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的悲剧点在哪？

观影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这不过是一部展现上流社会富人阶级丑陋嘴脸的影片，它只不过用纪录式的手法看似客观真实的展现这一切，但这至于得金熊吗？甚至前面大段的对话与过于晃动的手持摄影，让我十分厌恶差点到无法忍受的地步，直到最后一场戏，我才敢说我真正看懂了这部电影，弄清了导演的良苦用心。然后，前面所有的情节与画面像幻灯一样重新出现在我脑海，前后联系起来，我终于决定给这部影片五颗星，它完全值。

让我无比汗颜的是导演出生于1975年，比我大不了太多，但已然能拍出对社会有如此洞见、对阶层有如此见地、对人类情感关系有如此反思的影片，且镜头语言是如此成熟、表达如此完整，这种差距，不仅仅只是年龄上的，更是国民素质、民族素养上的，请原谅我用了如此多的大词，否则我无法表达出我们这一代电影人或者说这一代人与别国的差距，譬如罗马尼亚，无法表达出我的心焦。但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纵然能感受到它全部的好，我也“无法发声”，或者说我缺乏更好的“发声”的能力。

很多人只是看到了导演表层的阶级刻画、母子关系，并解读为“成长”问题，在我看来，导演真正的意图在于引起反思：真正的悲剧是什么？引发这场悲剧的根源是什么？

从逻辑到宗教：受难者的赦免
“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维特根斯坦

影片真正的用意在于告诉我们：真正的悲剧在于，谁也无法理解谁的苦难，个人的苦难唯有自己承受。插两则题外话，在看这部电影前，我阅读了几篇《南方周末》上关于云南个旧矿区底层性工作者生存境况“十元店”的报道，读后长久意不能平，甚至在第二天观看影片时，我仍旧在想：罗马尼亚的中年妇女穿着貂皮在观看歌剧，我们的妇女却可以为了十块钱出卖身体。第二则是昨天早晨四川雅安发生的地震。如果苦难不是发生在自己头上，我们都仅仅只是“蜻蜓点水”的旁观者。

片中，展现了两个阶级、两个平行世界的人，若不是因为一场“偶然事件”（车祸）绝不会有交集。富人阶级之所以能成为富人在于他们强势的行事逻辑，他们在对已对人上永远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对人一套，对己一套，对人的一套是用于束缚他人以便为己服务（这亦是政治家的权术。）我们看到片中，在事故发生后，撞死人的巴布母亲科内莉亚可以直接去到笔录现场篡改笔录，死者男孩的家属却只能坐在一楼哭泣与等待；验血时，巴布要求护士当面更换一次性针管；巴布在计划要孩子前单方面要求同居女友卡门做全身检查，包括艾滋、乙肝、妇科病。片中，处处可见这种细节，歧视与不公无处不在。巴布行为只是母亲行为的一种延伸，母亲行为只是上流阶层的一个样本。凡事皆可以用权钱搞定，凡人都可以用权钱收买，包括“真相”本身。直到最后一场戏，科内莉亚带着儿子与女友去罗马尼亚农村被撞死男孩家中，事故中双方家庭终于见了面。在我看来，影片最大优点在于100分钟的剧情都在交待科内莉亚如何长袖善舞，如何用自己手段摆平这场车祸，且一直能hold住，直到最后一场戏，导演终于让我们看到，两个家庭对比是如此强烈，上流社会家庭（撞死人的一方）想的只是如何免去牢狱之灾，却丝毫未想过对死者家庭造成的天大的伤害。这场事故，对于前者，不过是坐牢不坐牢、是否影响前途的事；对于后者，却是瞬间的崩溃。两个家庭，两个母亲，她谈论他的前途，他的所谓关于前途的优缺点，而她只是谈论他的日常琐事，谈论男孩放学回家，就像男孩悲苦的父亲所言“我从未想过自己需要承受这么重的压力，我只想着他能给我养老送终”，后者只有最朴素的情感、最深切的悲哀。然而，正是在男孩父母亲悲苦良善满是《圣经》中“受难者”模样却只是默默承受的脸上，在最后男孩父亲明明遭遇最深切的痛却慈悲为怀宽恕的送出门来与巴布将握未握的手上，我终于看到导演全部的怜悯、同情与反思。如果不是最后一场戏，所有这一切得不到释放与升华。这绝对是一部唯有灵魂与信仰并且依旧相信的国家中的人方能拍出来的电影，中国绝对拍不出，美国亦拍不出。欣喜的是，我倒是在近年来的韩国电影中越来越多的看到这种倾向，譬如朴赞郁的《亲切的金子》、金基德的《圣殇》以及李沧东的《诗》。特别是《诗》，在类似的“犯罪-救赎”主题中，我们看到作家出身的李沧东找到了一条东方式的更诗意化的反思与救赎之路。

从伦理到哲学：肇事者的悔悟
“世界上有两件事物，我越想越引起我内心深深的战栗与惊恐：头顶的星空与人心中的道德律令。”——康德

如果影片只是停留在“受难者的赦免”上，影片只是完成了一半。最重要的是在反思，以及如何达成“这场反思”。手持摄像机，才能尽可能深的进入事件本身，不同于旁观姿态，事件记录者同时亦是参于者，导演在此不仅仅只是客观陈述，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主观姿态”，看到导演的立场与态度。影片在展现这场悲剧时，选取的角度非常棒：自始至终展现一位“在努力行动中”的母亲。如果说这位上流社会母亲“行动动机”来自本源的母爱，那么，在导演的镜头下，这位母亲的所有“自以为是的行动”不仅可笑且徒劳。科内莉亚或许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师，但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失败的母亲”。我们看到，在事故发生后，科内莉亚试图用自己的手腕帮助儿子免去牢狱的同时，亦在挽救僵化的母子关系，企图重新将儿子“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这是一种母亲特有的让自己的孩子“重回襁褓”，甚至是“重回子宫”的潜意识渴望，我猜想，这或许是影片片名“Child's Pose”由来。如果没记错，科内莉亚的手机铃声来自巴赫的音乐，书架上摆满了罗马尼亚著名小说家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的小说，然后，对于科内莉亚来说，无论是巴赫还是赫塔•米勒，不过是她装腔作势的姿态，是她用以表明自己上流社会知识分子的“门面”，包括平日里没事看看歌剧。“可笑之人最可笑之处在于往往可笑而不自知”，科内莉亚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一位母亲。在动用手腕试图摆平车祸以及化解与儿子关系这两件事上，科内莉亚看似踌躅满志、志得意满，实在是彻彻底底的“失败”，儿子的不领情甚至威胁“再干涉就断绝母子关系”，事故目击者的无耻敲诈，让这位“行动派”处处乏力。特别是片尾，科内莉亚在见到了死者父母，以及与死者父母“交谈”（所谓的交谈，不过是“对牛弹琴”，各说各话，科内莉亚的自私，岂能理解死者家庭的悲痛。）中，对比死者母亲能忆起儿子生前生动的点点滴滴，科内莉亚却只能述说虚构甚至假象中的儿子的优缺点，之后，科内莉亚回到车上的埋头痛哭，是在哀叹自己的“无能为力”，还是被所见到的同为人母的死者父母脸上的悲痛唤醒终于悔悟？我想，即便科内莉亚能忏悔，唤起她的与其说是中国伦理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如说是“人心中沉睡的道德感”，包括最后走下车走到男孩父亲面前的巴布。

在人世所有的悲剧与苦难面前，能理解他人苦难的唯有“无我者”上帝，能赦免他人的也唯有“无我者”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