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廖有梁——驼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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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廖有梁，是因为春节在上海的时候看了一个曾经在上海人艺工作的老演员，谈话之中，不觉的谈到了中国话剧九十周年的庆典。那个时候，是1997年，我才刚刚从表演专业毕业不久便被抽调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话剧团来。事实上，我已经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并且主持一档收听率很高的音乐节目，所以对这样的安排未免有点耿耿于怀，无奈宣传部的领导要求青年演员和艺术工作者充实话剧第一线，只好无奈地到安福路报道，把节目交给另外一个同事。
在开动员会的时候，我边上坐着一个不断的在本子上划圈圈的老人，他长得黝黑，看上去贫弱不堪，戴着一副不合适的大眼镜，穿着很大的棉衣，却是烟不离口。那个时候，我没有抽烟的习惯，只是感到很呛人，就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他看了我一眼，慢吞吞的说：“烟是好东西，是生命的燃料。酒是汽油，烟是柴火。都是好东西。”我对他苦笑一下，事实上，在众多老艺术家面前，我还是很谦恭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台上发言的有代表老艺术家的娄际成，曹蕾，代表中年演员的吕良，魏宗万，代表青年演员的徐峥，阮丹宁，唯一没有我们这排任何一个人。仿佛这里的人都活该被打入冷宫，甚至连记者的摄象机都不会向我们这个角落扫一下。“少安毋躁。”那个瘦老头子突然很靠近我对我说：“大家都在演戏，我们是龙套，他们做主角，过会我们做主角，他们演龙套，不急。要不，我给你算个命吧。”
我对这个人开始有兴趣，因为他看我的手相，居然说对了十之八九。直到开始领剧本的时候，才知道我和他居然还有一段对手戏，虽然我们的戏份都不多，但是还是很有意思的，我的角色是青年熊佛西，而他扮演老年的，我们有一段很深刻的跨越时间的对话。当然也是那个时候，我才从一个场记那里得知他的姓名：廖有梁。
当然很惊讶：廖有梁在那个明星还是一项革命工作需要的年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人物。远远比现在的许多明星辉煌。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童阿男“，或者那个”柳堡的故事“里”十八岁的哥哥“。那首歌我还经常听过”九九那个艳阳天“.但是眼前的那个廖有梁却无比的憔悴和衰老，丝毫没有当年偶像的感觉。但是我却毫不迟疑的叫他廖老师。
在排演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迟到过，相比其他的演员，他甚至更加乐意早到，在台上逛逛，然后向导演提出一些设想，导演总是很客气的接受，但是我看从来没有为此改变什么，他也不在乎，一如寻常的为别人算命，提建议，吃盒饭。我很乐意同他聊天，虽然他总是给人一种比较悲戚的感觉，但是无论如何都是让人放松的。他没有架子，常常刻意的贬低自己，使别人很不好意思。我得知他患肝癌，就常常劝他好好的在家多呆，不要总是到剧场，来了没事，不就是消耗盒饭吗？他总是不置可否的笑笑。
当然，在九十周年后我才知道，他同妻子已经离婚，也没有再婚，他唯一的儿子被妻子带走。九十周年以后有一个阶段，我同孔文波和徐峥常常去廖有梁的家，为他做一些家务，带一点冷冻的水饺。他的家简直是一个垃圾桶，没有收拾，两间房间在长风公园附近，没有任何装修，卧室里是一张行军床，床上一条扁担。他说如果他晚上肝疼的话，就拼命用扁担顶住背会好许多。冰箱里一般只有一些酱菜和腐乳。唯一亮眼的是房间的正中间是两张照片，一张是当年在南京军区文工团时候英姿飒爽的照片，一张是儿子廖小海的满月照。他很怀念自己的儿子，可惜离婚几十年没有见过面。在他的抽屉里，保存着儿子几乎所有的东西，连寒假的作业，用了半截的铅笔，擦了快断的橡皮，小学的半截美术作业，都一层一层的摆在抽屉里，他时不时的拿出来看一下，在最最不经意的时候，我发现了他的泪光。
他的晚景简直可以用凄凉来形容，到2002年去世，没有如愿见到儿子。2001年上海市政府分配一套新房子给他，不懂世事的他却被装修商骗去了十万，因此倍受打击，也一病不起，等到新房子在人艺的演员们帮助下真正的装修完的时候，他已经住院了，再也没有住过新房子。
今天是三月九日，2002年的这天，他残喘走完了自己瑰丽又凄惨的一生，去世的时候，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他自己拿了一个录音机录了一段遗言给所有爱他的人：你们好好活着，活着真好！接着是拼命喘气的声音，然后声嘶力竭的一声长叹：“小海，你为什么不来看爸爸”。这就是一切，廖有梁所有的遗言
我九八年离开中国到德国的时候，还常常想他们父子说不定可以团聚，他早早为团聚做好了准备，甚至定好了饭店，也常常问我们父子的旅行线路，好象一切明天就会发生一样，可是，一切终究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在这里写这篇文章，告慰廖老师在天之灵：我们会好好活着，并且一直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