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首意味深长的理性与狂欢之诗

（作者：张冲，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丹麦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的电影《酒精计划》获得2020年12月第33届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男主角四个奖项，该片是导演继《狩猎》（2012）八年之后的又一部佳作，它仍沿用了导演一贯对普遍性问题思考的方法。八年前《狩猎》较为乐观地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恶意，但如果我们相互支持，那些恶意自然会离去的。”导演从爱与信任的存在的可能性来讨论人自身、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存在意义的生成，但影片的结尾又用一记冷枪的方式将这种乐观与浪漫击碎，在呈现人性的多元性与不可测性的同时，也提出了人在绝境或日常面前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人该参照谁，该由什么来引导等终极问题。

《酒精计划》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导演托马斯在处理理性、非理性与死亡等问题时，试图从“可知世界”的角度，解析“可见世界”中秩序与激情的矛盾与冲突，提示人该如何面对这场虚无的梦。男主角马丁在影片最后一个镜头中的“一跃”颇为意味深长，这一动作呈现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哀伤、激情与幸福。

荒诞：在理性秩序与激情之间

电影《酒精计划》的重点不在于讨论中年危机或中年醉酒，而在于对“人存在的本质与意义”这一普遍性问题进行思考。人存在的意义是感官角度的安逸、伦理意义上的成功，还是追随虔诚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爱？电影中体育教师汤米说了一句：“学生太多了，小男孩们都在拼命挣扎。”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的人员集中与居住空间的城市化，其居民须遵守一套约定俗成的理性体系、认知体系与伦理体系等，这使得即使是处于孩童阶段的人也要“拼命挣扎”，以便顺利进入一个带有荒诞特征的“秩序”“认知”与“逻辑话语体系”，达到其标准与要求，完成“成功学”的认知。

在此种情况下，所有人都必须像自称“失败者”的高中学生塞巴斯蒂安一样，为了将来成为某人，不得不去背书并参加一系列的考证，才能摆脱“失败”式的存在，带有一定的荒诞特征。导演不着痕迹地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与认知引入进来，后者认为“信仰是人的最高激情”，其“起于荒诞”，也终结荒诞，实现终极胜利。《酒精计划》通过“小男孩们在拼命挣扎”所呈现的这种“荒诞”，对整个荒诞的社会秩序与理性认知进行反思。

《酒精计划》设置了四个主要男性角色：沉默寡言的高中历史教师马丁，他的同事兼好友、体育教师汤米，音乐教师彼得，以及心理学教师尼古拉。四个男性代表了四种男性的婚姻状况：单身的彼得对女性、爱情与婚姻充满了憧憬与激情；尼古拉“幸福地”住在面朝大海的房子里，但要处理三个年幼孩子尿床与睡眠不足的问题；马丁处于中年婚姻危机，早年间的激情与爱被十几年的日常生活消磨殆尽，一家四口隔阂地各自为营；离异后的汤米与狗生活在一起，处于低迷与虚无状态，最后在酗酒中失足落水而亡。四位男性的婚姻状况呈现了克尔凯郭尔所说的荒诞性——“结婚，你会后悔；不结婚，你也会后悔；结婚或不结婚，你都会后悔。”电影中的汤米也认为这一切“毫无意义”，面对荒诞，他选择了生理学意义上的自杀。在影片中，马丁等四人以对心理学家芬恩·斯卡德鲁关于0.05%血液酒精浓度”的学说进行实证为借口，开始在日间喝酒。此种假设研究，旨在逃避到面对荒诞的第二种选择：精神上的自杀。

那么人在第一生活和第二生活之间该如何选择与实现自由呢？导演在影片结尾，以马丁的第二次纵身一跃——“亚伯拉罕式的一跃”，完成他象征性的答案。

对庸常惯例的酒神式“一跃”

酒在世界范畴内都有“僭越现有秩序”的特征。《酒精计划》中，在喝酒的各种场合与空间，平时沉默而不苟言笑的马丁的表情总是松弛的，有时甚至是微笑与狂喜的。酒或者狂欢使他暂时进入第二世界之中，在酒的驱使下，他暂时摆脱了父亲与教师的道德律条，也摆脱了严肃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还摆脱了谨小慎微的工作日常及对权威、真理、教条与死亡的恐惧。在酒吧的狂欢中，马丁纵身一跃，跃入酒吧狂欢的众人手臂之中，狂欢使得爱与笑成为可能，进而达到狂喜的巅峰境地。巴赫金认为狂欢“具有强大蓬勃的改造力量，具有无法摧毁的生命力”，具有一切可能性，甚至对理性也可以完成颠覆/创新。英国诗人扬亦向理性发出诘问：“难道只有理性是得以受洗命名的，难道激情就是异教徒么？”他对理性压抑非理性的权威提出了质疑，克尔凯郭尔将扬的这句诗句放置在自己著作的扉页之上，他以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存在来考量人普遍存在的意义，认为人在非理性的极端情绪的驱使下所进行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恰恰是人本真存在的明证，打破了黑格尔主义以来的将纯粹思维、绝对理性和逻辑作为人存在的核心格局。

按照“我思故我在”的逻辑，现代社会中“我工作我存在”，那么我不工作时我在哪儿？“工作”作为马丁等四位逐渐步入中年的男性的重要存在价值体现。长久以后，他们希冀通过酒后微醺的状态来考量人类的口语能力、心理修辞效果及社交与专业能力，使得无趣的课堂和了无生机的夫妻生活充满了欢笑与激情，他们暂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但当他们喝至酩酊大醉之后，酒神般的狂欢、狂喜搅乱了日常的秩序，使日常存在失去了稳定感。“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儿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但是这种“反面生活”也会出现在比较严肃的政治时刻，甚至会推动人类的发展，如《酒精计划》第46分钟处出现了几位国家元首外交时刻醉酒的画面：约翰逊、叶利钦、克林顿、默克尔与萨科齐，在国际外交场合，万人瞩目的庄严时刻，这些元首在工作时段喝酒呈现出的各种醉态看起来更人性、更令人印象深刻。而导演托马斯在影片结尾处让葬礼与毕业典礼的狂欢游行相遇，狂欢中他们以戏谑的方式将代表秩序的女校长用手铐铐在栏杆上，对其所代表的秩序进行颠覆与发展。

生活充满了矛盾的双重色彩：“你迷恋于缝隙的话，就不得不接受栅栏。”（芬兰诗人克拉斯·安德森）《酒精计划》中马丁和妻子结婚十余年，妻子作为医生常常上夜班，两个人之间过着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他们的爱情从曾经的激情变得渐趋平淡，甚至是彼此间的逃避与陌生化。但当马丁进入酒精狂欢计划之后，以不拘一格的方式对一切日常秩序进颠覆和创新，使得“无趣”重新充满激情。和卡萨维茨的被称为“真实电影”的《夫君》（1970）相似，《酒精计划》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夫君》中的三位男性也是因友人突然去世，开始思考生死与人的存在等严肃问题，葬礼之后，三个人打破常规，尽情嬉戏，甚至从纽约跑到伦敦寻欢作乐；但在影片的结尾处，画风突然一转，他们回到自家门口并恢复了原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父亲”与“丈夫”，在世俗社会中继续扮演他们的角色——这可称为“卡萨维茨式的宽容”或“古希腊式的宽容”，完成了从日常到狂欢、阴影呈现与崇高升华的递进。朗基努斯认为崇高的首要来源是“把握伟大思想的能力”，其次是要具有“强烈而动人的情感”。如果说崇高来源的第一要素具有理性色彩，那么它的第二个来源则呈现了浓郁的非理性感性色彩，也构成了人们对荒诞暂时逃离的精神之避难处，但终不是荒诞的最终解决之道。

从狂欢到信念的第二次“跳跃”

《酒精计划》在影片开始处引用了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一书中的句子：“青春是什么？一场梦。爱是什么？这场梦的内容。”如何面对“痛苦”与“幸福”这两个二律背反的普遍性问题，克尔凯郭尔说，他的“一生是一个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别人不知道和不能理解的”，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幸福和满足，唯一感到悲哀的是他人无法分享他的幸福。克氏的幸福和影片主人公马丁的幸福微笑一样，鲜有人能理解这不能言说的、必须沉默的“亚伯拉罕”式的信仰。在导演和哲学家看来，这种沉默式的“信念”或“信仰”可以作为解决荒诞及其他所有问题的终极之道。

电影中马丁对他的学生说：“这个世界从来不是你期待的样子。”眼睛看到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本质与真相存在着差异，或者说是相反的认知。如何真正认知这个世界，除了汤米的自杀、在狂欢中暂时躲避荒诞之外，导演运用马丁的第二次跳跃给出了第三种存在的可能性：一跃跃入“亚伯拉罕”式的信仰，成为一种形而上之宗教般的存在。马丁在爵士芭蕾音乐的伴奏下跃向大海，大海里埋葬着他的好友汤米。这是向汤米、向死亡与向存在的信念的一跃。也是真正的信仰,是自己对自己的一场考验，带有“恐惧与颤栗”的特征，冒着万劫不复的危险进行跳跃，直面葬礼、狂欢与庸常，并对其进行弥合与治愈。《论语·先进第十一》中说“不知生，焉知死”，国人对死亡的讨论与认知鲜有论述，而西方的哲学及宗教较为系统地对其进行考量。

非常悲哀的是，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17岁的女儿艾达·温特伯格在影片开拍时于比利时出车祸去世。她之前有参演本片的打算，这也为本片的“抬棺”这一动作增添了哀伤与凝重，更为影片中的“一跃”增加了张力与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