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是谁？
还记得认真看的严浩上一部作品是《庭院里的女人》，当时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东方的庭院里的女人问那个西方传教士：“你以为你是谁？”似乎充满了东西方碰面、碰撞中的复杂、冲突和痛苦。而这一次看了严浩的新作品《浮城大亨》后，尽管在短短的影片中是诗意化地融汇了大亨布华泉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但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却是布华泉在机场通道时问的：“那我是谁？”
从面对西方问道：“你以为你是谁？”到了问：“那我是谁？”相映成趣的两句话，却也可以勉强地看成是香港对自己身份的一个思考、认定的过程（包括电影的片尾曲歌词中也反复着“我是谁？”），而剧中主人公布华泉似乎可以看成香港的缩影。
身世之苦——混杂，贫苦，歧视，身不由己
布华泉的生母是贫苦的水上人家女子，被英国水手骗上船遭受奸污，因而生下了布华泉。可以说他的身世很苦，具备了两方人种的特点，却又不被双方认可：本土的华人嘲笑他眼珠、头发的颜色，把他称为“洋杂”、“鹦鹉鱼”，而殖民地的英国大佬则视他为未进化完全的人种，称之为“半生熟”……这是混杂；水上人家的生活很苦，布华泉的祖辈、父母甚至一辈子都几乎没有穿过鞋子，当布华泉和兄弟到学校念书的时候，其他穿着崭新鞋子的孩童不断嬉笑着踩踏他们的光脚，他的父亲理所当然地认为贫穷把水上人家和其他人分成了几个阶层，所以当布华泉顶了船东老板一句时，他马上挥舞棍棒把将其打到头破血流……这是贫穷；混杂和贫穷带来的自然是被歧视，船东称他为“洋杂”，他只能接受，否则就会迎来父亲的痛打，他去找帝国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管理者交流的时候，英国人笑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只能在对方的嘲笑中回答：“我叫半生熟。”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回答，连交流的机会都没有。
电影里说的是布华泉的身世，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挪移到香港这个城市来看的话，可以发现这个身世其实也同样说的是香港：出身水上人家，身不由己地来到这个世界，兼具了中西两方的一些特点，却同时不被双方接纳……
人可以选择很多，甚至可以呐喊着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之类豪言壮语，却对于身世的选择无能为力。正是由于这种身不由己和无能为力，带来了布华泉、也是香港的困惑与挣扎：布华泉在机场拿着英国护照却要走“异籍”通道，面对1960年代的反抗港英的激烈运动无所适从，哪怕他跻身香港上流社会的宴会、聚会，面对着“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吗？你有伦敦口音吗？和他们是大学同学吗？”之类的质问，他也无言以对。香港也是这样，从当初被中国大陆抛弃，到港人游行示威冲击港英，再到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的跌倒，都让香港这个城市五味陈杂，都让这个城市心头飘动着布华泉那个“我是谁”的疑问。
面对布华泉提出“我是谁”的疑问，英国官员说：“对不起，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也无能为力！”的确是历史让布华泉们不断地问“我是谁？”但历史不会代替布华泉、代替香港去承受这个挣扎和痛苦。
奋斗之途——念书，打拼，晋升，上流社会
在许多反映香港人工作学习状态的电影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有的同时做几份工作，有的工作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去培训、拿学位，可以说香港人的努力和打拼可以说是出了名的，他们似乎坚信执着和勤劳可以弥补他们在出身、在原初机会等方面的先天劣势。电影中布华泉就具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他二十一岁才读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在应聘企业时无法填写学历，只好写下“会识字”，但他从不放弃，坚持一步一步地学习、工作，换来一步一步的晋升，换来周末解下领带和上流社会的美女饮茶，换来参加英国在殖民地企业大班家庭聚会的机会……
这些奋斗和努力当然可以带来直接的效果，物质可以丰盈，生活可以改善，社会地位也可以提高。如果人真的只是“唯物主义者”，那获得这些也就可以相当满足了。但偏偏人喜爱问一些“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之类的问题，显然物质生活和工作成果是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的，况且这些内容本身也并非稳固不移的——如布华泉的晋升并非无限向上的，“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吗？你有伦敦口音吗？和他们是大学同学吗？”这种诘问是事实，也表明了布华泉在上流社会是有瓶颈的，而且就算到了上流社会又如何，连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都有踉跄一跌……其实同样的困惑在前几年的港片《岁月神偷》中也有体现：年轻的穷家小伙子长得帅、跑第一、学习好，考香港最好的中学，和富家美女谈恋爱，但这些并不稳固：米字旗要降下，富家女要全家移民海外……
归属之处——家庭，尊严，信仰，价值坚守
依靠勤劳的奋斗并不能解决克服身世（哪里来）与未来（去哪里）的问题，所以电影还在不断地提到布华泉的归属之处——当然，这也是香港的。努力的学习和拼命的工作并没有把布华泉异化成机器人，不论贫富、不论忙闲，似乎他都在于表象之下寻求着价值所在：而在电影中，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庭、尊严和信仰三个方面。
电影中细腻地记录着东方传统的断裂（水上人家的孩子布华泉上了岸，去天后宫寻找生母的痕迹时明显带着遥远历史的阻隔感，他和妻子的结婚不再是“你阿娘和我阿娘说，我阿娘和我阿爸说”和唱着水上人家的歌），但片中对长辈的孝顺无违，对兄弟姊妹的团结关爱，对妻子的相敬相护，子女的疼惜，无不表明家庭价值始终在布华泉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片中并没有怎么表现布华泉与妻子阿娣的爱情，但又告诉我们：尽管经受了风雨煎熬但最终日趋稳固，其中起到维系作用的就是家庭的价值。也正因为家庭，所以布华泉后来面临着上流社会美女菲恩的魅力四射和诱惑当前，也克制着败坏和堕落的欲望。最后他给妻子换助听器电池以及深情相拥，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海誓山盟，而是家庭温馨、亲情满溢。
当布华泉的父亲去世时，维持家庭的支柱轰然倒塌，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四处借钱，被拒绝时也只是鱼贯而出。无奈之下，母亲把孩子们送入救济院，反复告诫着：“不要哭，我们不是要饭的”，于催泪之间也让人看到了其中的不卑不亢。布华泉在年轻和成年后分别顶撞过船东老板和英国人企业管理者，并且与后二者的遭遇对比看，显然他至少在这二者面前树立了尊严。对尊严的认定，一方面来自于当初“我们是社会的新生儿，飞机火车都能开”的激励教育，来自于他工作学习获得的成就，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显然来自于片中反复渲染强调的基督信仰。
年轻时即听到福音，随即受洗，东牧师将福音传到布华泉一家，对他们一家人价值观、人生观也影响深远。所以，全家人哪怕在最艰苦的时候也不放弃乐观，片中主角们在教堂、在饭桌上、在亡者追思会上恳切地祷告着，母亲教导着“一切都交给耶稣啦！”具备着相当的代表性，母亲最后念读和抄写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7）是持守之后对上帝的告白，亦是关于归属之地的向这个世界的告白。值得注意的是，片中牧师有西方人也有东方人，但显然东方人的牧师（东牧师）对布华泉一家影响更深，片中布华泉一起祷告的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但显然和家人、东牧师以及本土的信徒一起祷告更多，也更显诚恳和真切——这些似乎表明，信仰才是真正的归属所在，因其跨越东西地域、超越贫富差异、解决身世困惑。有意思的是，刚刚看过的港片《桃姐》，片中也许多在餐前、追思会上的恳切祷告，这已经说明基督信仰已经成为了港人价值、信念的重要内容——大概，因为信仰，身世的飘摇已经困扰不到港人了？
从面对西方问道：“你以为你是谁？”到了问：“那我是谁？”相映成趣的两句话，却也可以勉强地看成是香港对自己身份的一个思考、认定的过程（包括电影的片尾曲歌词中也反复着“我是谁？”），而剧中主人公布华泉似乎可以看成香港的缩影。
身世之苦——混杂，贫苦，歧视，身不由己
布华泉的生母是贫苦的水上人家女子，被英国水手骗上船遭受奸污，因而生下了布华泉。可以说他的身世很苦，具备了两方人种的特点，却又不被双方认可：本土的华人嘲笑他眼珠、头发的颜色，把他称为“洋杂”、“鹦鹉鱼”，而殖民地的英国大佬则视他为未进化完全的人种，称之为“半生熟”……这是混杂；水上人家的生活很苦，布华泉的祖辈、父母甚至一辈子都几乎没有穿过鞋子，当布华泉和兄弟到学校念书的时候，其他穿着崭新鞋子的孩童不断嬉笑着踩踏他们的光脚，他的父亲理所当然地认为贫穷把水上人家和其他人分成了几个阶层，所以当布华泉顶了船东老板一句时，他马上挥舞棍棒把将其打到头破血流……这是贫穷；混杂和贫穷带来的自然是被歧视，船东称他为“洋杂”，他只能接受，否则就会迎来父亲的痛打，他去找帝国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管理者交流的时候，英国人笑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只能在对方的嘲笑中回答：“我叫半生熟。”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回答，连交流的机会都没有。
电影里说的是布华泉的身世，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挪移到香港这个城市来看的话，可以发现这个身世其实也同样说的是香港：出身水上人家，身不由己地来到这个世界，兼具了中西两方的一些特点，却同时不被双方接纳……
人可以选择很多，甚至可以呐喊着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之类豪言壮语，却对于身世的选择无能为力。正是由于这种身不由己和无能为力，带来了布华泉、也是香港的困惑与挣扎：布华泉在机场拿着英国护照却要走“异籍”通道，面对1960年代的反抗港英的激烈运动无所适从，哪怕他跻身香港上流社会的宴会、聚会，面对着“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吗？你有伦敦口音吗？和他们是大学同学吗？”之类的质问，他也无言以对。香港也是这样，从当初被中国大陆抛弃，到港人游行示威冲击港英，再到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的跌倒，都让香港这个城市五味陈杂，都让这个城市心头飘动着布华泉那个“我是谁”的疑问。
面对布华泉提出“我是谁”的疑问，英国官员说：“对不起，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也无能为力！”的确是历史让布华泉们不断地问“我是谁？”但历史不会代替布华泉、代替香港去承受这个挣扎和痛苦。
奋斗之途——念书，打拼，晋升，上流社会
在许多反映香港人工作学习状态的电影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有的同时做几份工作，有的工作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去培训、拿学位，可以说香港人的努力和打拼可以说是出了名的，他们似乎坚信执着和勤劳可以弥补他们在出身、在原初机会等方面的先天劣势。电影中布华泉就具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他二十一岁才读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在应聘企业时无法填写学历，只好写下“会识字”，但他从不放弃，坚持一步一步地学习、工作，换来一步一步的晋升，换来周末解下领带和上流社会的美女饮茶，换来参加英国在殖民地企业大班家庭聚会的机会……
这些奋斗和努力当然可以带来直接的效果，物质可以丰盈，生活可以改善，社会地位也可以提高。如果人真的只是“唯物主义者”，那获得这些也就可以相当满足了。但偏偏人喜爱问一些“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之类的问题，显然物质生活和工作成果是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的，况且这些内容本身也并非稳固不移的——如布华泉的晋升并非无限向上的，“你以为你和他们是一伙吗？你有伦敦口音吗？和他们是大学同学吗？”这种诘问是事实，也表明了布华泉在上流社会是有瓶颈的，而且就算到了上流社会又如何，连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台阶上都有踉跄一跌……其实同样的困惑在前几年的港片《岁月神偷》中也有体现：年轻的穷家小伙子长得帅、跑第一、学习好，考香港最好的中学，和富家美女谈恋爱，但这些并不稳固：米字旗要降下，富家女要全家移民海外……
归属之处——家庭，尊严，信仰，价值坚守
依靠勤劳的奋斗并不能解决克服身世（哪里来）与未来（去哪里）的问题，所以电影还在不断地提到布华泉的归属之处——当然，这也是香港的。努力的学习和拼命的工作并没有把布华泉异化成机器人，不论贫富、不论忙闲，似乎他都在于表象之下寻求着价值所在：而在电影中，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庭、尊严和信仰三个方面。
电影中细腻地记录着东方传统的断裂（水上人家的孩子布华泉上了岸，去天后宫寻找生母的痕迹时明显带着遥远历史的阻隔感，他和妻子的结婚不再是“你阿娘和我阿娘说，我阿娘和我阿爸说”和唱着水上人家的歌），但片中对长辈的孝顺无违，对兄弟姊妹的团结关爱，对妻子的相敬相护，子女的疼惜，无不表明家庭价值始终在布华泉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片中并没有怎么表现布华泉与妻子阿娣的爱情，但又告诉我们：尽管经受了风雨煎熬但最终日趋稳固，其中起到维系作用的就是家庭的价值。也正因为家庭，所以布华泉后来面临着上流社会美女菲恩的魅力四射和诱惑当前，也克制着败坏和堕落的欲望。最后他给妻子换助听器电池以及深情相拥，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海誓山盟，而是家庭温馨、亲情满溢。
当布华泉的父亲去世时，维持家庭的支柱轰然倒塌，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四处借钱，被拒绝时也只是鱼贯而出。无奈之下，母亲把孩子们送入救济院，反复告诫着：“不要哭，我们不是要饭的”，于催泪之间也让人看到了其中的不卑不亢。布华泉在年轻和成年后分别顶撞过船东老板和英国人企业管理者，并且与后二者的遭遇对比看，显然他至少在这二者面前树立了尊严。对尊严的认定，一方面来自于当初“我们是社会的新生儿，飞机火车都能开”的激励教育，来自于他工作学习获得的成就，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显然来自于片中反复渲染强调的基督信仰。
年轻时即听到福音，随即受洗，东牧师将福音传到布华泉一家，对他们一家人价值观、人生观也影响深远。所以，全家人哪怕在最艰苦的时候也不放弃乐观，片中主角们在教堂、在饭桌上、在亡者追思会上恳切地祷告着，母亲教导着“一切都交给耶稣啦！”具备着相当的代表性，母亲最后念读和抄写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7）是持守之后对上帝的告白，亦是关于归属之地的向这个世界的告白。值得注意的是，片中牧师有西方人也有东方人，但显然东方人的牧师（东牧师）对布华泉一家影响更深，片中布华泉一起祷告的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但显然和家人、东牧师以及本土的信徒一起祷告更多，也更显诚恳和真切——这些似乎表明，信仰才是真正的归属所在，因其跨越东西地域、超越贫富差异、解决身世困惑。有意思的是，刚刚看过的港片《桃姐》，片中也许多在餐前、追思会上的恳切祷告，这已经说明基督信仰已经成为了港人价值、信念的重要内容——大概，因为信仰，身世的飘摇已经困扰不到港人了？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