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烟台人，死前不吃糖

上映这几天，《红海行动》面对最大的质疑无非是“残酷的战争场面如何通过广电总局审查”；不过作为籍贯烟台的影迷，我个人的质疑集中在机枪手石头身上：让一个烟台人含着水果糖死去，不像这个直男癌高发区的风格。烟台这鬼地方，凉粉都是切成麻将块下油锅加蒜泥炒着吃的；对于石头来说，他值得一个更有北派仪式感的告别——可惜烟台特产里没有雪茄、军刀之类霸蛮之物，可以让暗恋的女生忍痛奉上。
  
对于影评人来说，为《红海行动》激动，不是害羞的事。在它上映之前，普遍的担心是“《战狼2》的续集来了”。现在看来，它起码在三个领域做到了突破：角色设计、战地损耗比、GDP健康指数。《红海行动》的剧情很简单：为了救一个中国人质，八个蛟龙队员出征，六个活着回来，剩了11条胳膊，还有个前队员脊髓截瘫。

《拯救大兵瑞恩》也是八个士兵出征，死了六个。毕竟伊维亚不是德国战场，从战争烈度来说，《红海行动》的损耗比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林超贤导演是以类型片的标准要求自己，他放弃了类似《战狼2》的批评豁免权，也放弃了对角色能力的神化。这种自我挑战，显然要面临更多的审查关隘，从这个角度讲，林超贤是自讨苦头的先行者，而不是审查的得利者。


蛟龙小队里，基本上概括了国产男人的各个款式。像之前围绕“要不要苗苗跳舞”，冯小刚的客厅里就分出了油腻中年、高冷男神、亲和大叔等不同类型；而在林超贤的镜头里，蛟龙小队里的男生各有缺陷：海清落泪加撒泼，队长张译就无法坚持原则了，这是闷骚型男人的通病；面对读秒的炸弹，杜江非要救下一车人的性命，这是完美型男生的死穴；任务导向型的狙击手傲气冲天，嫩葱型观察手令人怜爱，这些个性男生每一个都能在你我身边找出原型，如果说陈可辛吃透了国情，那么林超贤就吃透了国产男生的类型，并把这些男生统一在一个任务里。


《红海行动》最难的，不是调度特种兵、叛军和恐怖分子的乱战，而是将我军、我Man、我方演员统一起来。我军的属性一向是威武仁义之师、低调和平之师，我Man则是国产男生的属性——他们不会边狙击边念叨诗篇23篇，也不习惯美军的“夜游神”神药，自带政治觉悟和家国情怀；我方演员则是张译、杜江、黄景瑜等，每个演员性格外立面不同。这三种属性的调配结果，还要唤起影迷观看《冲上云霄》《黑鹰坠落》《拯救大兵瑞恩》类似的观影体验，这才是对导演真正的考验。

上映五天，狙击手黄景瑜和观察员尹昉迅速走红；显然，在这场战争里，影迷像新兵一样，喜欢跟着最有技术感、最屌的老兵，然后在其他新兵身上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然而我凝视最久的是张天德损毁的半张脸，联想起《终结者2》里施瓦辛格那张备受摧残的脸，慢慢浸入钢水里的决然。林超贤花五个亿拍摄的，就是这种殒身不恤的勇气。


简单概括《红海行动》的故事：花五个亿，买两个死人。这种残酷性也是影评人为之激动的电影真实：我军在大洋、大洲的任务，不是拔根鼻毛就能吹气成兵，而是需要一条条命、一根根胳膊来置换的。电影真实有别于新闻真实，它需要耗巨资还原场景，需要合乎逻辑的战力考量和冲突设计。更进一步说，电影需要一种纪律。绝不是因为你赚到了一笔票房，一笔奖励基金，就能允许非电影因素侵犯电影逻辑。

从《湄公河行动》到《红海行动》，林超贤和片方接受了更加严格的电影纪律，在显然有更轻松的选项面前，选择了电影优先而不是其他因素优先。《红海行动》的票房，在电影审美上属于健康的GDP，在电影工业领域上属于可以复制、可以重现的GDP。它是可以拿出来跟好莱坞进行商业案例分析的产品，而不是一种但凡参与其中就有虚幻感和羞耻感发作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