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情时速》：动作片的不同世界

        在好莱坞制片工业中，既有像科恩、沃卓斯基这样兄弟二人倾力合作、取长补短，打造共同作品的兄弟导演，也有像斯科特兄弟这样各自闯荡、独立发展，最后分别竖立起牌子的导演兄弟。哥哥雷德利·斯科特和弟弟托尼·斯科特差不多同时在80年代中期出道，两人都主要以制作动作片著称，且作品质量皆时有起伏、参差不齐，而时至今日都同样跻身于好莱坞一线导演的行列，这让人对兄弟二人的才华感到钦佩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好莱坞对同质性人才的容纳能力。虽然两人同属好莱坞主流商业导演，但在一些观众（特别是批评家观众）眼里，他们的身份实际上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由于拍摄《末路狂花》、《火柴人》等具有现实关怀的影片，雷德利身上带有一定的作者气质。他的《银翼杀手》也不仅仅是一部科幻片杰作，同时也带着浓郁的人文关怀。相比之下，弟弟托尼则具有更多的商业和偶像气质。86年他拍摄的《壮志凌云》不仅成功树立了汤姆·克鲁斯的偶像形象，还在全世界引发了穿皮夹克的风潮。之后凭借塔伦蒂诺编剧的《浪漫风暴》，他差点树立了严肃导演的身份，但很快便偏离了这一方向，在他最擅长的商业动作片中越走越远：《红潮风暴》、《全民公敌》、《怒火救援》、《地铁惊魂》……一直到今天这部《危情时速》。
        随着对同一类型的反复实践，托尼·斯科特的动作片不仅在技巧和对类型规范的把握方面越来越成熟，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导演风格。这种风格包括：在演员实际身体动作不足的情况下，通过频繁剪辑和快速的镜头运动人为地制造紧张感，扩大叙事张力；一再塑造以丹泽尔·华盛顿为代表的平民英雄形象（两人前后合作五次），比如《地铁惊魂》中地铁监管员，《危情时速》中的弗兰克·巴恩斯。这类英雄不具有邦德或兰博式的超能力，也没有警匪片中探员的职业优势，却拥有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信念，因而更容易为普通观众认同；通过多重视角全面展现一起事件的能力。这一点在《危情时速》中最为突出，对火车失控事件可能引起关注的方面电影几乎都兼顾到了：媒体、群众、官方、铁路部门、当事人、他们的家庭。在多重视角叙事中，电影的真实性不仅大大增加，事件所能唤起的情绪张力也水涨船高。
        如果你已经习惯于007式的动作片，那么看《危情时速》时相信你定会感叹：在不同的动作片中，世界得以运转的物理规则真是千差万别。《危情时速》中的“大事件”在邦德看来连小儿科都算不上：由于一名铁路职员的疏忽，一辆无人驾驶、满载危险品的火车以7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铁路上，你要做的就是使它停下来。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邦德肯定会架着直升机开到火车头顶上再从上面跳下来，《危情时速》里确实也有人那么干了，结果只是摔了个半死；换成史泰龙大概会驾着摩托去追火车，再使出扒飞机的力气爬上去，本片中也有人打算这么干，结果发现手指与火车总隔着段够不到的距离。为什么放在007电影中一个桥段就能解决的事愣是给拍成了两小时长的电影，还让你紧张个半死？夸张与写实作为拍摄动作片的两种不同规范，与观众的心理默契是很不同的。前者直接告诉你我是假的，我能让你体验你不能做到的事，这样你会觉得很爽；后者则声称自己是真的，我做的是你也有可能做的事情，意识到自己有成为英雄的潜质肯定也会让你倍感舒服。《危情时速》就是这样，通过一起真实事件和两名恰好撞到枪口上的平民英雄，让观众扎扎实实地体验了一把“真实世界”中的动作奇观。
        作为一部好莱坞的A级动作片，《危情时速》绝没有一味地堆砌动作，肆意营造火爆场面。在赋予电影写实外观的同时，导演和编辑并未疏于发展主人公的情感心理线索。由于影片中发生的是突发事件，事件单一且经历的时间比较短，因此并没有为刻画人物的心理情感留下多少空间。在相当有限的叙事空间内，编剧马克·鲍姆贝克却十分难得地回溯了两位主要角色的情感和职业经历，将眼前的事件与他们的人生经历结合在一起，使事件成为他们人生的转折点。电影中的威尔森和巴恩斯不仅仅是两名普通铁路员工，两个抽象的英雄，而是带着全部生活经历的极具质感的人。在影片的总体效果上，情感元素的引入也使其更为饱满丰富。当然，从严肃电影的角度看，这些几乎“硬塞”进去的情感显然是虚假的，是影片赖以抓住观众的意识形态成分。但成功的好莱坞商业片就是这样，有技术基础、艺术润色，还有意识形态外衣的包装。
        近期由于《西风烈》的上映，华语类型片如何向好莱坞学习的话题一再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任何类型都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很难被具有文化差异的其他国家原样复制。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动作片被认为“抄”了好莱坞不少东西，但这些港片普遍都疏于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与好莱坞有很大不同，它们的成功更多依托的是原创性的本土特征：如异常激烈的身体动作、巧妙的构成剪辑技巧、过火而风格化的表演、粗俗谐谑的本土情感元素……《西风烈》这样的动作片似乎仍旧处于照搬好莱坞动作片火爆惊险场面的阶段，本土化特征却极其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