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被家暴摧毁的女性与“欢乐的战斗精神”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文章首次发表于“经观书评”。
2025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意大利女导演宝拉·柯特莱西自导自演的电影《还有明天》在中国大陆院线上映。在这部电影中，导演有意让观众误认为女主面对家庭暴力，计划着一场或许与“私奔”相近的离家出走。但在结尾，宝拉导演给出一个意料之外的反转——迪莉亚没有选择“出走”，而是去参与了在1946年首次允许意大利女性参加的公投。
在妇女节当天的上海导演映后谈中，有观众向导演宝拉提问：女主迪莉亚在选择投票后，仍要回家面对无止境的家务和暴力，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结尾呢？
导演宝拉回答道：“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有女性意识的成熟女性观众为自己期待女主与男人私奔而感到遗憾，因为这个结局是所有人都期待看到的——男人拯救了她。但更美好的是，女主有了拯救自己的意识，找到了勇气和自我意识，拥有了作为公民的价值。这比一个男人带走她更有力量。”
没有被家暴摧毁的女性
在影视作品中，对家庭暴力及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所呈现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二十一世纪初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安嘉和，还是近年由真人事件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探讨。
《还有明天》可以说是一部从第一个镜头就直指家庭暴力的电影——女主迪莉亚早上起来，对丈夫说：“早上好。”她那“经历过两次战争”的丈夫伊万诺反手就是一个耳光，毫无缘由，如一声早上的问候。迪莉亚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她梳起了头发，开启了她不断劳动的一天。
这突如其来的暴力还有迪莉亚平静的态度对观众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冲击可以说是导演宝拉在创作剧本时的核心问题：一个被家暴却将之视为普通日常的女性（换句话说，她并没有被家暴摧毁），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在接受采访时，导演宝拉说道：“第一场戏就像歌剧的序曲，它概括了整部电影中即将发生的一切。这场戏有关暴力，这一点很明确。它是暴力的，但同时也有点奇怪，甚至可能带着一丝幽默，因为迪莉娅对此毫不在意，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在这个社会底层的家庭中，男性身上的暴力时时刻刻都在展现，而更令观众难以察觉的是，哪怕我们站在了女主迪莉亚和她的女儿一边，也在不知不觉中倾向于相信女主丈夫和公公的叙述。
在这个家中，有一个卧病在床、毫无人性可言、倾向于法西斯的老人奥托里诺，他是迪莉亚的公公。在一次又一次的家暴后，奥托里诺将儿子叫到床前，对他说：“你不能一直打她，她会习惯的。要找一次机会往死里打，她才不会再顶嘴。”然后，他说了一句极其伪善的话：“我不想再听到她哭了，那会让我难过。”这句来自家中最无能的“高位者”的话轻易地将“迪莉亚经受家暴会哭”这个印象刻入了观众的脑海。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若冷静地回想电影的每一幕，迪莉亚从未掉过一滴眼泪。她是一个如此硬朗的女人，哪怕挨打像喝水、吃饭一样循环且日常，甚至成了迪莉亚解决家庭问题的“方法”，她也没哭过。那为什么奥托里诺要对儿子说“听不得女人哭”呢？他实际上想说的是，厌烦了自己儿子暴躁发怒的声音吧。
迪莉亚面对家暴甚至谈不上有多害怕，她甚至从未将自己的尊严与所经受的暴力关联起来，这种习以为常本身就足以令人不寒而栗。这对当今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来说或许有些不可思议——暴力就是暴力，它是绝对残酷的。
但在谈到创作初衷的时候，导演宝拉说，她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就想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祖母生活的年代的故事。那时候意大利刚刚战败，在法西斯主义延续的影响下，女性所经历的生活本身就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
迪莉亚的大女儿反而是呈现恐惧的人物。她是迪莉亚3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她漂亮、聪明，被迫将读书的机会让给两个弟弟，成了一名洗衣女工。她从小就在爸爸要打妈妈的时候带着两个弟弟回房间，竖着耳朵、睁着惊恐的小鹿一般的眼睛，听着暴力的声音回荡在半地下的家中，祈祷着妈妈可以脱离苦海。
观众很容易就会将女儿的恐惧当成迪莉亚的恐惧，将奥托里诺“听到的哭声”当成迪莉亚的哭声。因为面对家庭暴力，一个女性理应当是恐惧并流泪的，就像这个家庭中的男性一再向迪莉亚强调的“女人就该闭嘴”一样。
家庭暴力不仅是行动上的侵犯，也是表达上的噤声。在谈及“物化”，即“将某人当作一件物品”的时候，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于1995年列出了7种将人看作物品的方式，其中包括“可侵犯”，而在她的著作《傲慢的堡垒：性侵犯、问责与和解》中，她加上了第8条：“噤声：物化者将对象看成是无法言说的物品。”
在《还有明天》中，作为导演和主演的宝拉不断反转观众对剧情的惯性推断，或许也是想提醒观众，我们以为被家暴的迪莉亚是一个恐惧的、哭泣的女性，我们下意识地接受了她“被噤声”的处境，但迪莉亚从始至终，不论面对谁，都不是一个“被噤声了的女人”。
让女性闭嘴的“浪漫爱”
“女人就该闭嘴”这句话其实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女人是廉价的，女人的劳动也是廉价的，女人在社会上是不占据位置的，她们只在家庭中占据服从性位置，所以她们没有说话的权利。
迪莉亚并不是在家里待一整天的那种家庭主妇，她的一天很忙碌，四处奔波赚钱。她去富人家为卧病在床的老人打针，去修补雨伞的店铺当修伞工，去一位女性独自经营的商店交还自己缝补的衣物，再去替富人洗衣服并晾晒。这样的劳动每天只能赚到很少的钱，然后她去菜市场买食物并与自己的好友聊上几句，回家路上会路过儿时青梅竹马的修车铺。
哪怕迪莉亚看似做了护士、修伞工的工作，她也不会获得“护士”“修伞工”的社会位置——一个什么都不会、由她教授的男性修伞工学徒赚的都比她多。而她所做的家务劳动，更不会被视作应该赚取报酬的劳动。
这样的失声和失去价值是因为迪莉亚来自社会的底层吗？不是的，这是当时所有意大利女性的困境。正如电影中所描绘的，当上层男性在餐桌上与儿子激烈地谈论着女性参与投票的影响时，站在一旁的阔太太说道：“重要的是共同的目标。”她的丈夫立刻制止了她，表示这里没有她说话的份儿。荒谬的是，两位男性争论的正是这位女性即将拥有的投票权。
这句一闪而过的从女性口中说出的“重要的是共同的目标”被男性打断，成为了电影中极易被忽略的注脚，与那句从奥托里诺口中说出的“我不想再听到她哭了”形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互文。我们关注看似无法摆脱的暴力，关注吼得更大声的人说的话，为所谓的“弱者”的处境感到愤怒，却忽略了她们心里的目标和面对暴力不流泪的勇气。
那么对迪莉亚来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她的女儿玛塞拉的人生，她面对家暴不退缩、整日劳作，是为了给女儿一个依靠。
迪莉亚并不在意那两个在父亲和爷爷的影响下冷血、脏话连篇的儿子，她只在意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女儿——这不仅是社会对女性定义的天然的“母性”而已，而是一种对自己孩子的女性命运的关照。她从本属于自己却要上交给丈夫的工资中偷偷攒下8000里拉，想为即将订婚的女儿置办婚纱，要让她成为最漂亮的新娘。
对“浪漫爱”的向往和“公主梦”在女性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在《还有明天》中，导演宝拉策划了两场围绕着浪漫爱的幻灭，一场是电影中女儿和翩翩贵公子结婚的“公主梦”的幻灭，另一场是观众对迪莉亚私奔的期待的幻灭。
女儿玛塞拉的公主梦始终在战战兢兢中推进着，她担心自己的爸爸、爷爷和两个弟弟毁了自己的订婚宴，也担心有钱的男友家人因半地下的贫困拒接订婚。她所担心的事情悉数发生，但在一团糟中，男友依旧拿出了戒指求婚。而她那忙前忙后的妈妈迪莉亚因为弄碎了盘子，在众人离开后被自尊受损的丈夫一顿暴打。
看起来玛塞拉的人生很有希望，但玛塞拉可以“嫁入豪门”是因为男友和父亲都觉得玛塞拉嫁到家里后会变成“私有物”，会被男方家改造成体面的人，不能出去工作，不能涂口红——和迪莉亚当年经历的一样。
浪漫爱总会以满足女孩“公主梦”的形式出现，比如富有的男性、闪耀的钻戒、豪华的婚礼，女孩的“公主梦”似乎总是到婚礼为止，接下来所面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在《扔掉水晶鞋》一书中，日本性别文化研究者若桑绿指出，“公主梦”是一种对女孩的文化欺诈：“从本质上说，‘被王子爱上’这件事本身就是绝对没法靠她们自己做到的。因为‘爱’的行为是王子发出的，她们是‘被爱’的一方，所以从一开始，这件事靠她们自己就做不到。于是，一个女孩人生最大的事业，全都无法靠自己去决策，也没法靠自己做到。一切全靠命运、偶遇、幸运和机会。”
迪莉亚捕捉到了女儿男友表露出的“王子”做派与当年自己的丈夫的相似之处，更捕捉到了他物化玛塞拉、施以暴力的倾向。迪莉亚清楚，女儿无法忍受被家暴的生活，玛塞拉曾在迪莉亚被家暴后大声对自己的妈妈吼道：“我死也不要过你这样的生活！”迪莉亚果决地抓住了父权制中婚姻的关隘——利益交易，于是她托美国大兵炸了女儿男友家的咖啡馆，这桩订婚自然就被迫解除了。迪莉亚为女儿攒的钱，变成了让她去上学的学费。
炸掉咖啡馆是一项相当大胆的决定，但迪莉亚面对的选择不是女儿是否会幻灭——不论如何她都会幻灭——而是她的人生是否还有“可能性”。在女性的生命中比幻灭更恐怖的是，她醒来得太晚，已经失去了许多可能。
在《扔掉水晶鞋》中，若桑绿写道：“好的人生就应该是实现希望的人生。就算希望没有全部实现，或者没有完全符合自己的期待，但我依然认为，好的人生就是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生……如果一个女孩一直被灌输‘爱要等着别人给’的观念，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她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生活，为社会做贡献吗？女孩难道不应该努力靠自己去和困难战斗，靠自己去实现梦想，努力为自己和他人的幸福奋斗吗？”
在面对女儿的境遇时做出这样选择的迪莉亚，自然不会选择将一切赌在私奔和“公主梦”上，她让所有期待由男性拯救女性的观众“幻灭”了。她穿上新衣服，涂上口红，奔去了投票站。是的，她还是要面对家暴，但她去投票，为了明天的女性不被“噤声”，拥有靠自己就能出走的可能。
女性的明天
许多当下的观众对迪莉亚最后选择投票却仍要面对家暴的结局感到“不足够”，因为她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处境。这样的思考在《出走的决心》的映衬下似乎更加成立了。《出走的决心》改编自真人真事，讲述了一位从小被剥夺了受教育权的女性，在婚后日复一日的家务劳动和丈夫施加的精神与肉体暴力中痛苦的故事。最终，她学了开车并拥有了一辆车，选择了离家出走。
这也是一部非常令人震撼和动容的电影，其中对女性所“理所当然”承受的家务劳动与精神肉体痛苦的刻画极具现实意义。但这两部电影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还有明天》中的社会背景与《出走的决心》并不相同，女性所能做出的选择的空间也不相同，相同的是女性时隔近80年仍处在相似的境况。（两部作品都好，都有力量，女性导演要多拍，爱看！）
现实如何改变？意大利女性主义学者费代里奇描述了一种“欢乐的战斗精神”，其原则在于，要争取用一种解放性的、积极的、令我们成长、带给我们欢乐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费代里奇认为，“悲伤的政治往往来自对我们就个体而言能行之事的夸大判断，后者导致我们习惯于给自己过重的负担。……错误便在于我们设定了无法达到的目标，并且总是在‘反对’，而不是试图建设什么。”
这种“欢乐的战斗精神”与《还有明天》中传递出的女性的硬朗与果决相呼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费代里奇在纽约作为创立者之一发起了“为家务工作争取工资”运动，并发表了《以工资反对家务劳动》一文（收录于《对女性的恐惧》）。
费代里奇认为，女性被资本主义局限在无偿的家务劳动中，做家务劳动被视作妇女的“天性”，妇女作为社会主体就会集体性贬值，只有为家务劳动争取工资，才能将女性从承担家务的理所当然中解放出来。
与今天一样，当时的许多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单身女性，也都对家庭主妇身份感到恐惧甚至敌视，就像《还有明天》中的女儿玛塞拉对待自己母亲的“怒其不争”的态度——“她们知道这是社会中最无力的地位，所以她们不想意识到自己也是家庭主妇，这正是她们的弱点，这个弱点通过缺乏自我认同而得以维持和延续。”
费代里奇认为，家庭主妇的命运悬在每个女性的头顶，而资本的逻辑是将人分化：“我们都是家庭主妇，因为无论我们在哪里，他们总可以指望我们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在提出要求时总心怀更多恐惧，而他们在金钱上的压力则更小，因为希望我们的心思都放在别处，放在现在或将来会‘照顾我们’的那个男人身上。”
在《还有明天》中，迪莉亚的行动从未源自恐惧，她果决地选择，欢乐地战斗，满怀激情与期待。当她投票出来，站在台阶上对着女儿假装闭着嘴唱歌，战斗的欢乐如此真切。
这让我想起费代里奇在中对“欢乐的战斗精神”的描述：“它不是一种停滞不前的存在状态。它并非对现实事物的满足。欢乐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看到我们的能力在自己和周围人身上增长。这种感情来自改变的过程。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它意味着我们理解自己的处境，并按照当前时刻对我们的要求来前进。因而我们感到自己有改变现状的力量，且我们正与其他人一起促进改变。欢乐意味着不向现状默默服从。”
- 导演: 宝拉·柯特莱西
- 主演: 宝拉·柯特莱西 / 瓦莱里奥·马斯坦德雷亚 / 罗马纳·马乔拉·韦尔加诺
- 类型: 剧情 / 喜剧 / 历史
- 地区: 意大利
- 上映: 2023-10-26(意大利) / 2025-03-08(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