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反转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流氓、混混”在一个国家,它的象征可以是什么?也许是颓废的生活状态,也许是惹人生厌的街头一景,或者是无人拯救爹不疼娘不爱的模样。但是,如果这个词和“自由”、“拯救国家”联系到一起,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杀戮演绎》就用了159分钟向我们说明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军政府推翻当时的现有政府,所有反对军政府的人全部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而遭到虐待和杀害,其中有大批的华人。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启用了大批的流氓和混混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这一组织被称为“五戒青年团”。《杀戮演绎》中的主角就是当年“五戒青年团”的成员之一,现在仍令众人闻风丧胆的安瓦尔•冈戈。整部影片并没有让施暴者或是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而是请施暴者参与制作重现当年杀戮行为的影片,使他们涉入其中,并对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中的生活行为心理给予记录,回溯历史事件,达到导演的拍摄目的。
那么,导演到底要通过这部纪录片说明什么呢?
来看看这些当年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们的现状吧。安瓦尔•冈戈,当年设计出使用钢丝杀人的头号侩子手,目前状况不明,但就其家中装潢来看,生活的并不差。易卜拉欣•西尼克,当年负责收集情报的人,面对询问,当年杀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他满不在乎的说:“就是要人们恨他们啊”,“我干嘛要干那种脏事,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现在是报社社长,仍然掌控着舆论利器。赫尔曼,当年安瓦尔的手下,现在的新一代流氓,他去华人店铺恐吓要钱,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选举,“要是能进建设委员会,我就能从每个人那儿收钱。”阿迪,当年安瓦尔所在行刑队的队长,目前生活平稳幸福,有个漂亮的女儿,一家人幸福的在高级商场流连,做美容,试按摩器。现在的“五戒青年团”领导人,打着高尔夫,吃着奢华的宴席,住着塞满奇珍异宝的豪宅,开着低俗和下流的黄色笑话。《南方周末》在采访该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时,导演说:“他(安瓦尔)当年的朋友如今大都位高权重。”
那么受害者呢?影片中没有一位直接的受害者出现。甫一开始,安瓦尔和赫尔曼在街上寻找能扮演印尼共产党妻子的女性,但没有人愿意出演。影片中,一位中年人叙述自己的华人继父被杀的回忆,虽然这个男人自幼和他的继父一同生活,继父被杀时他已年满11岁,感情应当不浅,但他满面笑容的回忆着继父被拖走,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怎样发现,而只有自己和爷爷敢去收尸。在重现屠杀的一个场景cut后,他满面笑容的坐起来,吻着“五戒青年团”一位中年人的手。没有受害者的身影出现在影片中,导演不是没有做出努力,但他发现,没有人敢说些什么,反而是这些受害者告诉他,去问问那些人吧,他们很乐意说出他们当年的事情的。
有人忏悔吗?作为流氓的代表,安瓦尔的队长阿迪说:“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我赢了我说了算。”如果非要讨个公道,“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干嘛只盯着杀共产党?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赫尔曼没有表达意见,但从他脑满肠肥的样子来看,他显然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群演中的人兴致勃勃的回味强奸少女:“遇到14岁的真是美味,对她而言是痛苦,对我而言是极乐。”作为舆论的代表,女主播兴味盎然的向安瓦尔表达敬意。“您发明了一种更具人性、不残忍杀、避免过度暴力的杀人方式”。作为国家的代表,副总统高兴的被众人披上“五戒青年团”的制服,站在演讲席上,挥舞着拳头说,流氓是什么?流氓在英语中的原始意思是free man,“五戒青年团”很好的践行了自由的含义,国家需要他们。你看,没有人忏悔,所有的流氓都挥舞着自由的拳头,唱着为国捐躯的歌。
如果非要选出一个有那么点忏悔意义的人来,那就只有安瓦尔一个人了。最起码,他在镜头前坦诚自己必须用歌舞和大麻来麻醉神经,最起码,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被他砍下脑袋的人的眼睛。最起码,他在亲身实践做一个被审判者时,被吓的不能自己眼泪直流,在那之后,能和导演说:“我感到没有尊严”,有“真实的恐惧”。有人说他在最后被导演将所有的杀人借口逼退,但如果真的如此,他为什么还是在片尾一个人走上当年殴打屠杀所谓“共产党人”的场地,虽然不知为何呕吐了很久,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没有人忏悔,没有人的合理化借口被导演逼退,害怕的反而是受害者。也许许多政权是以流血建立的,但大多数会选择反省,或者缄默。相对于表扬,缄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隐形的伤口,人们不愿意说,是因为羞于启齿。但一个将暴行与自由联系起来大肆宣扬的政府,一个将暴力冠以“为国效力”的国家,反省的意味是零。
好吧,就算上一代的事情就此终结。那么下一代怎么办?在这里,显然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他们仍然看着那些讲述共产党人杀人如麻的宣传片,影片中闪回的是女儿发现爸爸被打死,之后跪在地上将殷红的鲜血捧起,淋漓的抹在自己哭的扭曲的脸上。他们仍然听着自己的父辈们欢乐的谈起杀人往事,懵懂的站在一旁。他们仍然参加着“五戒青年团”,或坐或站的在下面鼓着掌。他们仍然被迫坐在一旁,观看自己的长辈们在电影中被勒死的场景,尽管导演一直在旁边说:“你确定要放吗?这太血腥了。”
可笑的是,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动物与人的互动。安瓦尔家中的小鸭子腿断了,他柔声训斥自己的孙辈:“不要那样,它会更难受的。”但另一方面,“五戒青年团”领导人的墙上、家里或挂着或陈列着数不清的动物标本,统统都是死亡和献祭的证明。
当暴力反转成为多数人共识的正义,那么就不要谈拯救,更不要谈希望。
《杀戮演绎》就用了159分钟向我们说明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军政府推翻当时的现有政府,所有反对军政府的人全部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而遭到虐待和杀害,其中有大批的华人。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启用了大批的流氓和混混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这一组织被称为“五戒青年团”。《杀戮演绎》中的主角就是当年“五戒青年团”的成员之一,现在仍令众人闻风丧胆的安瓦尔•冈戈。整部影片并没有让施暴者或是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而是请施暴者参与制作重现当年杀戮行为的影片,使他们涉入其中,并对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中的生活行为心理给予记录,回溯历史事件,达到导演的拍摄目的。
那么,导演到底要通过这部纪录片说明什么呢?
来看看这些当年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们的现状吧。安瓦尔•冈戈,当年设计出使用钢丝杀人的头号侩子手,目前状况不明,但就其家中装潢来看,生活的并不差。易卜拉欣•西尼克,当年负责收集情报的人,面对询问,当年杀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他满不在乎的说:“就是要人们恨他们啊”,“我干嘛要干那种脏事,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现在是报社社长,仍然掌控着舆论利器。赫尔曼,当年安瓦尔的手下,现在的新一代流氓,他去华人店铺恐吓要钱,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选举,“要是能进建设委员会,我就能从每个人那儿收钱。”阿迪,当年安瓦尔所在行刑队的队长,目前生活平稳幸福,有个漂亮的女儿,一家人幸福的在高级商场流连,做美容,试按摩器。现在的“五戒青年团”领导人,打着高尔夫,吃着奢华的宴席,住着塞满奇珍异宝的豪宅,开着低俗和下流的黄色笑话。《南方周末》在采访该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时,导演说:“他(安瓦尔)当年的朋友如今大都位高权重。”
那么受害者呢?影片中没有一位直接的受害者出现。甫一开始,安瓦尔和赫尔曼在街上寻找能扮演印尼共产党妻子的女性,但没有人愿意出演。影片中,一位中年人叙述自己的华人继父被杀的回忆,虽然这个男人自幼和他的继父一同生活,继父被杀时他已年满11岁,感情应当不浅,但他满面笑容的回忆着继父被拖走,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怎样发现,而只有自己和爷爷敢去收尸。在重现屠杀的一个场景cut后,他满面笑容的坐起来,吻着“五戒青年团”一位中年人的手。没有受害者的身影出现在影片中,导演不是没有做出努力,但他发现,没有人敢说些什么,反而是这些受害者告诉他,去问问那些人吧,他们很乐意说出他们当年的事情的。
有人忏悔吗?作为流氓的代表,安瓦尔的队长阿迪说:“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我赢了我说了算。”如果非要讨个公道,“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干嘛只盯着杀共产党?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赫尔曼没有表达意见,但从他脑满肠肥的样子来看,他显然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群演中的人兴致勃勃的回味强奸少女:“遇到14岁的真是美味,对她而言是痛苦,对我而言是极乐。”作为舆论的代表,女主播兴味盎然的向安瓦尔表达敬意。“您发明了一种更具人性、不残忍杀、避免过度暴力的杀人方式”。作为国家的代表,副总统高兴的被众人披上“五戒青年团”的制服,站在演讲席上,挥舞着拳头说,流氓是什么?流氓在英语中的原始意思是free man,“五戒青年团”很好的践行了自由的含义,国家需要他们。你看,没有人忏悔,所有的流氓都挥舞着自由的拳头,唱着为国捐躯的歌。
如果非要选出一个有那么点忏悔意义的人来,那就只有安瓦尔一个人了。最起码,他在镜头前坦诚自己必须用歌舞和大麻来麻醉神经,最起码,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被他砍下脑袋的人的眼睛。最起码,他在亲身实践做一个被审判者时,被吓的不能自己眼泪直流,在那之后,能和导演说:“我感到没有尊严”,有“真实的恐惧”。有人说他在最后被导演将所有的杀人借口逼退,但如果真的如此,他为什么还是在片尾一个人走上当年殴打屠杀所谓“共产党人”的场地,虽然不知为何呕吐了很久,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没有人忏悔,没有人的合理化借口被导演逼退,害怕的反而是受害者。也许许多政权是以流血建立的,但大多数会选择反省,或者缄默。相对于表扬,缄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隐形的伤口,人们不愿意说,是因为羞于启齿。但一个将暴行与自由联系起来大肆宣扬的政府,一个将暴力冠以“为国效力”的国家,反省的意味是零。
好吧,就算上一代的事情就此终结。那么下一代怎么办?在这里,显然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他们仍然看着那些讲述共产党人杀人如麻的宣传片,影片中闪回的是女儿发现爸爸被打死,之后跪在地上将殷红的鲜血捧起,淋漓的抹在自己哭的扭曲的脸上。他们仍然听着自己的父辈们欢乐的谈起杀人往事,懵懂的站在一旁。他们仍然参加着“五戒青年团”,或坐或站的在下面鼓着掌。他们仍然被迫坐在一旁,观看自己的长辈们在电影中被勒死的场景,尽管导演一直在旁边说:“你确定要放吗?这太血腥了。”
可笑的是,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动物与人的互动。安瓦尔家中的小鸭子腿断了,他柔声训斥自己的孙辈:“不要那样,它会更难受的。”但另一方面,“五戒青年团”领导人的墙上、家里或挂着或陈列着数不清的动物标本,统统都是死亡和献祭的证明。
当暴力反转成为多数人共识的正义,那么就不要谈拯救,更不要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