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具象——说说韩慕之

《锦囊妙录》实在是很可爱的一部古偶剧。人物可爱，故事可爱，妆造也可爱，甚至其中多多少少存在的缺憾都很可爱。因为喜欢，曾经想好好为这部剧写一篇小文，但整理思路，发现什么都可以说一点，又未必能说出什么新鲜的东西来。索性说说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吧。

这部剧的舞台很小，既没有“天下”，也没有“众生”，七八成的故事情节，都发生在小小的临汾县。这样的设定，使剧作呈现出一种现实取向；但作为一部古偶而非历史剧，浪漫才是整部剧的基调。在《锦囊妙录》中，两条故事线的交织，两组人物形象的对照，形成了浪漫与现实的交响。

从故事线来讲，临汾县衙之内，罗疏探案的部分是浪漫的；但随着情节的发展，至罗疏辞别临汾，与齐梦麟同赴太原、并开始寻求家中变故的真相时，故事基调由浪漫舒缓一变而为紧张压抑，所有人皆面临现实的抉择。从人物设定来讲，罗疏与齐梦麟是充满浪漫色彩的，齐总督、刘巡抚、乃至周教谕之流则是现实的。而韩慕之，是站在现实的泥地中生长出浪漫枝丫的人物；也是让现实与浪漫的两条线能够严丝合缝地嵌合在一起的关键。

剧中的韩慕之，是进士出身的新任临汾知县。“进士出身”这个设定，被数次提及，能看出编剧对古代科考及职官制度的了解。在科举制完全成熟的明清时代，进士出身，区别于恩荫、纳捐或者由生员、吏员拔擢的途径，是官吏选拔任用的正途。韩慕之身上的锐气与傲气，就源于“正途”出身官员自带的优越感。

故事开始于韩慕之要查办一桩在当地涉及人数不少，又牵涉内宅私隐的骗奸勒索案件。从这里开始，韩慕之的锐气、傲气与胆气已经呼之欲出。在随后的无头女尸案、白蚂蚁案、矿场案、讼棍案等一系列案件之中，无论案情涉及地方势力、上级官员、还是涉及内廷宦官，他都展示出追查到底的决心与魄力。

如果仅止于此，韩慕之不过是一位“包青天”式的人物，完美、工具化、不够有魅力。

说到这里，就要讲讲韩慕之在剧中的两次挫败了。

第一次，是追求爱情自主的挫败。

在协同办案的过程中，他喜欢上乐伎出身的女捕快罗疏。剧作以一种颇具古典美的笔法描述他与罗疏的感情。从注意，到吸引，到靠近，到心意相通、愿意为彼此争取——含蓄、细腻却不乏浓度，又因身份的差距具有了一丝丝禁忌感，唯美而旖旎。

“白蚂蚁”案之后，韩慕之向罗疏表白，却因他与现任山西巡抚的女儿刘婉的婚约而付诸流水。新科进士与封疆大吏，“榜下捉婿”既是姻亲结盟也是政治投资，韩慕之没有拒绝，同样体现了他“现实”的一面。在与罗疏的爱情中，婚约便成了第一重障碍。韩慕之向刘婉提出退婚，刘婉却以罗疏的脱籍文书相要挟，摆出了韩、罗二人之间的第二重屏障。

这道屏障不是有形的，它指向的是两个人志向的无法共存。罗疏要自由，韩慕之要学而为用；但如果他们选择爱情，则两者都将成为空谈。韩慕之选择了放手。很多观众因此讨厌他，认为他软弱、不负责任；但站在罗疏的立场，如果韩慕之用她的自由作为筹码去换取爱欲的满足，难道就能称得上高尚了吗？从这个角度，韩、罗二人的情感悲剧，是非人力所能改变的。

如果说，爱情的挫败丰富了人物的层次，那么第二次的挫败，就让韩慕之这个人物成为“君子”的具象化了。

第二次的挫败，是理想实践的挫败。前面提到，临汾作为韩慕之由学而仕、开始在实践中施展抱负、践行理想的地方，承载着他对自己的期许。因为有韩慕之，临汾也成为主角团暂时的桃源。然而临汾并非孤立的存在，在利禄与权势的角力之中，临汾也只是“大人物”们棋局中的一个部分罢了。

临汾发生蝗灾，粮食歉收，民变在即。韩慕之、齐梦麟与罗疏以不同的方式卷入这场变乱之中。蝗灾初起，韩慕之为减少损失，要动员民力灭蝗。而百姓畏惧天灾，视蝗虫为“蝗神”，不仅不愿意灭蝗，还寄望于通过祈祷与祭祀免除灾殃。前任县令放任乡民举办淫祀，使祭祀蝗虫成为惯例；韩慕之想要一扫积弊，居然寸步难行。不仅如此，乡民还绑架了罗疏，认为贱籍女子抛头露面是引起蝗灾的罪魁祸首，要将她作为祭品处死。面对汹涌人群，担心引起民变的罗疏愿意牺牲自己，却被匆匆赶来的韩慕之坚决阻止。

韩慕之手持刀刃，引而不发的一刻，已经形成了为爱不顾一切的罗曼蒂克张力，但从他口中说出的话，却不在观众的期待之中。他说：“愚民之举，不可再行。”——我不得不对编剧刮目相看：在一部古偶剧中，在熟练铺垫出的纯爱桥段中，完成了人物的塑造。他不仅是罗疏无法相守的爱人，亦是肩负一县百姓喜怒哀乐身家性命的县尊。在生死一线之间，他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天灾之后，临汾粮食储备告急。韩慕之呈请上峰调粮救灾，却遭遇了更重大的挫折。在刘巡抚与齐总督的政争中，临汾受灾成为搏杀的关键契机。纯粹天真的齐梦麟提出“以蝗换粮”的方案，解决了韩慕之无法调动灾民积极灭蝗的困局，为此他不惜盗用军粮。刘巡抚一党借此机会打击齐家，又联合奸商囤积居奇，抬高粮价。他们要让天灾的后果更严重一些，后果严重了，打击对手的筹码就更多了。他们眼中没有百姓，韩慕之向这些人求援，自然是不能如愿的。

调粮不成，韩慕之或许才真正得以窥见政治的残酷。少年们的爱憎单纯而热烈。韩慕之可以看不起齐梦麟，齐梦麟也可以不喜欢韩慕之；但在是非面前，他们是可以达成一致、相互扶持的。但权力争斗是没有是非的，既泯灭了良知，也泯灭了情绪。

可贵的是，当韩慕之从“造福一方百姓”的理想主义中惊醒，他并未放弃自己的傲气、锐气与胆气。他以一种以卵击石的悲壮姿态，站在了刘巡抚一党的对立面。在自己的前途、婚姻与公义、道理这架天平的两端，他选了后者。

有一则演员访谈，韩慕之的扮演者贺鹏聊起自己认为最难的一场戏，是县学授课。这一段讲词，讲的是《礼记·大学》：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古代，《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是儒学的基础。读书人如何发展自己的人格，如何担负他者的期待；这不是玄谈，而是至今仍有意义的追问。除了《大学》，剧中还出现了另外一段在儒学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警句。那是在韩慕之与罗疏谈自己的抱负时，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出自宋代大儒张载，后世称之为“横渠四句”，是儒家学者对自我的理想角色，以及自我与他者、与世界之理想关系的描述与向往。这两场戏，是戏剧中的“过场戏”，无非是串联一下前后情节，强调一下人物特质；但因为韩慕之人物塑造的高度完整和统一，这两场戏在人物行为中都有了真实的落点。是老生常谈而不虚妄，字字句句都有回响，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