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切割术》:工作与生活,是否可以彻底分离?
对老板而言,员工全身心或如机器一般精准地完成任务是他们的最大愿望;而对员工来说,许多工作现在回到了它最原始的目的,即赚一份工资与口粮。因此,如果能把工作与生活彻底地分开,或许也并非一件坏事……
伴随着当代数字媒体与新技术的出现,导致传统8小时工作制在许多职场场景下被日渐分解,原本在固定时间与空间内的工作开始弥散进个体的24小时生活,从而导致了当下一种普遍的“生活成了工作的点缀”结果,也进而使得曾经古典的“工作/生活”二分模式被颠覆。
或许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近来的热播剧《人生切割术》中,卢蒙公司就开发了一项叫分离手术的新技术:个体记忆被一分为二,一份属于公司内的工作状态(称作innie),一份属于外面的生活(称作outie)。然而恰恰是这个被卢蒙公司宣传得十分完美的新技术开启了对传统个体存在、记忆和自我的摧毁与重塑。
在许多评论《人生切割术》的文章中,人们都关注卢蒙公司分离手术的目的,即为了分开工作和私人生活,从而让两者都能不受彼此影响而达到最好的效果。但这一点却恰恰是对现代晚期资本主义工作现状的补救,就如《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所指出的,当下个体的工作时间早已经超过了传统的8小时制,并且这种新的工作模式——尤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弥散性——导致人们几乎24小时处于一种“工作”状态。
也正是在这点上,我们能够发现剧中卢蒙公司的矛盾之处,即它还遵守着古老的8小时工作制,并且容许员工下午5点下班。相较于我们当下所处的工作环境和状态,卢蒙公司更像是一种传统的公司结构,或说是古典公司制度的稍微现代版本,而非真实的当下状况。或许,从一开始作为一部科幻剧的故事设定本身,卢蒙公司更像是一个隐喻,是对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工作以及其与个体生活和存在意义的展现。
撰文|重木
作为现代规训机器
卢蒙公司与其说是一家资本公司,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台现代经典的全权机器(Totalitarian Machine)。许多评论指出它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讨论的“边沁监狱”(或称为全景敞视监狱)的相似性。区别于传统展示性的暴力惩罚,现代规训制度的运作模式变得更加细腻和隐秘,并且它主要作用于个体的身体,通过各种技术和手段,把人的身体当作一种工具和媒介,从而使其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之中。而这一规训手段最主要的目的甚至不再是终结错误,而是为了实现一种“灵魂控制”,即“不仅控制他们的行为,而且控制他们现在的、将来的、可能的状况”。
在《人生切割术》中,卢蒙公司对此有着一系列完善且细化的规训方式,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通过消灭个体的多种不必要的情绪达到一种自我控制的理性状态。就如当下诸多公司内部的企业文化或规章制度也往往有着此类作用。这一状态与他们的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很显然恰恰是“机器化”的个体改造导致其不得不面对可能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个体总非机器,任何一处短路或是稍犹疑就可能对整个流畅的系统造成短路。新员工赫利的到来以及其极具个性的叛逆气质,成为这个一向风平浪静且总能准时完成公司季度任务的宏观数据精检部的问题。
在很多地方,《人生切割术》都流露出典范式的理性和科学主义,很大程度上,它也可以看作启蒙主义最极端的产物。在以赛亚·柏林的《启蒙的时代》中,启蒙主义的重要理想和信念之一便是人类最终能够仅仅依靠其理性来建构一个良善的尘世之国。而伴随着其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与科学理性渐渐成为个体理性中的主角,一种科学主义与对机械规律的着迷让现代思想中充满了对理性规划的信念。也正是在这一普遍思想的影响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得以获得自信,而其中的工作问题,尤其是对效率和标准化的追求,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得到了质的变化。
埃伦·拉佩尔·谢尔在其《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中便指出,恰恰是工业时代雇主们对效率的追求,使现代工作的细化和标准化得以实现;而因对效率的关注,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产生的问题便是“效率至上”所导致的剥削与对员工个体生活的侵蚀。在《人生切割术》中,卢蒙公司的部门细化、员工工作的隔离几乎到了一种妄想的程度,这种绝对的制度隔离对现代工作个体的意识和道德产生了鲜明的影响。
成为一颗“螺丝钉”
现代工作的细化和标准化带来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职业道德和规范的重要性增强,在日渐分化的工作模式之中,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交流渐渐降低且对彼此的工作内容所知甚少。伴随着现代专业的分化和隔绝,导致每个人只要围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辛苦耕耘就行,这取消了他们对于自己工作整体的关注以及工作本身的价值问题。
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鲍曼在其《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对德国纳粹大屠杀中理性且极具现代工业模式的官僚机器的反思,而如果我们再结合汉娜·阿伦特在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对艾希曼的观察就会发现,恰恰是“各司其职”这一现代工作美德,导致员工们的“螺丝钉化”,从而让他们不必去思考和质问。在《人生切割术》中反对分离手术的宣传单中便出现对技术造成的个体“道德选择自主权”剥夺的警告。每个人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至于这一工作内容或是其价值问题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因为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工作在整个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
在这里,工作和个体自身不再存在任何关系。尤其是如剧中马克等人所做的数字技术工作,更是与传统需要身体参与的劳动和工作不同,这也消除了它对个体带来的直接意义。它只是一项需要完成以获得奖励或工资的任务,对个体本身的生活和生命不再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
或许也恰恰正是这样的观念,使得卢蒙公司认为其分离手术是可以被理解的。在很大情况下,我们能够理解马克的选择,他说“工作只是工作”而已,是一份自己日常生活不需要的记忆,因为它和我们自身无关。因此卢蒙的分离手术就是为了进一步解决传统中关于工作/生活二元的苦恼,这一手术本身也正是建立在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工作与私人生活,彻底使两者分离,从而也就避免了我们当下所面对的生活工作化的困境。
工作不再是为了获得更好生活或是实现个体意义和价值的手段,反而成了个体存在的目的,最终导致人的异化。其实,分离手术就建立在工作和生活可以绝对无关联的基础上,从而质疑了传统认为的个体能从工作中获得自我成就、认同和创造性的观念,进而也彻底否定了韦伯所发现的新教伦理在现代工作中的延续。卢蒙公司的分离手术几乎从字面上粗暴地理解了这一异化问题,从而选择彻底切断工作-生活的联系来保障双方的完整性,但问题也由此而生。
自我剥削与简化
卢蒙公司分离手术的“副产品”便是对个体意识与记忆的一分为二,而其所挑战的便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就强调的自我同一性(identity)问题。或许《人生切割术》最精彩的部分是我们在这样一种外科手术的介入下,个体能够在不同的空间中展现不同的“我”,且二者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交叉。虽然卢蒙公司一直强调分离手术的不可逆,但我们最后发现它其实是可逆的。由于记忆与意识的不共享,对个体自身而言,innie和outie完全具有自我独立性(指分割后的工作、生活两种模式)。他们虽然都知道在外面还有另一个自己共享这具身体,却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了。
但这样的彼此独立本身却又是脆弱的。就如我们在第一集看到的对赫利一系列操作所展现的,卢蒙公司在为刚刚完成分离手术的新员工介绍完情况后,便会播放他们outie的视频,且视频中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即表示自己是自愿参与分离手术的,由此来安抚或是打消innie在公司内的不满或辞职倾向。在这里,公司内与生活中的两个自我是存在等级的,后者主宰前者,就如当赫利想尽办法希望辞职时,她看到自己的outie录制的视频,后者强调:“我才是真实的人,你不是。我来下决定,你没有这个权力,给我乖乖在公司干活”。这便是吊诡之处。
许多评论指出此处的隐喻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作制度中的规训通过内化而形成的自我剥削和压制。一方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但另一方面,我们或许还可以就此来讨论个体同一性本身的霸权问题。这一同一性霸权也是当代最典型且隐秘的剥削形式,即个体削减自身复杂性,从而导致(或渴望)自身处于一种纯洁的状态之中。恰恰是在这一削减过程中,我们进行自我规训的同时也对自身非人化处理。在《人生切割术》中,宏观数据精检部的四位员工都因为某种原因而自愿地选择接受分离手术,男主马克的经历或许最有代表性,他为了逃避妻子车祸身亡之后的痛苦和悲伤而选择分离手术。
分离手术在这里像是记忆剪切器或是对个体感受到的复杂情绪进行抹除的手段,尤其是痛苦、悲哀和难过等“消极情绪”。而卢蒙公司的分离手术所面对的也恰恰是人类身上的各种情绪,在这里,我们看到个体需求和现代工作模式需求之间的联结点,即对于自我情绪——非理性——的逃避。这一方面是科学理性本身对非理性的压制,就如福柯所说的,理性的建立本身就意味着一系列非理性被排除;另一方面则是现代个体在面对自身情绪问题时渐渐失去了处理和应对的能力,转而祈求一种机械式的或是科学式的管理。弥漫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情绪管理或是情绪练习课程背后所分享的也恰恰是这一套意识形态,古老的“做自己情绪的主人”从古典的修身艺术转变成当下的理性、科学甚至是医学化的管理。
无论是在《黑客帝国》还是《楚门的世界》,我们都会发现,对理性的、科学化且管理井然有序这类极具全权意味特质的颠覆往往来源于个体的“非理性”情绪,而其中又往往以爱情最为经典。在《人生切割术》中,宏观数据精检部中原本最循规蹈矩的埃尔文最终恰恰是因为自己所喜欢的对象的突然离职而决定参加其他三人的“颠覆”计划,而在第一季的最终,我们也发现马克的innie在公司外苏醒且发现了自己妻子并未去世。
除此之外,另一个有意思的点是赫利这个新成员,她几乎从一开始就十分反感在卢蒙内工作,且一直寻找各种各样方法和手段希望能把消息传递给自己的outie,最终甚至不惜自杀。对于宏观数据精检部来说,赫利就是那个不稳定因素,是那个机器中的“非理性”因素。虽然剧中并未过分强调性别因素在这里的影响,但我们依旧可以说赫利的女性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依旧继承了西方典型的两性性别观念,即作为非理性的、感性且情绪化的“女性”始终是现代启蒙(男性)理性中最大的bug。而剧中马克的老板——另一个最主要的女性角色——科贝尔则是另一类典型女性,即拉康所谓的“阳具女孩”,她们按照男权社会的制度与标准把自己“去女性化”,最终由此得以进入男孩俱乐部,成为其中一员。
科贝尔深深折服于卢蒙公司创始人的意识形态,并把他当作上帝信仰,对其的信条也是深刻于心。她在卢蒙公司内的形象几乎是最典型的“全权”形象,她是一种去性别化的男性化,作为这一卢蒙制度和意识形态最忠诚的守护者。她与赫利形成鲜明对比,而有意思的是公司之外的赫利正是卢蒙公司当下掌权者的女儿。
在《人生切割术》中,马克的公司好友佩蒂是第一个解除分离手术的人,结果两种记忆的融合导致她整个生活和存在都出现危机,最终也由此死亡。正是在这里,卢蒙分离手术的天真被揭露:从来就不存在那种截然无关的两个个体,即使记忆和意识被空间分割,但它们始终都存在于身体之中,因此也就必然会留下相应的痕迹。工作之我和日常之我其实并没区分,生命和意识的绵延本身是不可能阻断的,卢蒙的分离手术所面对和处理的依旧是——只不过以一种更加夸张或现代性的形式——工作之异化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对于纯洁同一性的迷思,一种对于自我存在的有意设限或简化,把自身复杂的意识、情感、欲望和存在缩略为一个个标签,放入一个个框架之中。然而,个体始终是一种处境式的存在,即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流变和变化(becoming)中生活、思考、做出判断以及道德抉择。
对自我的剥削一方面或许来源于现代工作制度的机械化与其弥散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来源于我们自身对复杂自我的简化与暴政。我们对自身进步的追求、对“更完美的自我”的塑造以及对内化了的机械思维的信仰,就如韩炳哲在其《暴力拓扑学》中所发现的,这两点最终都会在绩效主义的背景下形成对当下个体存在的最大危机与困扰。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重木;编辑:走走;校对:贾宁。封面为《人生切割术》(2022)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