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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曹操在起兵后创立霸业和建立霸府政治的过程中，形成了谯沛与颍川两大势力集团。两大集团的形成历史、人员构成、社会地位、政治追求与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其政治地位和曹操对这两个集团的政治态度与倚重程度，在建安十五年前后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颍川集团政治际遇的变化既反映出曹操霸业的完成，同时也预示着曹魏政权未来的政治走向与政治命运。
众所周知，在汉末王纲解纽、军阀混战中逐步展露头角并最终混一北方开创“霸业”、建立起“霸府政治”的曹操，其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主要依靠了两大集团的支持：一是以曹氏、夏侯氏宗族姻亲为核心，包括许褚、丁冲、任峻等谯县籍人士在内与曹操关系密切的“谯、沛”集团；一是以颍川荀氏、钟氏、陈氏等士家大族为核心，通过宗族姻亲乡里等关系相联结，在特定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下结合在一起的“颍川集团”[①]。这两个集团的形成特点、价值取向及其政治际遇，直接决定着曹操霸业的成败和曹魏政权的兴衰存亡。本文在前哲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个集团的形成及其政治态度的变化，稍作考析，略献芹议，敬祈方家指正。
一
曹操集团的形成不是在短期内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形成过程。从时间和地域划分，曹操集团主要分四批由四个地域的人员所构成：兖州谯沛籍本乡人士、豫州颍川郡士人、冀州地区士人和荆州地区流寓士人。
其中第一批人员就是被号称为“太祖旧臣”的兖州起兵阶段的人物，以曹操本籍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的宗族姻亲诸夏侯曹氏以及因各种原因最早归属曹操的人物为主，核心成员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休、曹真、曹纯、许褚、李典、典韦、于禁、荀彧、程昱、戏志才、韩浩、史涣、王必、卫兹、毛玠、任峻、枣祗、乐进、吕虔、、满宠等。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谯沛集团核心成员。这些人中如戏志才、荀彧、枣祗等少数人属于颍川籍士人，他们应该归属于颍川集团，韩浩则是河内籍士人。总的说，“谯沛集团”社会出身不高，多为能征善战的武将。
谯、沛地区是曹魏政权的“帝王故里”。曹操起兵时，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诸夏侯、曹氏，纷纷率领各自的宗族姻亲佃客部曲及生活无着的乡民投入曹操军中，成为曹操创业过程中的一支骨干力量。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他们不仅是曹操最得力最信任的战将并委以政治军事重镇留守、领郡、募兵等重任，而且也是曹操所建立并亲自掌握的中军之中的核心将领，如曹纯、曹休、曹真等都分别担任过中领军、中坚将军、中护军等亲军要职。而像许褚、典韦、韩浩、史涣等虽非诸夏侯、曹氏成员，但大多也属于谯沛籍人士或曹氏亲信。至于曹操军事集团中的中下级将领，谯沛籍成员更多。《三国志》卷十八《许褚传》云：“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军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仅许褚部下拜将封侯者就如此之多，整个曹魏军事集团中的谯沛籍军官之多可以想见。正如史学家陈寿所指出的那样：“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惇、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1]（ P305）由此所形成的“谯沛集团”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是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和曹魏政权有着极为密切的血缘宗亲关系。根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世语》记载，曹操之父曹嵩本为夏侯氏之子，夏侯惇的叔父，因此，曹操与夏侯惇为从父兄弟。而在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葬中曾出土了一批字砖，其中一块刻有“夏侯右”三字，年代为汉桓帝建宁三年（170），由此可以证明夏侯氏与曹氏确有血缘宗亲关系[②]。而到了诸夏侯曹氏的下一代，互为婚姻的现象更为明显，如，曹操之女清河公主嫁给夏侯惇之子夏侯楙，夏侯渊与曹操为连襟，其子夏侯衡之妻为曹操弟海阳哀侯之女，而夏侯尚的妻子则为曹真之姊。
二是如前所述，其成员绝大部分集中在军界，既是曹操统一北方、开创“霸府政治”的军事中坚力量，尔后又逐步掌控了曹魏政权的军事大权。因此，“谯沛集团”的成员与曹魏政权具有广泛的利益契合点。他们在军队中拥有绝对势力，在政治上都是曹操以及曹魏政权的忠实亲信和政治上的绝对支持者，当然也是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攫取者和拥有者。一般来说，他们原来的社会政治地位都很低，在高门士族看来，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暴发户。而就他们的实际表现来说，也确实带有很多暴发户那种政治上天真幼稚、经济上贪婪暴劣、人品上萎缩荒淫的特点。例如，曹真的儿子曹爽就是个志大才疏、幼稚无能而浪得虚名的典型例子。在和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司马懿的权力角逐中，他之所以失败被杀，充分显示出他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当高平陵政变发生后，号称“智囊”的大司农桓范冒死投奔他鼓动他征调天下之兵与司马懿决一死战时，司马懿知道后非常忧虑，对亲信蒋济说：“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驽马恋栈豆，爽必不能用也。”果然，经不住许允、陈泰和蒋济等人的花言巧语，曹爽就信以为真，自动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还洋洋自得地说：“我不失作富家翁。”无怪乎桓范气的大骂：“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1]（P287）曹洪则“家富而性吝啬”，曹操即曾感叹：“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就连曹洪也承认自己“性无检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无厌之质，老惛倍贪。”[1]（P278）至于个人品格方面，虽说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许多士族贵胄崇尚“通侻”之风，视生活浪荡为行为放达，追求酒色为崇尚自然，但如果将谯沛籍军事贵族后代和汉末儒学高门士族名家的人才相比，便高下立见。
三是谯沛籍人才集团虽然拥有可观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政治潜力，但却缺乏深厚的儒学素养，其核心成员大多尚武少文，社会层次较低，真正称得上汉末时期儒学大家、士族名门的屈指可数。他们中能够称得上士族名士的不过丁冲、刘馥、武周等三数人而已，至于累世簪缨的儒学大族则几乎一个也没有。尤其是这一军事集团的领袖人物曹操家族，由于和宦官集团的特殊关系，使得这一集团在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方面更被世人所瞧不起。因此，谯沛集团尤其是其核心成员，骨子里都有一种自卑心理，笼罩着一团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在政治上的追求也非常明确，那就是通过依附于曹操而实现改朝换代的最高目标，从而使自己成为开国元勋、王朝新贵。
二
颍川郡，秦置，两汉相承不改。根据《后汉书志》第二十《郡国志二》的记载，东汉时颍川郡下辖阳翟、襄城、定陵、昆阳、舞阳、郾、临颍、颍阳、颍阴、许、鄢陵、长社、阳城等十七县最盛时有户二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口百四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三 。其基本辖区以现今河南省许昌市、平顶山市、漯河市所辖地区以及登封市与开封市部分地区。
曹操在给其大谋士荀彧的信中曾充满感慨地说： “自（戏）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1]（P431）要求荀彧为他推荐人才，荀彧便向曹操推荐了颇负时讥的郭嘉。在魏晋时期，“汝颍固多奇士”并非一己私见，一时之论。西晋时汝南人贲嵩不无自豪地说道：“汝颍固多奇士！自倾雅道凌迟，今复见周伯仁（周顗），将振起旧风，清我邦族矣。”[2]（P1850）十六国时后秦主姚兴也慨然而叹：“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2]（P3000） 这说明，“汝颍多奇士”是魏晋时期人们的普遍共识。确实，东汉时期地处中原而又毗邻京都洛阳与帝乡南阳的汝南郡和颍川郡地区是儒学发达、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也是人才集中之地。在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汝、颍地区的士族名士政治上极为活跃，人才最为集中。《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中所列举的党锢名士核心人物共35人，其中汝颍名士有7人，占了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号称“三君”之一的汝南陈蕃，“八俊”中的颍川李膺、荀翌、杜密以及“八顾”中的范滂、蔡衍等人，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是当时士大夫公认的名士领袖和斗士，从而得到全社会的高度评价与敬重。正因如此，在两次“党锢之祸”中，汝颍名士也受祸最烈，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好在其中的一些士族大家如汝南袁氏、颍川荀氏、陈氏等家族中的一些人在极端险恶的政治风浪中，为保全家族利益，采取了“与时抑扬”、明哲保身，向宦官集团妥协退让的策略，才使得汝颍名士“多所全宥”，[3]（P2066） 为以后的复兴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保存了相当实力。
如果说在董卓之乱前“汝颍多奇士”是当时实际政治情形的反映，但在董卓之乱后，则只有颍川地区的名士在复兴后，才真正形成为一个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才集团，而汝南地区的人才则由于政治灾难、战争动乱以及缺乏杰出的领袖人物而星散离析，流向各边远地区，从而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人才集团的资格，政治上已经无足轻重了。事实上，由于曹操对汝南士族采取坚决打击的政治方针，所以，在曹操的霸府政治中也很少有汝南籍士人参与其中。
公元188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大将军何进以外戚身份入宫辅政，为消灭宦官集团，引用袁绍为府掾，从而结成了何、袁联盟，在袁绍的建议下，何进广招“四方猛将及诸豪杰”，[4]（P1896）“复博征智谋之士”[4] （P1894）20余人，其中就有颍川荀攸、陈纪。这象征着颍川名士复兴期的来临。凉州军阀董卓入洛专权则为颍川名士集团的全面复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董卓虽然手握重兵，但在政治上却无亲信可用。当时主持选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周毖与汝南人吴琼和许靖。周毖得到董卓的信任，但实际上其政治态度却倾向于袁绍。[1]（P190） 在大规模的官吏调动与任命中，颍川的荀爽任司空，陈纪为尚书令，韩融为太仆卿，韩馥出任冀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新的政治格局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而在董卓西迁并被吕布所杀后，关东义军联盟又开始了内部的自相残杀与互相兼并。在这富于戏剧性的政治大变动中，大大小小的士族名门要么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要么想在乱世中抓住机会以出人头地，捞取政治资本，纷纷利用各种关系，选择新主。颍川名士也不例外，如荀谌、辛评、郭图等投奔了北方的袁绍，司马徽、徐庶等则南投刘表。
真正将大部分颍川士人重新聚集并形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集团，应该说是曹操的贡献。曹操在起兵之初，靠着夏侯氏、曹氏等宗族势力的积极响应，不乏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军事将才，却极为缺乏高瞻远瞩、治国安邦型的政治人才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谋略人才。东汉之世，世家大族一直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享有各种特权。随着东汉王朝的瓦解，各地区的大姓豪杰之士成为割据政权的社会基础，割据者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起用士人代表，否则其割据便难以成功。作为杰出政治家的曹操对招揽大姓名士的支持，不仅有清醒的认识，心情也是极为迫切的。因此，早在初平2年（191）颍川名士代表荀彧审时度势，弃袁归曹后，“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1]（P308）
荀彧归曹，不仅为颍川士人大量进入曹操霸府，协助曹操统一北方建立霸业，而且为颍川士人汇聚为一个独立于谯沛集团之外的势力集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曹操与颍川士人的结合，有三个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是曹操本人对人才的重视。我们知道曹操虽然出身于宦官家族，被当时一般士大夫所瞧不起，缺乏雄厚的社会基础，他本人也存在难以消除的自卑心理，[1]（P32-34） 但其祖父曹腾在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对党人抱有一定的同情，与士大夫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赢得了士大夫一定程度的谅解。曹操本人也入过太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出仕之日起，就确立了远离宦官集团的政治选择，主动与士大夫结交，从而得到桥玄、何顒、许劭、李缵、王 俊、袁绍等人的奖掖与好评。应该说通过他的努力已经创造了与天下士大夫建立良好关系的条件。二是曹操在攻占了颍川地区后，采纳荀彧的建议，将汉献帝从穷困潦倒中解救出来，迎都于许，从此“挟天子以令不臣”，颍川成为汉末的政治中心。这为逃难四方的颍川士人回归故土，既全身保族又能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提供了必需条件。三是曹操与颍川士人在政治上的结合，也是双方互相选择的结果。就曹操来说，他最早占据的兖、豫二州是他安身立命之地，建立霸业的根据地，如果得不到当地士族名士的支持，这个根据地就不可能稳固。而颍川士人优异的群体政治才能更是吸引曹操注意力的内在原因。反之，董卓西迁后，关东豪杰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以至争城夺地，“以还相吞灭”。[1]（ P89） 在这种纷扰混乱的局面中，广大士人无不反覆思量，慎重地选择关乎 未来命运的新的政治靠山。正如东汉初年马援所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3]（P ）曹操虽然在当时受到部分士人的轻视，但他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也被许多先进之士所看重，并给予很高评价。[1]（P2） 当荀彧举族避难到冀州后，极为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所看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当时曹操还仅仅卷缩于兖州一隅，实力很弱。但荀彧却认为，曹操“有雄略”，具有很高的政治理想和宏大抱负，而袁绍不善任人，“终不能成大事”。[1]（P308） 因此决定弃袁投曹。郭嘉则分析的更透彻：“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而当荀彧将他推荐给曹操后，他高兴地说：“真吾主也！”[1]（ P431）
毫无疑问，荀彧不仅是最早投奔曹操的颍川名士，而且在其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对颍川集团的形成与作用的发挥，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荀彧归曹后，很受曹操的信任，“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1]（P310-311） 他每每在关键时刻劝阻曹操，以免发生过激之举，如阻止曹操拘捕杨彪。更重要的是他从长远计，大量引荐名士特别是本乡士人进入曹操幕府，使更多的颍川士人得以回归故土，陆续前来归附曹操。在汉末曹操刘备与孙策孙权三大军事集团的角逐中，曹操之所以能网络那么多的大姓名士和文武人才，如果没有荀彧的特殊身份与举荐之力，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史载：
（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或问（锺）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颜子，自以不及，可得闻乎？” 曰：“夫明君师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聪明，每有大事，常先谘之荀君，是则古师友之义也。吾等受命而行，犹或不尽，相去顾不远邪！”[1]（P318）
纵观荀彧所举荐的人才，虽然来自北方各地区，但细究其籍贯，尤以颍川人士为多，见于史传的知名之士就有荀攸、锺繇、陈群、杜袭、戏志才、郭嘉、荀悦、辛毗、赵俨等九人之多。荀彧辅佐曹操，“从容与太祖论治道”，使得曹操虽与士大夫阶层间有冲突，但始终以合作为其主流而不至陷入破裂的窘境，从而形成了魏晋士族的一批核心力量 ，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荀彧举荐人才，虽重门第阀阅，但更重才识与德行，慧眼识人，持心平正。故其所荐之人多名符其实，有吏治执事之能。《晋书*荀勖传》载曹操之言曰：“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止；荀文休之退恶，不退不休。”史称其“诸所进达皆称职，唯严象为扬州，韦康为凉州，后败亡。”[1]（P311） 《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曰：“彧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焉。司马宣王常称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由此可见，汉晋间士人无不以荀彧为“仪表”，连一代枭雄司马懿也不忘其提携之恩，崇敬有加。
三
谯沛集团和颍川集团的结合，共同构成了曹操霸府政权的统治核心，他们对掌文武，从组织系统和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对该政权起了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因而成为曹操成就霸业的两个重要因素。然而这两个集团在社会基础与社会构成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别，其政治倾向与价值取向也有很大差异，对曹操在政治上的期望值更有明显不同。随着曹操霸业的发展，这种差异也日益显露出来，曹操本人对这两个集团感情上的亲疏远近表露的也越来越明显。
谯沛集团的核心成员都是曹操的宗族姻亲及其乡人部曲，亲密的血缘关系和乡土观念，使他们对用青春和鲜血甚至生命作代价辛辛苦苦所开创的政权充满深厚情感，对他们的领袖保持着绝对忠诚与高度崇拜。他们的政治追求单纯而明确，就是想通过改朝换代，获得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攫取更多地社会经济财富，从而大大提高其社会政治身份和地位。东汉王朝没有给这个谯沛集团的成员带来什么值得炫耀的好处，他们对汉王朝当然也没有多少亲切感，反之，倒是迫切希望他们的领袖能够在合适的时机来取代早已名存实亡的东汉傀儡政权，使自己顺理成章地成为开国元勋，王朝新贵。因此，谯沛集团的政治理想与追求和曹魏政权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在曹操基本统一北方霸业成就，准备“称王、称孤”、向“王业”过渡的时候，谯沛集团的高级成员没有一个人反对，都是坚定的支持者。谯沛集团的核心人物夏侯惇终生耻受汉爵，他所说的一段话典型地反映了这个集团的政治愿望：“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1]（P53） 待到司马氏集团羽翼将丰，图谋夺取政权时，还是这个集团的下一代坚定地支持曹魏政权，力图挽救大厦于将倾。虽然曹爽集团最终是失败了，但却充分表现了这个集团的群体政治倾向性。
曹操及其后继者对谯沛集团可以说更是厚爱有加，几乎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地保护这个集团的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与利益，大力提高这个集团的社会政治地位。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是在经济方面尽量满足他们对财富的追求。追求与扩大物质财富是人类共有的天性和自私心理的表现，特别是这一集团的成员由于出身低下，大多数成员原来缺乏起码的经济基础，即使有些是拥有相当财富的地方土豪，但他们对财富的占有欲望就更为强烈，具有永不衰竭的贪婪性。曹操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建安七年（202）正月，曹操率军回到故乡谯县，立即下令优恤“旧土人民”“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1]（P22-23） 。曹洪字子廉，却极为贪婪而吝啬，可曹操对他却宠爱有加。延康元年（220）七月，曹丕大军屯谯，下令“复谯租税二年。”[1]（P61） 根据史籍记载和曹氏墓砖刻辞反映的情况，可以推知当年曹氏家族拥有相当可观的社会财富与经济实力[③] 。而经过几十年的征战拼杀，跟随谯沛集团核心成员起兵的士兵，也有相当多一部分成为了后来曹魏政权的中高级将领和官吏，自然也就成了曹魏政权的统治基础。
二是曹操及其后继者政治上对他们特别信任，始终让谯沛集团牢牢控制着军事武装力量，特别是核心武装力量的中军。如前所揭，曹操中军的统军将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谯沛籍高级将领，个别非谯沛籍的将领如典韦、韩浩等也是很早就投奔曹操的心腹将领。至于军镇屯守、出征作战、领郡刺史等重要职务，大多都是谯沛集团成员担任。遇到政治形势的关键时刻，曹魏政权最高统治者首先想到要依靠的也是谯沛集团。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在洛阳去世，为免发生意外，有人立即建议“可易诸城守，用谯、沛人。”[1]（P646） 虽然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但可说明谯沛集团在曹魏政权中的特殊地位和信任程度。
三是曹操对谯沛集团特别是其核心成员，关心特别亲近，感情特别深厚。从曹操和夏侯惇的关系可见一斑。史载曹操“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1]（P268） 谯地名将许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至曹丕即位后，更是得到重用，“都督中军宿卫禁兵，（文帝）甚亲近焉。”[1]（P543） 将军曹洪触怒文帝，曹丕借故欲将其诛杀，群臣救之不得，文帝母卞太后知道后，非常生气地对曹丕说：“梁、沛之间，非子廉无有今日！”[1]（P278） 文帝只好赦免曹洪，没收的财产也全部归还。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他们之间感情上的亲近程度。建安十五年以后，随着北方的基本统一，曹操实行汉魏禅代的野心也愈益膨胀。我们知道东汉儒学大盛，提倡名节孝道，以礼法持家的儒学大族士人非常重视以忠君为核心内容的纲常伦理。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和二十二年，相继下了三道所谓的“求贤令”，令中提出什么“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1]（P32）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1]（P44）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奏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1]（P49） “求贤令”中多次提到陈平、苏秦二人。苏秦在当时被人诋毁为“左右卖国反覆之臣”，[5]（P2264）陈平也曾被绛侯周勃、灌婴等视为“反覆乱臣”。[5]（P2054） 曹操不厌其烦地拿这两人作例子，不就是告诉他们应以这两个人的行事作榜样，根本不必顾虑所谓清流名节之士的非议。所以，求贤令特别是后两道令文的核心思想，实在不是为了“求贤”本身，而是对“人才”的评量标准和如何使用“人才”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从而使谯沛集团成员以及整个忠于曹魏政权的大臣，解除所有的思想顾虑和沉重的心理负担，让这些人觉得尽管他们和大族名士相比，一样是人才，暗示他们“舍汉归魏”绝不属于不忠不孝、名节有亏而是名正言顺合情合理的正确选择，过去曾被重用今后仍然会得到重用。[④]从由此可以看出曹操对谯沛集团感情上的体贴关心。
四
颍川集团的政治态度及其价值取向和谯沛集团相比，则要复杂的多。由此也决定了曹操对颍川集团的态度前后有着明显的改变。
颍川集团的领袖在曹操掌权时是颍阴大族的代表人物荀彧，这一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由他举荐给曹操的。荀彧的政治态度与价值取向基本上代表着颍川集团的根本主张。荀彧出身于东汉中叶以后崛起的颍川地区荀、陈、钟等三大儒学士族之一的荀氏家族。
儒学世家的忠孝节义观念使得该政治集团虽然对汉末的政治腐败深恶痛绝，但是对皇权本身以及皇权覆盖下的儒学一统地位以及自身的政治经济特权利益仍然执著追求，他们所希望的是在乱世中找到一位明主，在挽救皇权大厦于将倾的同时，通过“龙蟠幽薮，待时凤翔”，[1]（P665）既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又能保持住自己的家族利益。《后汉书》卷七十《荀彧传》将荀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说的很明白：“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3]（P）荀彧、郭嘉等人正是在看到袁绍仅仅是表面上“欲效周公之下士”，决非他们心目中所欲投效的“拨乱之主”，只有曹操才是“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1]（P431） 的“明主”人杰，便决然弃袁归曹。避难荆州地区的颍川士人杜袭、赵俨、繁钦等人也是认识到“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1]（P668） 的政治才能才甘心归顺曹操的。可以说，在曹操开创霸业的数十年间，颍川集团对曹操表现出了绝对的忠诚，对曹操始终不离不弃，颍川集团以及整个颍川郡，对曹操“霸府政治”的建立，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像曹丕在即位时所说的：“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于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1]（P77）这一时期，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在政治利益方面表现出很大程度的一致，二者在很多方面的差异与冲突暂时被共同的目标所掩盖，两个集团的合作是比较融洽的。
但是到了建安十五年以后，曹操创建霸业的任务基本完成，准备向创立“王业”乃至代汉自立过渡，曹操所代表的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的政治分歧便凸显起来。前者是曹操称王称帝的坚定支持者，而后者从本阶层的政治倾向与价值体系出发，则是以儒家的正统观念作为其人生的价值取向，他们志在廓清天下，匡复汉室，恢复原有的统治秩序，继续保持他们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身份与社会声望。虽然，他们也能判断出即使曹操代汉自立，整个颍川集团的根本利益不会受到重大损失，但他们长期形成的名节观念与政治信仰很难轻易发生改变，因此，他们坚决不同意曹操代汉自立的行为[⑤]。双方的矛盾与斗争日趋激烈，无论是在魏王世子的拥立人选还是选举用人政策与人才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事实上都是这一矛盾斗争的反映。建安十七年的荀彧之死既是这一斗争的白热化，也标志着在这场斗争中曹操所代表的谯沛集团决定性的胜利。荀彧之死，对颍川集团政治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也迫使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得不发生适当转变，但要他们彻底转变态度尤其是彻底摧毁他们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念体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前已述及，为了打击颍川集团对汉魏禅代的抵制情绪，转变他们对谯沛集团成员社会政治身份的轻视态度和名节观念的传统认知标准，曹操曾经连续发了三道所谓的“求才令”，同样也是两个集团矛盾与斗争的反映形式。当然，作为交换条件，曹操以及他所代表的谯沛集团为了赢得颍川集团政治上的倾力支持，也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让步。比如，曹操对荀彧的处理就说明他对整个颍川集团既打击又拉拢的矛盾心情，同时，也将部分军事指挥权交给值得信赖的颍川集团的部分代表人物。至于曹丕代汉前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以及后来的历史发展，更能说明颍川集团在汉魏禅代以及曹魏后期统治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并从而导致了曹魏集团的最终失败与颍川集团后期的代表人物司马懿的崛起以及司马氏霸府政治的建立。
可以说，开创霸业阶段的曹操，对颍川集团政治上充分信任，感情上比较亲近，无论军政谋划还是治国安邦，都倚重于这个集团。而到了曹操霸业完成向王业过渡并进而要去代汉统时，颍川集团与谯沛集团的政治分歧走向公开化，一方面因受到曹操政治上的打击而政治势力有所削弱，一方面又得到曹操的拉拢而不致元气大伤。曹操与颍川集团的感情也出现一定的裂痕，不可能在政治上对颍川集团给予充分信任。颍川集团在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以其传统的“通侻”、“权变”的文化性格，与谯沛集团不得不采取貌合神离的合作态度以图生存，从而又成为汉魏禅代的有力支持者。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与演变，颍川集团势力在第二代核心成员的不懈努力下而重新复兴，逐步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使得颍川集团又戏剧性地变为曹魏政权的颠覆者和埋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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