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彭宁找到白桦，打算拍一部有关著名画家黄永玉的传记体纪录片。样片拍出来后名字叫《路在他的脚下延伸》。夏衍建议将它拍成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普遍命运的艺术片，长影方面也觉得领导人都没拍过传记片，给一个普通人拍一部传记片不合适。于是，剧本被改写成了故事片，并以《苦恋》的名字发表在《十月》杂志1979年第3期上，随即引起轰动。所以根据剧本拍摄的《太阳和人》很快引起中宣部的注意。”
——《“幽灵电影”二则》段善策 微思客WeThinker
“（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指出《苦恋》‘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是‘借批评党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否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决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的污辱’，‘它的锋芒是指向党，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 随后，《北京日报》、《时代的报告》、《文学报》、《红旗》、《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后两份报纸均为白桦武汉军区所在地的党的机关报），也发表了对《苦恋》的批判文章。黄钢等人主持的《时代的报告》增刊，不但发表了黄钢以‘电影文艺评论员’的身份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诗’？》，而且还再次发表了《苦恋》的剧本，以供批判用。”
——《亲历者谈电影〈苦恋〉的风波》网易历史
“宋楚瑜在担任“新闻局”局长期间，采取了较为开放的电影管制态度。……同时，也开放改编大陆文革后的“伤痕文学”。1982年“中影”也跟进翻拍了在大陆引发政治风波的电影《苦恋》。尽管，改编大陆作品，是台湾电影向对岸试探性迈出的关键一步，其意义颇为深远。但究其根本，这些借以印证大陆文革期间“政治内斗真相”“揭发中共真面目”影片，凸显的仍是台湾当局的“反共”的政宣意图。在“中影”制定的“反统战”的政策文宣中，就明列了“针对中共统战的三通四流，拍《皇天后土》《苦恋》和《历史的答案》，揭发中共真面目”这一具体措施。[7]
……
此后，王童又将在大陆遭禁的《苦恋》搬上台湾银幕，成为“反共电影”的经典。这部影片弱化了原作“电影诗”样式的文艺风格，加强了戏剧化情节的紧凑性，其中潜藏的政治批判与反共主题也更加明确。……”
——《“暗潮涌动”：上世纪80年代的两岸电影交流 （1980—1987）》马立 福建开放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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