台词说快点？ 在对横梁高度做出简单调整后，演员们把场景再过一遍。他们笨拙地挪动着，跌跌撞撞，然后烦恼地往下看着，期盼着导演给出意见。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科波拉坐在数字云层之中，向上望去。“我不在乎这场戏要不要花上三个小时来走位，”他的回答很平静，“如果今天拍不到这个镜头，那今天就拍不到呗。” 他所需要的一切都近在眼前。 “我们不急的，”科波拉安慰演员们道。他们能做到的。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他等了多久？他付出了那么多，比他所能付出的要多得多，而现在他走了多远？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好莱坞生涯中，没人比他探索得更远，尝试得更多。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奋斗得如此彻底。他的所有胜利与失败，都是电影的历史，是他的下一个更好的想法。他即是天堂，为那些敢于梦想的年轻人们高举罗盘，指明方向。前路的奇迹，他将与他的新朋友们一起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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