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奏鸣曲

不得不说，这是一部让国人极易产生代入感的电影。

当然男主角的表现也许并不“遵循常理”，掠了一眼评论，很多人说他的转变是因为文学和艺术呼唤出了人性的光辉，当然也有人说片中只给出这些作为理由有些缺少说服力。我也不相信奏鸣曲和布莱希特的诗歌可以改变一个人，毕竟有极高艺术审美的罪犯或战争狂人也并不少见。所以我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他的信仰，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人物性格上的“转变”，没什么不合情理的矛盾之处。

男主首先是个严谨的死理性派，从开头用审讯录音给学生上课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所坚称的“谎言和真话的区别”可见一斑（这点倒是和方舟子很像）。其次他是个有坚定信念，对党的组织和宗旨高度忠诚的理想主义者，在他和文化局长在档案室午餐的桥段就透露出了很多信息：为了“实践社会主义平等”不去长官专属座位就坐，当监视行动涉及到高层时毫无退缩之意并欲继续坚持，诸如此类。反观文化局长则是个聪明的投机主义者，叫男主角去完成监视任务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升迁，认为得到权势才是身在体制内所需达成的最终目标。所以当男主反问“你还记得入党宣言吗”的时候，这点理想主义的光芒在现实面前就显得如此可笑。而文化局长一边先引诱小职员讲出有关领导人的笑话随即对其进行恐吓，一边自己却毫无忌惮地同样讲着对领导人不敬的笑话时，男主角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就已体现出他们之间的格格不入，某种程度上就是诸多此类细节的积累促成了他对体制的信仰的幻灭——文化局长说没有党哪来的党员，那么当所有党员都如文化局长一样弃信仰于不顾只为谋取自身私欲，这个党还是值得信任的吗？

所以，男主角从一开始就根本就是个体制内的异类。

于是后来他发现部长要求通过监视任务搞倒作家的动机只是出于要占有对方的女友，这明显不符合他的价值观，因此当然也就没必要去忠于这一命令。而所监听到的作家情侣关于体制的对话对他更是有所触动，所以他会站在忠于自己内心的立场，在酒吧里对女主角说要她做真实的自己。

但导演也知道光这样是不够的，按照这样的逻辑走下去，当后来作家终于决定要写“反动文章”的时候男主角还是会“为国家的前途”而揭发作家——电影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所以又安排了被文化局长的一番言论所改变主意的另一场戏来进行弥补，虽然前后呼应太少，这一段的说服力确实弱了一些，略有不足。

但从这时起，后来的一切也就都顺理成章了，至于什么布莱希特的诗、给好人的奏鸣曲，起到的最多也就是一些促进和催化的作用而已。

所以根本没什么“良心发现”，他一直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只是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导演用自己的美好愿望塑造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而这是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故事。那么它没能发生的原因之一也许是，现实社会中还能如此保持信仰的人实在太少了。

至于作家和他的女朋友，身在大环境下本就无力，就如现在的我们，能保证比他们做的更好吗？

顺便扯一句，现在人们言必称林昭顾准遇罗克，可他们当时都是真正的，有的甚至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对某种信念抱有极大的热忱才会勇敢指出其中的弊病并为其奋斗终身，现在这个虚无的社会又有谁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