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药贩子赔本做慈善，这是真的。

嘿，药贩子赔本做慈善，这是真的。

首先，这部电影的外文译名很有意思。如果按照直译，应该是I am not the pharmacal god。但是导演编剧把die和survive这两个意义完全相反的词组成了一个词组，dying to survive----绝处逢生，一线生机，永不凋谢，但是让我把这个英文名再译成汉语，我可能会翻译成绝地求生之类的奇葩出来。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作为开放的试验田，上海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却假药泛滥，背后却是一连串的民生问题。Glinic作为高端进口抗癌先锋药，价高无可厚非，但是三四万一瓶的价格，在2002年的中国，无异于天价。相反，印度仿制的Glinic在当地药店折合人民币2000，药厂渠道直供500的价格确实很有吸引力。不可否认，程勇冒死贩卖假药的初衷是为了钱，因为缺钱，他连自己的儿子的抚养权都得不到，房租交不起，自己老父亲的养老费，医疗费都负担不起，甚至当儿子提出来要买一双260块钱的球鞋时都面露难色。老吕，以及广大CML的病友，买仿制药的初衷，也是因为这个药价格太低太低了，即便是假药，也宁可尝试一下。正是应了药贩张长林的一句话，“我卖药十几年，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真正的祸根还是因为穷。十病九穷的现状，不是一时半刻就能改变，即便是现在，因为生病导致砸锅卖铁，倾家荡产的案例屡见不鲜。但是，如果因为穷，就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等死，那是绝对做不到的，无论是家属还是病人自己，因此他们铤而走险，买假药，买仿制药。

（这里又要提到一下,印度仿制Glinic的药效是和正版瑞士Glinic相差无几，只是因为没有被列入国家药物名单，而成为假药。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勇哥卖的是假药，但是这个假药是谋小财，治大病的假药。）

抛开钱的问题，这部电影的另一面，是责任，是担当。500的进口价，卖3000，一抢而空，这样的甜头，勇哥最后还是因为张长林的威胁而转卖了代理权，200万，然后用这笔钱去开了个纺织厂，正正经经赚钱。特别注意到的是，他对黄毛和吕受益等人的那句‘他卖的贵，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我跟他说了，卖给你们还是3000’让我不得不服这个男人对身边最亲近的人有着如此之强的责任感。老吕的去世，是促使勇哥再次贩药的导火索，他意识到如果没有他，那些曾经的病患都只能慢慢等死，因为张长林把成本500的药从3000提高到了1W，接着又加价到2W，最后终于被抓，也断了药的来源。这次零利润贩药算是弥补一下对老吕去世的遗憾，只卖500，只给那些第一批登记的患者。再到后来，印度药厂由于被版权问题被迫关门，印度老板依然答应给勇哥限量供货，甚至在彻底关门断货后，还以1500的价格从药店回购，都是勇哥自身责任感的影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龙套，应该是一位由于使用假药被警察抓捕的老太太，“我用了3年天价药，房子吃没了，家庭吃没了，我只能等死，但是这些药给了我们希望，我不想死，我还想活”，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黄毛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勇哥，张长林被捕后坚决不透露半点信息，曹斌，作为一个人名警察，用辞职信表明自己的立场站药贩。警局的局长，正是因为‘法大于情’的案例看了太多，所以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抓捕药贩，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本没有错，就好比战场上的士兵没有错，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错的是那些发动战争的政客，那些躲在幕后享受一切成果的统治者。

2002年到2018年，CML患者的存活率，从30%上升到85%，抗癌进口药关税的降低，医疗和药物的改革，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药贩子的存在为这些变革提供了促进作用。

BTW，想到了ICS课上做的关于Ranbaxy&Lily的一个Case,原来印度仿制药真的那么疯狂。两个公司开设JV的时候，Lily把部分药品的配方控制在自己手里，为了防止Ranbaxy以后仿制原来是有原因的，只是开放了部分无专利权的药物和低收益的药物进行合作。

我并不是认可印度公司仿制药物的行为，更不是鼓励支持药贩子，因为一旦盗版横行，再也不会有公司会投入精力金钱去研发，去生产。人们只看到了一件东西的生产成本，往往忽视了隐形成本。生产一粒药丸可能只要5美分，各个流水线总耗时50秒，但是研制第一颗药丸却花了1000万美元，50年时间。

最后，祝国家医改越来越顺利，看病越来越便宜，当然，不生病是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