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政治的“最终解决”

仇恨政治的最终解决
发表日期：2006年9月1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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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的古吉拉特骚乱到2006年的孟买大爆炸，仇恨和不容忍的政治会是创造和谐的社会和兴盛的民主政体的基础吗？



6月10日，我在挪威卑尔根举行的第26届北欧人类学纪录片电影节上看到了印度导演拉卡什·沙玛（Rakesh Sharma）的纪录片《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这部时长150分钟的影片描写的是2002年发生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骚乱事件，并以此为背景研究印度近年来愈来愈烈的极右政治，片中大量第一手的真实采访令我深为震动。

不曾想到，一个月后的7月11日，同在印度的孟买发生令世人震惊的连环火车爆炸案。要知道，在爆炸案发生后，自称对这次事件负责的伊斯兰极端组织“胜利军”组织成员说：之所以制造这起爆炸案正是要报复印度教徒主导的在古吉拉特邦和克什米尔地区遭遇的政府清剿行动。

冤冤相报，因果相循，《最终解决》展现出来的正是仇恨政治所谓“最终解决”的真实面目。



仇恨的政治



《最终解决》的片名遥指1942年的纳粹德国在万塞会议上确定将系统性的种族灭绝作为“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而沙玛甚至不回避说，2002~2004年的印度古吉拉特由邦政府支持、由印度教极端分子实施的针对穆斯林民众的残杀、隔离和经济抵制，让他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

“2002年古吉拉特骚乱”始于该年2月在该邦的高德拉（Godhra），一节满载归程的印度教朝圣者的列车车厢起火，致使近60名乘客死亡和更多人严重烧伤。很快，在印度教极右党派和团体认定事件由穆斯林制造，随即，印度教狂热分子在全邦范围内展开了针对穆斯林民众的“报复性”屠杀、强奸和抢夺。最终造成多数为穆斯林的约2000人死亡，15万人流离失所。

《最终解决》并不是唯一的关于古吉拉特事件的纪录片，但它是最优秀的一部，沙玛并不满足于停留于控诉屠杀的人道主义文本，而是通过第一线的参访调查，尝试对极右政治的产生和膨胀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诊断。用沙玛自己的话说，影片是一项对“仇恨的政治”的研究。仇恨，是潜藏在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的政治背后的更加基本的东西，也是产生于政治的癫狂和崩溃后的暴力的根源。他在一篇题为《古吉拉特2002，印度现代历史的转折点？》的文章末尾问道：“仇恨和不容忍的政治会是创造和谐的社会和兴盛的民主政体的基础吗？”

《最终解决》很少使用影像资料搜集和编辑，作者沙玛几乎在古吉拉特骚乱发生的同时开始摄制工作，在多种事件现场和政治场合、政治空间进行第一手的采访和摄制。这使得这部纪录片能够给与观众一种对极右政治的发生的微观和直观的认识。



自傲和屠杀



影片原长达到3小时40分钟，为了适应频繁的放映，导演制作了一个较短的150分钟的版本。但无论长短，影片都保持了两部分的结构。第一部分题为《自傲和屠杀》，处理的是古吉拉特屠杀及其直接后果。沙玛带着轻便摄影机实地拍摄早些时候事件中各种惨剧发生的地点，采访当事人和受害者，试图通过影像和叙事重构这起精心操纵的屠杀事件，同时捕捉当时执政的“代表印度教价值观”的印度人民党(BJP)政府的纵容、包庇乃至是幕后策划的种种迹象。

标题中所谓的“自傲”乃是印度教狂热分子所惦念、所倡导的为印度教身份而自豪。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Hindu”——不仅是宗教身份“印度教徒”，也不仅是地域和文化身份“北印度”，更代表一种“正宗印度”、“土生土长印度”的民族身份。“Hindutva”——“印度教特性”，简练地承载着印度教至上论的意识形态，为极右党派如印度人民党以及与其有着紧密联系的宗教团体的“民族宗教义工联盟”（RSS）和“世界印度教理事会”（VHP）所祭。与为自己的“首要”和“正宗”而感到自豪相对的，是他们对同一个国家内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公民的敌意。在他们的历史观里，后者只不过是“后来者”和“闯入者”，理应受到鄙夷，如果并不一定要被“解决”的话。

影片里一位VHP的地区干部、退休教授Joshi坐在家门口的秋千上接受采访时悠然告诉沙玛：“我们并不想让穆斯林挪到巴基斯坦去。他们可以住在这里，就像我们家庭的一部分，像我们的兄弟，但是得像弟弟。他们必须学会尊重我们，因为我们在这儿有8亿，而他们只有1.5亿。”他还可以同样文雅地说：“去年这儿有一些印度教女孩嫁给了穆斯林，我们不希望她们这样做，我们要我们自己的荣誉。”

纪录片在此频繁地将影像转换于这个秋千上的采访和VHP的煽动集会之间。Joshi身边，他的一个年轻的同志面目诚恳地坐在他身边支持着他的说法。而在集会上，坐在演讲台上，控制着麦克风的他要远比接受采访时豪迈。“当然，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是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他涨红了脸呼喊着，台下的人群情绪激昂起来。

沙玛在集会人群中的摄像机敏锐地捕捉着极右意识形态的制造和弥散的过程，那些看似稀松平常，却是最无耻最致命的修辞手段。摄像机同时也捕捉着细节——当人群被要求举起手来以表达他们对煽动者的认同时，一些人的迟疑失措，或是干脆叉起手旁观；煽动者突然停止演讲，厉声命令人群中一名听众坐下。这都是帮助理解极右政的珍贵材料。



仇恨的授权



纪录片的第二部分题为《仇恨的授权》。集中关注2002年晚些时候古吉拉特邦议会选举中的拉票运动，以及包括印度人民党在内的右翼政党在这个过程中对高德拉火车事件进行利用，以换取选民的盲目支持。

在聊天中，沙玛介绍了他对十几年来极右政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复苏的原因的猜想：自从苏东阵营解体以来，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倒塌，代之而起的叫做“全球化”的另一种意识形态进一步摧毁了“福利国家”的构想。许多政党从政治经济中退出，继而开始从事于身份构建，并强调拥有这种身份的人口在国民资源中所应获得的部分。印度人民党的作为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仇恨的授权》部分，影片更加密集地展现了拉票运动期间的宗教或政党的集会、游行。右翼政党的宣传电影片断也被引用，在其中，对高德拉事件的哀悼和对假想的穆斯林凶手的谴责与Hindutva的意识形态并列运用。

恐惧和仇恨古往今来都在授权予暴政。这种权力游戏并非没有人能识破，摄像机前的一些人物给我们某种信心：人的理智和道德标准取决于独立的人格而不取决于身份。片中采访了一名退休的公务员，他的妻子在高德拉事件中丧生。他评论当时的右翼拉票运动时说：“宗教和政治绝对不能混为一谈，这是我们的问题的开端。” 他又问：“铁路是政府部门，难道他们就没有责任保护乘客？”相对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穆斯林，他的问题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问题。末了，他说：“其实，我们都是卒子。”作者问：“怎么讲？”，他说：“就是那些被利用和牺牲掉的。”

2003年2月底，高德拉事件一周年之际，帕瓦嘎德（Pavagad）印度教宗教义工（karsevak）的集会上，其领导向人群宣扬：“只去印度教商店里买东西，只用印度教徒拉的人力车，在你们的商店上挂上橘黄旗！”在古吉拉特首府艾哈迈达巴德的一所学校，数百名穆斯林学生被责令离开，转学到这座城市里的一个被相对隔离的“穆斯林区”去上学，老师给的理由是这些学生胸无大志。

在柏林墙倒塌已久的今天，在“世界最大的民主政体”印度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人们所看到的或许是世界上唯一的分割城市的隔离墙。住在高墙和铁丝网两边的印度教和穆斯林居民分别在摄像机前诉说他们对随时都会降临的暴力的恐惧。

众所周知，古吉拉特是圣雄甘地的故乡。在事件发生伊始，很多对它进行批判的人士就试图在屠杀和“非暴力抵抗”的甘地之间建立某种联系。Gopal Menon的一部针对同一事件的纪录片副标题为“在甘地土地上的种族屠杀”。《最终解决》超越这部纪录片之处在于它不满足于仅仅将甘地的遗产和屠杀突兀地并置起来而达到一种谴责、缅怀和反思的效果。它试图提示，圣雄甘地的幽灵在今日的印度右翼极端势力的思维中的位置。

第二部的一幕场景中，宗教狂热分子，VHP总书记Praveen Togadia说道：“暴力被倾泻向高德拉车站，因为这个国家追随甘地，我们不需要圣雄甘地。”他的意思是，正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纵容了穆斯林崇尚他们那莫须有的暴力，而对暴力的“解决”应该是暴力。



翻制并流传



在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为了要考虑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印度教选民（或许仅仅是各种右翼党派）的想法，电影审查机构“电影许可证中央委员会”拒绝向《最终解决》颁发放映许可证。而沙玛在拍摄此片过程中曾被极端分子追逐，影片放映后各种麻烦不断。针对于此，一场突围运动在全国展开，人们发动请愿要求取消禁令，数以百计的抗议性放映前赴后继。几个月后禁令在抗议浪潮中被取消，全世界目前只有新加坡在禁它。

为了使纪录片得到更广泛的流通，另一场名为“翻制并流传”的运动许诺潜在的观众，“如果许诺复制5份并流传就可以免费得到一份光盘拷贝”。一场与此相似的运动也正在计划中，它将把电影译制成古吉拉特语、卡纳达语和北印度语版本以确保影片更广泛地流通。现在，据估计有超过10万份拷贝在全印度流传，沙玛几乎在印度放弃了对自己作品的版权。

而沙玛自己说：“作为纪录片作者，印度是我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