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弱者的姿态

电影《还有明天》就像一本寡淡的生活日记，拉着人一脚踏进二战后罗马底层民众的黑白色单调日常：男人晒太阳、打牌、酗酒、嫖妓；女人做家务、照顾家人、打零工、挨丈夫毒打——明明都能够确切地预判，但似乎又有隐隐约约的变化。故事是有意在刻板的定型化想象，试图向世人展现1946年里一个更为真实的平民女人形象，或者说是一些大部分习惯饱受误解偏见同家庭折磨的女性应有的反应，也为观众进入整个故事提供情感入口。但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有意识地采取了某种弱者的姿态——剧情只以女主人公迪莉娅的家庭生活为核心线索，围绕着她碌碌的日程展开情节。这种弱者的姿态首先体现在家庭唯一女主人的地位低下，不仅仅是夫妻关系中，伊万诺对迪莉娅明显的强势控制，迪莉娅作为“母亲”威信也并未得到三个孩子从心里的认同与尊重：两个儿子常把妈妈的管教当作耳旁风，打闹、说脏话成为了男孩们习惯，即使迪莉娅用金钱奖励也无法更正他们的陋习，只有父亲的一个眼神，一句命令语才能让兄弟俩安静片刻。同为女人的马切拉尽管心疼妈妈的遭遇，也只会对妈妈恶语相向：“活成你这样，我还不如去死！”她以否定句的方式抹杀掉母亲艰难的隐忍和对自己的付出。而面对女儿遇人不淑的情况，迪莉娅似乎笃信马切拉不会相信自己的判断，连母女间简单的沟通都不进行，就选择偷偷摸摸找美国士兵帮忙炸毁准女婿家的咖啡厅，倒逼丈夫伊万诺出面，不得不因为亲家破产，坚决反对女儿的这门婚事。《还有明天》在叙述中所采取的弱者的姿态，还表现在不同阶级的巨大差异中：上流社会的妇人可以坐电梯，迪莉娅这样的劳工只能搬着塞满清洗干净床单的大铁桶爬楼梯到顶楼——面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她们相互开解安慰，怕自己坐电梯撞到绅士；同是年龄相近的女孩，马切拉因为家庭条件和父亲的决定，只能辍学去做洗衣工，而男朋友家因为有钱，小妹妹已经念到了九年级；在神圣平等的爱情面前，有钱人家娶了穷苦的姑娘是在发善心，是在教化对方。更压抑的是，阶级差异中还加入了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让电影里所有的女性都背负起弱者的姿态：马切拉上学需要征得父亲同意，她和男友的婚姻是父辈们一场有赚头的生意；男友的妈妈虽然生活富裕，仍旧要听从丈夫的意见参与投票；男友会紧捏住马切拉的脸命令对方婚后不要化妆，不能工作；迪莉娅在家里甚至都不配为女人，伊万诺只需要她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掌控——在遭受丈夫家暴时，影片画风特意渲染成舞蹈的风格，遭受毒打的迪莉娅伴着配乐宛如同伊万诺在跳双人舞，但夸张的舞姿其实代表着她被摔向墙面、被掐住脖子、被揪住头发。一段段蒙太奇的特写镜头里，她脸上不断显示着流落又很快消失不见的血迹，何尝不是在暗示，迪莉娅正对于已成为自己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家庭暴力，进行自我美化和疏解。因为，几乎当时社会上所有的男性都利用着经济资本、社会地位构建出不对等关系，演化成忽视和否定，密不透风地笼罩在女人身上。直到迪莉娅终于无法忍受：在公公突然离世后，她穿上最美的衣服，涂上口红，拿着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勇敢地离开家——她没有找年轻时的恋人尼诺私奔，而是去参加意大利政府组织的第一次女性投票。至此，影片《还有明天》虽然是一出家庭戏，却在结尾处展示了出鲜明的现实政治指向，女性个人反抗意识的觉醒与公民权利的扩大、城市的环境变迁与时代的历史交织，一齐挤压到结尾全面迸发，而“投票”这一政治举动让弱者的姿态也得以在“重复悲惨叙事”和“制造乌托邦想象”之外塑造出另一种可能：在生存的重压下，尊严成了奢侈品，道德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弱者们连反抗的勇气都被生活榨干，但“投票”赋予的圣神权力让“弱”成为映照社会病症的一面镜子，暴露出当时社会机制的缺陷——当穷女人和富女人在擦掉口红舔上选票封口的一刻，她们冲破了阶级的固化——每个女人都有能力去画上或者擦掉这个”口红“，但前提是”我愿意“，而不是”你要求“，女性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她们属于国家公民的权利已正式完整，在选票面前，她们将命运和声音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无法被任何人剥夺，也不用依附或依靠任何人，她们可能是“弱者”，但她们无需惧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