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幸福的人》：我看到不是一个巧巧，而是一群“巧巧”

——兼论现实主义文艺片的突围与困境

在2025年春天的中国电影市场，一部聚焦罕见病家庭与女性成长的作品《追幸福的人》悄然登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这部由祝捷执导、南吉领衔主演的影片，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用近乎白描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普通人在命运重压下“向死而生”的韧性。它不仅是一部关于个体挣扎的影像记录，更折射出中国文艺片在主题表达、受众共鸣与市场定位上的复杂处境。 一、真实与虚构的互文：纪录片的灵魂与剧作的肉身

影片改编自导演祝捷对陕西汉中一个脆骨症患儿家庭长达十年的纪录片跟拍经历，片中患病女孩茯苓由真实患儿吴玉玲珑本色出演。这种“虚实共生”的创作手法，既保留了纪录片的粗粝质感，又通过戏剧化重构赋予故事更强的叙事张力。例如，主角巧巧（南吉饰）从工厂女工到北漂母亲的转变，既是对原型人物丁巧的提炼，也是对城乡迁徙浪潮中千万女性命运的浓缩。当镜头扫过深圳工厂的流水线、北京城中村的隔断房、汉中老家的泥泞院落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巧巧的生存图景，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无数“巧巧们”的集体记忆。

导演刻意避免对苦难的过度渲染，转而通过生活细节堆砌真实痛感：女儿茯苓第八次骨折时巧巧颤抖的手、城中村拆迁时散落一地的廉价玩具、丈夫天冬（梁戟饰）开长途车时布满血丝的眼睛……这些碎片化的日常，构成了比戏剧冲突更尖锐的生命叩问。

二、女性叙事的多重突围：从“被凝视”到“自我赋权”

南吉饰演的巧巧，是中国银幕上少见的“非典型女性形象”。她既非传统苦情剧中逆来顺受的牺牲者，也非都市剧中光鲜亮丽的独立女性，而是一个在生存夹缝中野蛮生长的普通人。从被迫辍学打工、意外怀孕到成为罕见病患儿的母亲，巧巧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命运的状态，但她对幸福的追寻却展现出惊人的主动性：在女儿骨折后坚持用三轮车接送上学、在出租屋被拆时带着全家“像候鸟一样迁徙”、甚至在田间劳作时哼唱走调的情歌。

这种“不出走的反抗”颠覆了女性叙事中常见的“逃离-觉醒”范式。正如南吉在首映礼所言：“如果说《白鹿原》的冷秋月是被封建礼教扼杀的悲剧，那么巧巧的不认命，则是用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对抗结构性困境。”影片通过巧巧与女儿茯苓的共生关系，完成对母职神话的解构——母爱不是天然的神性，而是在无数次崩溃与重建中淬炼出的凡人勇气。

三、文艺片的困境与可能性：在市场的夹缝中点燃微光

作为一部全国艺联专线发行的影片，《追幸福的人》面临的挑战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其真实细腻的底层叙事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收获赞誉（南吉凭此片获亚洲新生代最佳演员）；另一方面，豆瓣上“节奏平淡”“缺乏戏剧高潮”等争议，暴露出文艺片与大众审美的错位。这种割裂恰是中国文艺片市场的缩影：当商业片用特效与爽感满足观众的逃离需求时，文艺片却试图用生活的粗粝将人拉回现实。

但影片的突破亦值得关注。艺术总监杨超（《长江图》导演）与祝捷的合作，将诗性影像与纪实美学熔于一炉：水墨风格的海报中，巧巧面部的裂纹与头顶绽放的烟花形成强烈隐喻；惘闻乐队创作的配乐《My Crime》在片尾响起时，压抑的情绪随音符迸发，完成从苦难到救赎的升华。这种艺术表达虽显“小众”，却为市场提供了另一种审美维度。

四、超越个体苦难的社会寓言

影片最深刻的批判性，在于揭示“幸福”概念的阶级性。当城市中产将“幸福”等同于消费主义符号时，巧巧一家却在生存线上重新定义幸福：女儿能独立上厕所、丈夫结束异地打工、拆迁废墟里长出野花……这些微小的喜悦，构成对主流幸福观的无声反讽。导演通过巧巧北漂与归乡的双重漂泊，叩问城乡二元结构下个体命运的无力感——无论是深圳工厂的流水线，还是汉中老家的泥土地，都不过是不同形态的生存牢笼。

结语：在错位的对话中寻找共鸣

《追幸福的人》或许难以复制《隐入尘烟》的票房奇迹，但其存在本身已是一种胜利。当商业片市场充斥着悬浮的都市幻梦时，这部影片坚持用镜头抚摸生活的褶皱，在绝望的土壤里播种希望。正如片中那场卡车上的烟花戏：颠簸的路途、劣质的烟花、巧巧带着泪光的笑，构成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最动人的隐喻——幸福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无数个“此刻”的微光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