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童话

（文/杨时旸）

如果说《爱情神话》让人们看到了一种轻盈的散文体，那么《好东西》就交出了一篇少见的议论文。它不是那种所谓的“夹叙夹议”，不是那些看着像讲故事，实际上总在讲道理的电影，《好东西》议论得大大方方，就彻底抡开架势直抒胸臆，把观点变成密集的台词，互呛的对话，日常的牢骚，高声的宣讲和低声的怨诉，但它或许和表面上看起来的直白甚至犀利不同，它并不刻意雄辩，只是看似有着嚣张的表情，玩梗的吊儿郎当，自嘲的满不在乎，讽刺的百无禁忌，但实际上表达坚韧的同时也不吝惜展露脆弱，有愤怒和愤懑，也有和解与理解，所以最终完成宣泄也保有温存。

导演邵艺辉喜欢将人物从既定的旧关系中解套，让每个人都承担着一种“历史创伤”——来自于父母的粗暴、伴侣的冷漠、情感的欺骗，然后让这群人以混不吝的外表保护着不愿对外人诉的破碎感，继而将他们重新打包成一种经过自由意志筛选的新亲密关系，她呈现了一种群体性的友谊，让人想起《老友记》和《生活大爆炸》里的那种大都会中的抱团取暖，她所建立的新型亲密关系中没有年龄隔阂，中年、青年、少年都混在一起，彼此成为彼此的孩子，彼此的家长，彼此的伴侣，彼此的心理医生，彼此的救赎对象，孩子担纲真理的诉说者，虚妄的揭露者，在堆放着杂物的弄堂里和散乱的餐桌旁拆穿世俗生活中的皇帝新衣。就像她不愿意让孩子刻板地童稚化一样，她也不愿让中年人刻板地凄惨化，她乐于建立一种中国电影中不太常见的中年角色，比如王铁梅，既有谋生的心酸，也有肉身的偷欢以及精神的追求，不做自我感动的悲苦圣徒，换句话说，她塑造的中年人有着必须应对的困境、危机、苦楚但也经历新的友谊、爱情、甜蜜，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在赋予孩子成年人心智以示尊重的同时，也赋予中年人孩童般的澄澈以示慰藉。从这个角度去看，她乐意建立一种情感的盛大乌托邦。既然是乌托邦，看起来势必绚烂，理想，近乎童话色彩，所以，它让观者陷入两极，有人觉得温暖，有人觉得虚假，但这是接受美学的范畴，仰赖于观众的自我投射，相信或者拒斥本身都是有趣的反应，像试剂般检测人们被日常、琐碎以及既有关系浸泡多年后的ph值。

甩掉标签似乎是徒劳的，所以当人们与《好东西》直面相遇的瞬间，它会被自然纳入女性主义的考察轨道，但实际上，这样去理解它虽然没有问题，但似乎过于狭窄了，它看起来有一点张扬姿态，其实一直是柔和甚至温柔的——不是刻板印象中所谓女性阴柔的那种陈词滥调的温柔定义，而是更宽广的、对超越性别的“人”的理解与同情后产生的那种隽永柔情。仔细去勘察一下《好东西》，就会发现，即便宣泄时，她们说着男人如何如何，女人应当怎样怎样，但最终，它无意于引发站队甚至战役，它不定义某种状态与关系的好坏、高低、新旧，并没有嘲讽恋爱与婚姻，也并没有巩固恋爱与婚姻，生育与独身、多偶和忠诚之中并没有某一种状态被打入另册，它其实更像是告诫，哦不，应该是倡导一种省察后的自由选择，成为母亲或者不，陷入恋情或者不，都是可以的，只要那个前提是自由选择，是不被蛊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作品不在于挑拨，当然也无意于弥合，这都不是艺术的本质工作，它只是告诉人们有不同的选择，所以，这本质上是关乎自由的，而不只是关乎女性的，是解放所有性别，所有处境的“人”的。

当然，《好东西》中四处弥漫着女性议题，但那更像是一种由头，一个抓手，作为女导演最便捷和精准的“母语”，而实际上，在故事与议论的进程之中，很多时候所呈现出的都超越了这些明确的议题，而指向那群角色背后的时代症候：对爱情的渴望与恐惧、与欲望的抵挡和缠斗、对亲密的永恒需求和信任塌陷、对孤独的标榜与恐慌……只不过这一切都被稍稍隐藏，所以人们更容易注意到的是对上野千鹤子的借用与调侃，对女性议题术语的拆解与重述，女性身体意识、月经羞耻、母女关系一系列互联网显学的呈现。对于这些外在的东西，《好东西》里用得大张旗鼓，这或许会收获不同的回响，一部分人将其理解为勇敢，另一些人则斥责为投机，但实际上或许都是误解，这种运用本质上只是说话，不是对决。

看到这些时代症候之后，就能明白，邵艺辉电影中所呈现的人物关系更像是一种对当下亲密关系中的危机的反射，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但新的坚固的东西尚未建立，或者尚未被承认，又或者永远也不再有什么坚固，那一切过往的坚固不过是幻觉与虚妄。它不太像传统意义上中国的电影，它让人想起《大楼里只有谋杀》或者《伦敦生活》那些类似的英美剧中的故事设定与角色安排，那是一种大都会中的孤独与自由，慰藉与亲密。也和那些故事一样，她的故事里，看起来有些张牙舞爪，但实际上一直保留着企盼和希望，比如她仍然让少女们说着你要是死了就看不见我们长大了，然后，年轻的女孩小叶就会有了生的支撑，等着她们建立新的游戏规则。

《好东西》的人物关系里有彼此伤害的，但没有死敌；有原本萍水相逢的，但相交莫逆；有年纪悬殊的，但互为希冀。你看，说到底，还是那句话，邵艺辉在书写童话，只是羞耻于直接去写，就像那些把情话都用玩笑表达的人们一样，她也把某些认真的东西藏在了荆棘的后面。

那么《好东西》书写和期盼的崭新关系是怎么样的呢？经由审慎的选择，没有外部附加的强制，抛弃了法律的捆绑，甚至有时也模糊了血缘，比如年轻女孩小叶可以把马铁梅当成精神上的母亲，小叶自己也可以给小孩当一天母亲，虽然是有着别的目的，但这种过家家式的演练成全了一种对自己的重新抚养。这一群人在情感乌托邦里建立价值观共同体，所以，如果说前作在写“神话”，那么《好东西》就在写童话，你可以说那童话里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梦幻、小众的幸存者偏差、一次试验，但不能否认，这个故事是个少见的都市童话，只是，在更多数的讨论里，它被粗暴地误解为另一种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