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九晚五的脑浆分流术

“记忆分离”不知道是哪个资本家一拍大腿想出来的办法——把雇员的脑子切割成“上班人格”和“下班人格”两个部分，彼此相互独立。这一下就把喜欢上班摸鱼的躺平社畜统统变成了高效的USB——上班时插公司主机，下班后插自己那台破笔记本。

Lumon公司的白色监狱，就是给白领打造的富士康。董事会是永不出场的“上帝”，管理层是执行规训的“祭司”，而分离手术就是洗礼。经过这个仪式的人们相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从此实现了平衡，殊不知所谓Working-Life Balance不过是资本将人异化为可拆卸零件的话术。当记忆被切割成“公司人格”与“生活人格”以后，人们才发现：原来流水线上的Mark和Owen不需要完整的灵魂，它们只是用来填满格子间。

记忆分离的代价是员工自己和“自己”成了陌生人。还好Lumon实行朝九晚五工作制，这要是加班到凌晨，员工瞥见自己灯光下的影子可能都会感到陌生和困惑——那个和女朋友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我，和这个还在做Excel的我，到底谁才是正版？要是刘震云来写，这会准得让男主嘟囔一句：“这下可好，连自个儿跟自个儿都说不着了……”

看到一半我就想起了高中的晚自习：教室里的自己眼下正和三角函数搏斗，突然想起教室外的“我”十分钟前还在边喝可乐边跟同学聊天儿。那一刻我仿佛也被切成了两半：一半是困在公式里的脑，一半是徜徉在生活里的魂。现在才明白，这他妈就是阶级社会的预科班。

好的作品经常是带给人刺痛感的，它指向时代的顽疾，还不提供安慰剂。Severance刺痛的是记忆中那个16岁的我，他在不知不觉中就经历了阶级矛盾的演习。那种学业和生活的割裂感不是什么“青春期的烦恼”，或者当下的学者们喜欢谈论的“平权主义”和“代际冲突”。那就是生产关系带来的压迫将人撕成了“生产工具”和“消费残躯”。

在资本眼中，连记忆都能折算成“生产资料”。而生产的过程，则不是华丽的公司财报需要列示的科目。就像我们在超市看得到精美的肋排却看不到杀猪一样——企业用来对付员工的支出，早已经被计入了“费用”——“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下的“其他”，就包含着支付“被切除记忆的补偿金”，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