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手记：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

2022年夏天，我从新疆艺术学院毕业，只身来到南方，在深圳谋到一份做纪录片导演的差事，开始参与纪录电影《滚烫年华》这个项目。

40多年来，无数人远离家乡，来到深圳打工，在这里挣生活，也在为这座城市贡献自己的青春。在人口迁徙又不断离散的过程中，普通人是如何在这样的境况中工作与生活的？这是我们导演组操作《滚烫年华》的出发点。我们希望呈现的是这座城市中在基层工作的普通人，关注他们日常而具体的生活。

我们跟拍的第一个故事是夏令营。

许多年前，关于留守儿童暑假到深圳来看父母的新闻见诸报端，后来我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工厂会专门为职工的孩子组织夏令营。这些孩子放假后来到深圳和家人重聚，9月开学再回到老家。2022年6月，我们在深圳宝安区一家制造业工厂取得了拍摄许可，在他们提供的一份参加夏令营的家庭名单中，找到了甘强一家。

甘强是80后，四川广安人，他和妻子吕凤同在这家工厂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小儿子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他们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女儿则在老家读小学三年级，由爷爷奶奶照顾。以往的暑假，女儿也会来到他们身边生活；2022年夏天，女儿第一次参加了工厂举办的夏令营。

2022年夏天，深圳宝安区一家制造业工厂专门为职工孩子组织夏令营。图/幸运

我们选择把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设定在机场：开头是去机场接女儿，结尾是送她去机场回老家准备开学。这一来一回，都是这个小女孩一个人乘飞机，单程跨越大约1300公里。我们在开始拍摄前就了解到，甘强一家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家人分居两地。由于没有深圳户口，甘强的孩子无法在深圳上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费用又无法承担。而小儿子跟在身边的原因是还未到上小学的年纪，可以再缓几年。

面对这样的家庭困境，甘强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去打听转学的事，也参加了深圳市总工会的“圆梦计划”来提升学历——只要获得一定的学历，算上社保积分，他就能以积分的形式落户深圳，这样孩子的上学问题就可以解决。但在拍摄期间，甘强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忙于带孩子，学习考证这件事对他来说似乎更加艰难。

我们后来决定将片子的主要人物定在女儿身上。她从老家来到深圳第一次参加夏令营，新奇的城市景观和丰富的夏令营生活令她眼花缭乱，这个夏天对于她来说，就像一场梦幻的冒险。于是，关于女儿生活中“一个夏天会发生什么”以及“夏天结束了”这样的词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她是否会经历悲伤，是否会埋怨或者理解父母，是否会在夏令营结束后获得成长，就是我们想要去讲述的故事。

拍摄期间其实有一次“意外”。那是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摄制组带甘强一家去坐摩天轮，我希望摩天轮之旅能给女儿带来圆满的体验。但由于特殊原因，就在一小时前还在运行的摩天轮突然宣布关闭。排着队的我们突然手足无措。当时还在想，要不去旁边的世界之窗玩吧，我极力想要把这个场景营造得完美一些。但孩子们有些累了，最后我们决定去吃肯德基。

于是，在夕阳下沉的傍晚，在肯德基的户外餐厅，我看到甘强一家坐在温暖的阳光里，妈妈坐在一旁给姐弟俩拍照，爸爸望着他们笑着。在他们身后，巨大的摩天轮静静地停在空中。拿着摄影机在旁边记录的我，突然体会到他们的幸福。就在那个场景里，女儿对父亲说出了内心深藏已久的话。当时我想，就算没有坐到摩天轮也没关系，这次被意外改变的拍摄计划，总会抵达应该属于它的结局。

就在第一个故事拍摄快要结束时，我找到了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邵书芳。她是深圳宝安区一家小工厂的一线女工，负责在流水线上组装电器零件。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深圳市总工会“圆梦计划”的学员。当时她已经通过这项免学费的计划拿到了大专学历，正在学习自考本科的课程。作为一个年轻妈妈，她面临的难题也是孩子入学。她的目标非常清晰，通过拿学历、考技能证书，拿到足够的积分入户深圳，为孩子以后读公立的初中做准备。

邵书芳是湖北人，80后，她的父母早年就来了深圳，她后来也来了广东读中专，毕业后留在深圳工作。她每天的生活节奏非常固定：早晨骑电单车到离家几公里的工厂上班，下班后买菜，回家做饭，辅导儿子写作业，最后一件事是坐在客厅的角落，打开那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开始上网课，身后是一面堆满生活杂物的墙。

邵书芳每天早晨骑电单车到工厂上班，下班后买菜，回家做饭，辅导儿子写作业。图/幸运

2022年中秋节前夕，我想跟书芳约一次她们全家聚餐的拍摄。书芳说她要问问父亲。后来书芳给我打电话，说她一直以来考学拿证的目标，都不被父母理解。父母希望她在家里照顾好家庭和孩子，不想让她在外面参加那些活动。书芳的担忧在于父辈的反对会影响到我们的拍摄。但其实，这段遭遇反而成为她人生故事的一个支点。

那场中秋的聚餐，我们最终获得了拍摄许可。在和书芳父亲的沟通中，我发现他不赞同书芳考学拿证的理由在于，这样做会让书芳的生活很累。当书芳父母看到我们摄制组来拍摄书芳的故事时，他逐渐也理解了书芳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的责任。在那场家宴上，城中村的两室一厅，狭窄的客厅里坐满了人，书芳父亲还主动问起了书芳学习的进展，欢声笑语在屋里飘荡。

书芳总给我一种坚韧和乐观的感觉，无论是在前期的调研采访中，还是在我们的拍摄期间。她的学历不高，能找到的工作有限，但她从来没有放弃。常常是今天失业了，第二天就跑去面试找工作。她找工作也要挑上班的时间，因为她还需操持家中的事务，辅导儿子写作业，以及周末带他出去参加各种免费的展览活动。邵书芳的儿子上小学四年级，有些调皮捣蛋，但在一次拍摄中，我发现他内心其实什么都知道。

那场戏是书芳一家回到她上大专的深圳三职校。我们找到书芳以前上课的那间教室，让他们一家在里面坐坐。书芳向我们回忆当时她来上课的场景：每个周末，她抱着还是小奶娃的儿子从宝安乘地铁到福田八卦岭上自考课程，孩子睡着了就一只手抱着，一只手做笔记听课。这时，儿子在一旁的黑板上写写画画，我们定神一看，是一句歪歪扭扭的英文：I love my mother.

那天去完三职校，书芳说，想趁着进城的机会，去莲花山公园走走。我和摄影师便跟着一起去。莲花山公园位于深圳福田区的市中心，有很大的一片草坪，任何人都能在上面自由玩耍。书芳给儿子买了气球，她们一家三口坐在草地上，看着这座城市的楼宇和天空。这个场景让我意识到，她们开始逐渐融入这座城市。没过几个月，我就陪着书芳去办理了落户，然后在派出所拿到了她的户口本。我想，书芳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努力追求的故事，还关于一个独立女性想要做成任何事情的勇气与力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人们为着美好的明天在流水线上辛勤工作。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打工人写作者，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后来，有学者将这些工人写作者归纳成“打工文学”的流派。在我看来，究其根本，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产生必然与劳动有关。

我就是这样认识刘炜的。他是我们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一个50多岁中年男人，光头，隆起的肚腩像一颗充满气的足球。乍看之下，他极为普通，每天的工作是在罗湖口岸附近的仓库当仓管员。早在前期采访调研之时，我从好几个“打工诗人”里选中了他。我想象着一个关于劳动者的故事，他在日常的劳作中坚持写诗创作，以抵抗生命的虚无。这真是一个好故事啊，我心里想，就像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

我和刘炜第一次见面是在罗湖口岸附近的仓库里。我跟他讲了我们的拍摄计划，包括他工作的场景，写诗的场景，以及后续的日常生活。实话说，见他之前，我连拍摄脚本都没写，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比起万无一失的分镜头脚本，我更喜欢和拍摄对象长时间混在一起，在拍摄过程中逐渐找到片子的主题。那天中午，刘炜一家人请我们摄制组吃饭。在仓库附近的湘菜馆，我们点了一桌菜，就着啤酒，各自聊起生活。

此后的拍摄中，跟诗人喝酒成了我们的必要环节。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和刘炜混在一起。拍他和妻子去超市买菜，拍他和妻子坐公交车去另一个古老村落探访，拍他在家给可乐（一只萨摩耶）洗澡，拍他们一家清晨去茅洲河散步。每次去都免不了要一起吃饭，吃饭就要喝酒，每次我和摄影师都喝得醉醺醺的，然后扛着摄影机和他在城市的各处游荡。

刘炜作为诗人，来深圳后走入公众的视线是在2013年。那年，他参加了深圳市首届职工诗歌大赛，凭借一首《我要把老屋装在口袋就像装一盒火柴》走到了决赛，拿到了特等奖。这样的荣誉并不能改善他的生活，他还是一个仓管员，每天的工作是搬货和在办公室值班。除此之外就是在智能手机上写诗。他在通勤的地铁上写，在散步的公园里写，在凌晨三点的城中村篮球场上写，也倚靠在午夜的床头写。写好了，他会摇醒身边熟睡的妻子念给她听。

他出过一本诗集，算是滞销书。有一些诗发在不同地方的报刊杂志上，稿费也少得可怜。但文学对于他的意义，不是依靠写作来出名和赚钱，而是找到通往自己内心的一种方式。他在深圳的写作，一方面是关于老家江苏大丰的乡愁，另一方面是关于深圳当下的景观与感受。

有一个没被放进电影里的场景：我和刘炜坐在光明区红花山公园的草坪上聊天，天空渐渐暗了下来，远处云层稀薄，夕阳下沉到远处的楼宇之间。我说：“刘叔你看，今天的夕阳被云层挡住了，它还会再出来吗？”，刘叔说：“它明天就会出来的。”我惊讶于刘叔的回答，我原本是想问，太阳待会儿还会从云层中出来吗，可刘叔说明天。是啊，如果太阳一会儿被遮住了，好像也没关系，它明天会出来的，总会出来的。

刘炜（左）曾凭借《我要把老屋装在口袋就像装一盒火柴》，获得深圳市首届职工诗歌大赛特等奖。

回顾2022年夏天到2023年春天，我大部分时候都在现场拍片，拍他们吃饭，和他们一起等暴雨停下来，拍他们在夜雨中回家，拍他们骑电单车去取给孩子订的生日蛋糕，拍他们白天在仓库搬货晚上回家写诗，拍他们一边在流水线上组装传感器一边在繁杂的家务中抽空去上夜校，拍他们的重逢和离别，拍他们说起各自的烦恼和心事。这段和拍摄对象在路上的过程真是令人难忘。

刚开始拍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常常和摄影师扛着机摄影机和三脚架，打网约车在城市里转场，司机总是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最开始我热心解释，后来被问烦了我就说我们在拍抖音。有一次，遇到一个热心善良又有好奇心的司机，一直追问我们的片子叫什么名字，说等上映了要带家人去看。我说：滚烫年华。 本文首发于财新m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