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新加坡

纪录片拍得一般，知识上有长进。

城市国家受限于客观资源，其历史转折促动力可能来自周边大国。例如，在19世纪成为英国重要殖民地港口是因为某处通航的海峡，日本侵略下的迅速投降，被马来首相单方面决定剔除马来西亚（竟是两者结合之名），独立后英国离去陷入经济泥沼、彼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促使外资的流入。

这样一种被动，反倒似乎能解释后来政权的强势。当然无论本身大英帝国在出厂设置之初所规整刻下的秩序感（曾经竟也因为需要权力收租而一度成为东方罪恶都市），还是掌权的华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多少都能justify新政权中的“社会主义”倾向。

从独立之初看，日本在新对支持抗日华人的屠杀（5-10万）激起了新加坡华人的民族主义，即使是在日本投降后那些“八哥雅鹿”也没有收到处决。从小让母亲给他转学到英语教育的李光耀自嘲似地说，那为什么不我们自己来统治呢，如果没有比英国人更好，或许也不会更差。

自李光耀当选立国之初，首要之事仍是build military force（借鉴了相同处境的以色列）。对外宣称强硬的主权，新加坡仅从6次减到4次对vandelism美国青年惩戒不让步，这种强调甚至显得有些刻意。

对内而言，在李竞选和后期主张和马来合并的过程中，左翼极端分子以及来自工人阶级的异议分子都受到了压制（除了逮捕还有通过法律程序的投诉最终导致破产等）。伴随着这“似乎永远不会更替的政党”，社会上的规章秩序也得到了严格执行，散发着稳固、秩序、实用和禁欲主义的气息。

大英帝国在出厂设置留下的经济成功，造就了新加坡内在持续的不安，亦即向前发展的动力。这种不安可以在新加坡人因为快速发展的城市而“落失的童年”中情绪现形。除了人民感性的乡愁，时代也需要新加坡更多参与到新经济的升级转型中。七八十年代制造业的优势或许已经不够，如何培养出新世纪需要的创意性人才是对新加坡教育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