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评 | 侦探或杀手的专业主义

文 / Annihi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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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一个合约杀手在一间废弃的办公室中醒来，洗漱，铺上瑜伽垫，伸展着自己的躯体，戴上耳机，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的目标将会出现的场所。但比起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警醒自己“有备无患”的旁白，更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场面调度近乎苛刻的一丝不苟：每一个动作都被分解成数个构图规整、布光精美的分镜，焦点变化和摄影机的细微位移精湛地引导着观众的视线。

The Killer (2023)

借人物的性格和职业特性，大卫·芬奇的新作《杀手》以最为直白的方式重申了他作为导演的“专业主义”信条，这种专业主义不仅限于精致的视听技术，更在于如何以场面调度去运用和组织这些技术：“人们会说‘拍摄一个场景有无数种方式’，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正确的，而另一种是错误的。”——这也就是说，芬奇不仅追求最精准恰当的场面调度，而且追求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唯一”精准恰当的场面调度；在这里，专业主义等同于一种完美主义乃至强迫症式的艺术观，它承袭自希区柯克、库布里克与科波拉的一代，与卡萨维蒂、奥特曼乃至克拉克与萨福迪兄弟的另一条松散、自由与模糊的谱系路线相对立，构成了美国当代电影的两个极点。

但是，对于芬奇的这句耸人听闻的独断格言，即使我们不去追问具体何为正确而何为错误（这涉及电影的作者性和政治性层面的分野），那么也必须追问：以怎样的模式去判断正确和错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至少可以区别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专业主义：第一种专业主义以每个场景、每个事物自身的性质和结构为依据，去寻找与之最为相配的场面调度；第二种专业主义则将某种场面调度作为绝对正确的范式，无差别地应用至所有场景和事物之上。第一种专业主义造就了芬奇最好的电影《十二宫》：与帕尔玛《黑色大丽花》对悬案发生现场进行阴谋论式的想象和色情化的演绎不同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历史真实的审慎的、有尊严的刻画，杀人（仅限于有幸存者、也即有案发过程回忆的杀人）与随之而来的经年累月的调查在日期与字幕卡之间静静地穿行。在交织的情节线条与叙事时间的跨度中，不同段落之间的语气常常复杂多变，并不统一：有平实到几乎档案性的记述（前半较多），也有经过浓重的好莱坞式娱乐修辞的戏剧化桥段（后半较多）；有大篇幅省略和跳跃的部分，也有围绕某一现场巨细无遗展开的部分。不妨说，这样的专业主义是一种侦探的专业主义，而导演与他的人物们分享了同一种钻研精神：警探、记者和漫画家为不同的线索找到最合理的假设，芬奇也为每一个场景和事物找到了最“正确”的表现方式，尽管这一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报告文学式的虚构，但虚构是为了接近真实，正如假设是为了获得真相。

Zodiac (2007)

反之，《杀手》则展示了第二种专业主义，即杀手的专业主义：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目标是谁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以完全相同、不出差错的方式杀死每一个目标。杀手执迷于其信条，正如导演执迷于对一切都应用同一种绝对“正确”的场面调度范式，于是我们在电影开场前二十分钟所看到的，除了精致、条理化得如同漫画分镜一般的摄影与剪辑，便仅仅是同一种笨拙方法的反复重现：两种借由景别和声音设计区分开来的主观叙事时间——以旁白为特征的心理时间与以耳机音乐为特征的感官时间——被置于持续性的交叉剪辑流中，妄图达成人物与观众视角完全重合的沉浸，但实际上只导致了聒噪的抽离感。

The Killer (2023)

然而，如果说杀手的专业主义信条因一颗不慎偏航的子弹而被短暂地动摇了的话，那么此后的复仇之旅所构成的不是自反，而恰恰是对这一信条的补救和强调：男主角相继杀死了出租车司机、律师老板、秘书、两个打手，每个都遵循着“快刀斩乱麻”的专业主义模板，就像最低级的爽文一样对扮猪吃老虎的套路乐此不疲。而在跟踪与准备的阶段，我们总是能看到无数顺滑得如同动画建模一般的轨道镜头、摇镜和移焦，无数浸泡在精心调制的虚化层中的特写镜头，但所有这些看似对准物体或空间的镜头，实际上都与物体与空间自身无关，而只是为了向我们渲染杀手那专业主义的观察目光；因此，这些物体和空间在芬奇标志性的蓝黄影调之下显得那么雷同和均质化，我们也就不会感到意外了。归根结底，《杀手》信守的绝对“正确”的普遍范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电影的“风格”：它原本应该产生于对具体的场景和事物的不同场面调度选择的组合，是一种处于不断运动与变化中的效果，如今却被当做凌驾一切、产生一切的绝对静止的原因和原则来追求，必定会导致一种本末倒置的空洞。

The Killer (2023)

芬奇对“正确”场面调度的追求，使得他在第一种专业主义和第二种专业主义之间反复摇摆；似乎只有当题材本身的属性迫使他审慎地、具体地进行场面调度时，他才会偏向前者的一极：另一个例子是《社交网络》，芬奇相对成功的一作，同样是一场调查，但不是对凶杀案的调查，而是对一场商业诉讼案件的调查，对这个时代最庞大的互联网产品的起源的调查，也是对一个天才的动机和一场破碎的友谊的调查，其背后的商业真相和心理真相也许远比凶杀案的真相要复杂难解得多。于是，芬奇和他的编剧艾伦·索金不得不拿出侦探的专业主义精神来进行审慎的虚构；事实上，如果说有什么瑕疵的话——例如某种男性自恋情结和天才至上论——那也是索金的剧本中既已存在的问题，而芬奇的执行几乎无可挑剔。与之完全相反的是，《本杰明·巴顿的奇事》这部“伪-传记片”很快滑入了空洞的甜美悲情童话，而芬奇除了《十二宫》之外的所有悬疑电影，从《七宗罪》《龙纹身的女孩》《消失的爱人》到他最负盛名的《搏击俱乐部》，都完全以单义的诡计和反转代替了对真相的辩证求索。在这些电影中，芬奇的完美主义态度仍被保持，但由于缺乏可处理的实在对象，而沦为了一层光滑而紧绷的风格装饰。

The Social Network (2010)

与 Netflix 的合作某种程度上是压垮芬奇的最后一根稻草：流媒体大厂看中的仅仅是一个电影作者制造风格的能力，而电影作者在得到了大笔投资和创作自由以后，也乐于以最为不思进取的方式将风格推至空洞而虚张声势的极端——年初雷弗恩的《哥本哈根牛仔》已经是活生生的反面典型。如果说前作《曼克》极力模仿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黑色电影质感，那么《杀手》极力模仿的正是曾经的芬奇自己：一些炫酷的讽刺，几个故作凌厉的动作，贯穿始终的华丽的声音与光线；借着 John Wick 式金盆洗手复仇故事所提供的极简或虚无的借口，芬奇以最为单一和统一的方式重现了他此前作品中的专业主义风格，但彼时在语境中、因具体对象而异的场面调度，现在固化为一种沿绝对正确的惯性前进的一成不变的美学秩序。杀手的失误是因为他只想完成又一个任务，而芬奇的失败也是因为他只想拍出又一部“芬奇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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