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
在中国电影的讨论范畴里，张艺谋是个绕不开的人物。很大一部分人听到他的名字，总是略带惋惜地叹道：我很喜欢早期的张艺谋。这是事实，相比后来张艺谋从《英雄》开启的大片时代，影迷们恐怕更欣赏张艺谋早期电影中透露出来的对乡土以及对小人物的描写。
《我的父亲母亲》就是这样一部兼具乡土和爱情的怀思电影。影片开始于一段黑白影像，作为故事叙述人的‘我’，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急匆匆赶回老家。电影作为一门有着戏剧特点的艺术，其关键在于冲突，不管是内心冲突还是外部冲突。而按照悉德菲尔德在《电影编剧创作指南》一书中的观点，一般来说，电影的开头部分有以下作用：交代主要人物关系及其环境时代背景，设置贯穿全片的线索。当然，厉害的导演还能在开头部分就刻画出人物的一部分性格特征。
而在本片中，张艺谋利用一段独白点出了贯穿全片的线索：父亲去世。于是整个故事就围绕着父亲去世这个点开始叙述的。而本片的故事背景则依赖于几个关键点的提示，一个是2分50秒左右（最早出现的一处，后面‘我’和母亲谈织布机的事时又出现过，在8分20左右），村长同‘我’进屋时墙上贴的一张《泰坦尼克号》海报。我想，一般观众如果没有刻意去留意电影的美术而仅仅只是在关注故事本身的话，这大概是最容易忽略的。《泰坦尼克号》拍摄于1997年，1998年在国内上映，而本片上映于1999年，时间是刚好对上号的。 因此，我推定黑白部分的故事发生在1998年。而这也点明了时代背景，在中国经济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地处北方边远小山村上演了一桩感人故事。
彩色倒叙部分从13分20左右开始，通过一张老照片中蜿蜒曲折的小路实现了转场，流畅自然，这也体现了剪辑师构思的巧妙。彩色部分讲述的是母亲与父亲年轻时相遇相知相爱的全过程。这也从精神内核上解释了开头部分为何母亲执拗地要把父亲从县城抬回来以及连夜赶织挡棺布，这是爱情最真实的流露。彩色部分的时代背景可以倒推，母亲一直念叨说父亲的讲课声听了四十多年，所以父亲母亲相遇应该在50年代，也可以从父亲被划成右派得到印证。
彩色部分拍摄十分动人，张艺谋始终能把那些被人遗忘的古老技艺挖掘出来展示给世人，无论是《红高粱》里的酿酒、闹新娘，还是《活着》里的皮影戏。有人批评他抓住了观众尤其是国外观众对东方神秘的猎奇。而在我看来，其背后的积极意义可能要盖过这些苛评。试想，如果不把这些将要逝去的东西重新用电影语言展示出来，那么这些记忆恐怕真的要湮灭在时间之河。更别说这些并不是投机式的卖弄，而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一笔。
而这部影片则同时交代了几件很东方特色的事物：织布机，锔碗，上梁。
织布机联系的是母亲父亲和学校，锔碗连通了母亲通过做饭暗暗表达爱意的情节，上梁联系的是父亲与学校以及母亲与上梁的红布。这些脱离于现代社会的古旧事物成全并丰富了影片的结构。
母亲与父亲相识在这片小山村，而且最让人动情的当属女主角面对心上人所表现出的或欣赏或害羞或失落的情绪，章子怡确确实实把这些情绪给传达出来了，印象最深的当属她穿着臃肿的红色棉袄在雪地或者金黄色山坡树林间奔跑的身影，我把这归结为张艺谋式的小清新，而这种小清新不同于台湾电影里小清新代表事物：吉他，单车，背包，咖啡等等。张艺谋式的小清新是建立在乡土的基调上的，无论是这部还是后来那部《山楂树之恋》。当然，这也可以解释，电影作者表达的东西总是在投射自己的经历和生活过的时代环境背景。
而作为讲述人的‘我’则通过回顾父亲母亲的爱恋经历终于理解了母亲的执拗，而与导演把1998的场景划分为黑色对比的是，送丧的队伍来了许许多多他的学生，这是人性中释放出的温情。在此，我不敢妄加揣测说，张艺谋通过黑色与彩色的划分表达对现实的失望和对过去美好的怀念憧憬。但不得不承认，黑色代表的冷基调和彩色代表的暖基调形成了某种形式的映照。
最后要提及的是，电影的摄影、配乐和美术都是非常出色的，摄影不用说，保持了张艺谋的一贯风格，对色彩的运用。而配乐出自三宝之手，兼具情绪的共鸣与地域特色，收放自如，美术的功力则体现在场景很真实的还原了那个淳朴的年代，无论是门口的老倭瓜还是上着素色釉彩的大瓷碗。
这部影片用了一种温和的方式讲出了农村边远地区无论是交通、教育的失衡，影片取名《我的父亲母亲》，电影作者颂扬了父辈们的坚守，而对现实社会中农村地区缺乏足够多的关切尤其是教育的失衡表示了担忧。虽然结尾处‘我’登上讲台为学生们讲了父亲当年自己编写的那篇课文，达到某种情感上的和解（为了父亲的遗志，为了母亲的期盼），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还是要离开母亲去县城工作，那么年迈的母亲该如何面对失去父亲的孤独，当然，电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结尾处又说，县上会派新老师来，学校也会重新修建，但是，对于这片长期缺乏各种公共服务的土地来说依旧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强。
影片开场于那条路，结束于那条路。那么，坐在影院或者画面前的我们，又该走向精神归宿的何方？
《我的父亲母亲》就是这样一部兼具乡土和爱情的怀思电影。影片开始于一段黑白影像，作为故事叙述人的‘我’，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急匆匆赶回老家。电影作为一门有着戏剧特点的艺术，其关键在于冲突，不管是内心冲突还是外部冲突。而按照悉德菲尔德在《电影编剧创作指南》一书中的观点，一般来说，电影的开头部分有以下作用：交代主要人物关系及其环境时代背景，设置贯穿全片的线索。当然，厉害的导演还能在开头部分就刻画出人物的一部分性格特征。
而在本片中，张艺谋利用一段独白点出了贯穿全片的线索：父亲去世。于是整个故事就围绕着父亲去世这个点开始叙述的。而本片的故事背景则依赖于几个关键点的提示，一个是2分50秒左右（最早出现的一处，后面‘我’和母亲谈织布机的事时又出现过，在8分20左右），村长同‘我’进屋时墙上贴的一张《泰坦尼克号》海报。我想，一般观众如果没有刻意去留意电影的美术而仅仅只是在关注故事本身的话，这大概是最容易忽略的。《泰坦尼克号》拍摄于1997年，1998年在国内上映，而本片上映于1999年，时间是刚好对上号的。 因此，我推定黑白部分的故事发生在1998年。而这也点明了时代背景，在中国经济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地处北方边远小山村上演了一桩感人故事。
彩色倒叙部分从13分20左右开始，通过一张老照片中蜿蜒曲折的小路实现了转场，流畅自然，这也体现了剪辑师构思的巧妙。彩色部分讲述的是母亲与父亲年轻时相遇相知相爱的全过程。这也从精神内核上解释了开头部分为何母亲执拗地要把父亲从县城抬回来以及连夜赶织挡棺布，这是爱情最真实的流露。彩色部分的时代背景可以倒推，母亲一直念叨说父亲的讲课声听了四十多年，所以父亲母亲相遇应该在50年代，也可以从父亲被划成右派得到印证。
彩色部分拍摄十分动人，张艺谋始终能把那些被人遗忘的古老技艺挖掘出来展示给世人，无论是《红高粱》里的酿酒、闹新娘，还是《活着》里的皮影戏。有人批评他抓住了观众尤其是国外观众对东方神秘的猎奇。而在我看来，其背后的积极意义可能要盖过这些苛评。试想，如果不把这些将要逝去的东西重新用电影语言展示出来，那么这些记忆恐怕真的要湮灭在时间之河。更别说这些并不是投机式的卖弄，而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一笔。
而这部影片则同时交代了几件很东方特色的事物：织布机，锔碗，上梁。
织布机联系的是母亲父亲和学校，锔碗连通了母亲通过做饭暗暗表达爱意的情节，上梁联系的是父亲与学校以及母亲与上梁的红布。这些脱离于现代社会的古旧事物成全并丰富了影片的结构。
母亲与父亲相识在这片小山村，而且最让人动情的当属女主角面对心上人所表现出的或欣赏或害羞或失落的情绪，章子怡确确实实把这些情绪给传达出来了，印象最深的当属她穿着臃肿的红色棉袄在雪地或者金黄色山坡树林间奔跑的身影，我把这归结为张艺谋式的小清新，而这种小清新不同于台湾电影里小清新代表事物：吉他，单车，背包，咖啡等等。张艺谋式的小清新是建立在乡土的基调上的，无论是这部还是后来那部《山楂树之恋》。当然，这也可以解释，电影作者表达的东西总是在投射自己的经历和生活过的时代环境背景。
而作为讲述人的‘我’则通过回顾父亲母亲的爱恋经历终于理解了母亲的执拗，而与导演把1998的场景划分为黑色对比的是，送丧的队伍来了许许多多他的学生，这是人性中释放出的温情。在此，我不敢妄加揣测说，张艺谋通过黑色与彩色的划分表达对现实的失望和对过去美好的怀念憧憬。但不得不承认，黑色代表的冷基调和彩色代表的暖基调形成了某种形式的映照。
最后要提及的是，电影的摄影、配乐和美术都是非常出色的，摄影不用说，保持了张艺谋的一贯风格，对色彩的运用。而配乐出自三宝之手，兼具情绪的共鸣与地域特色，收放自如，美术的功力则体现在场景很真实的还原了那个淳朴的年代，无论是门口的老倭瓜还是上着素色釉彩的大瓷碗。
这部影片用了一种温和的方式讲出了农村边远地区无论是交通、教育的失衡，影片取名《我的父亲母亲》，电影作者颂扬了父辈们的坚守，而对现实社会中农村地区缺乏足够多的关切尤其是教育的失衡表示了担忧。虽然结尾处‘我’登上讲台为学生们讲了父亲当年自己编写的那篇课文，达到某种情感上的和解（为了父亲的遗志，为了母亲的期盼），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还是要离开母亲去县城工作，那么年迈的母亲该如何面对失去父亲的孤独，当然，电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结尾处又说，县上会派新老师来，学校也会重新修建，但是，对于这片长期缺乏各种公共服务的土地来说依旧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强。
影片开场于那条路，结束于那条路。那么，坐在影院或者画面前的我们，又该走向精神归宿的何方？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