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视阈下的抗争与文明 ——《中国战事》中的中国形象塑造管窥

《中国战事》是美国国防部于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监制并发布，用于国内宣传的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影片中，电影制作人卡普拉分别塑造了中国、日本两种同在亚洲却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前者象征着“历史悠久”“和平”“团结”且正处于西式现代化建设道路中的远东文明国家形象。而后者则作为反面，不仅是中国的反面，同时也潜在的作为与德国纳粹同类，与英美“自由世界”相对立，一个“极端野蛮”并“为全世界引进一种新式的战争，一种蓄意恐怖，蓄意大屠杀，蓄意狠毒的战争”的野蛮国家形象。可以说，《中国战事》的影片结构是完整的，作为一个原本向美军宣传，后来转而在全美进行战争宣传的纪录片，《中国战事》的目的就在于塑造一个能够引起美国民众同情并恰当好处达到迁怒效果的中日战争景象。在这里，与日本相比，中国离美国更近。“文明”与“野蛮”的区隔在相对而言地理位置更近的地方建立，而“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认同在横跨大洋的新旧世界取得了共情。当然这些都立足在政治机器的宣传目的基础上。

一、情绪基础：美国的自我价值认同

对美国而言，自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一战战后积极推行他的“十四条政纲”与全球政策时，美国已经设想在世界领域内宣扬其不同于欧洲大陆文明的自由价值。这一倾向在二战期间取得了更加快速的发展，《时代》《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R·卢斯于1941年高调地在其文章《美国世纪》中宣称：“美国作为不断发展的世界事务的动力中心，作为人类优秀成员的培训中心，作为上帝的特殊选民，应该更加相信给予比接受更荣誉，应该更加确信美国是自由的灯塔、平等的旗帜。”《美国的中国形象》作者杰斯普森指出“美国人通过将自己的特征、品性、习惯投射到中国人身上，以优越的眼光来看待自身，把中国作为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找出了美国典型的自恋形象’”。

这些文化性格的投射倾向，在影片的语言中可窥见端倪。日本，象征着野蛮，融聚着极端残暴、投机取巧、不守信用、穷兵黩武等反面品行：“日本为全世界引进一种新式的战争，一种蓄意恐怖，蓄意大屠杀，蓄意狠毒的战争”，“日军占领南京后再度发挥极端野蛮行径，……，更可怕的是这残暴的恶梦是日军最高司令部所蓄意计划的，为了一劳永逸的撕碎中国人的心”，“日军愤于竟然有人敢反抗崇高的日本的强权，而向没有飞机大炮可以保护自己的市民们报复，从空中蓄意的屠杀了数千人”，“（日本）蓄意模仿别国的军事武器和工业技术”，“（日本）以缺乏工业原料为藉口，……，建立这个战争机器”，“当其他的国家为了消除战争而裁减军备之时，日本积极且秘密的建立现代化陆军”，“（日本）违反国际协定把太平洋上的岛变成要塞”，“（日本）违反所有的协定秘密的增加驻军”等等。相反，在中国身上却凝聚了与西方文明类同的精神品质，这包括爱好自由平等的现代精神：“他们制定我们今天致力维护的四大自由中的主要两项，言论发表自由和宗教自由”。与德国日本相区别的和平传统：“中国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在西元前五百年留下了这番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西方盟军相一致的价值追求：“中国军队和中国游击兵依然坚决抵抗日本的战争机器，……，为的是与中国一样古老的‘争自由反奴役’的争扎，以及‘争文明反野蛮’，还有‘争正义反邪恶’”等等。

对于中国而言，来自美国的凝视与预判自然与中国人本身的行为逻辑相区别。对于美国人而言，他总是会不可避免地以“他者”的眼光来尝试理解其自身之外的各个文化共同体的行为逻辑。这便是人类文化群与生具有的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蓝本去理解世界的思维方法。通过这套方法，人们以头脑中已经建构好的结构来试图容纳现实世界中的自然无序与无意义，试图使之变得有序且有意义起来，而对于不可理解之物（有时也会带有对本体文化的攻击性），人们则建立起“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来，目的是为了达到文明压抑下个体人的情绪转移与稳定循环，从而避免文明内部的破坏倾向和文明外部的吞噬现象。正如弗洛伊德在其《一个幻觉的未来》中所论述的那样：“由文化理想所提供的自恋满足也存在于能成功地防止在该文化社会内部对该文化产生敌意的那些力量中。”因此，通过《中国战事》的宣传技艺，我们所能获知的首先不是中国或日本原封不动的历史形象，而是带有美国价值认同度的中国与日本形象塑造，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象征“文明”或者“野蛮”的字样，实际上指向着美国国防部在进行群众动员时所预知的群众心理偏好与他们的价值认同。而在战后，因朝鲜战争而造成的原中国形象破碎，进而引起美国国内强大的情绪反弹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从侧面折射出二战这一时期在美中国形象的塑造成果。

弗洛伊德认为“文化的理想”（也体现为文化共同体的一种价值认同），使得“（人们）要想获得完全的满足，就需要对旨在不同的成就和达到不同理想的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凭借这些差异的力量，每一种文化都有权藐视其他文化。这样，文化的理想就成为不同的文化社会之间产生不和与仇恨的一个根源，正如在各个国家中所最显而易见的情况那样。”基于美国价值立场的日本“野蛮”形象塑造正反映了这一点。但作为弗氏理论补充的是，中国的形象塑造成为了包裹在美国价值体系内的远东“文明”，这使得美国价值自然地成为了中国价值的凌越者，这种超越心理在文化共同体中个体心理上的推广与形成，看似是对后者的认可，实际却也完成了前者自恋情结的满足，即美国社会公众通过影片所能获得的自我价值认定，从而为同情中国所形成的移情心理奠定情绪的基础。

二、移情对象：为文明而战的中国理由

由于影片的受众是美国国民，中国作为主要的被叙述对象，需要的是作为情感的引力来源来引起美国国民的同情心理。在美国汉学家韩瑞的《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一书中，作者切入了以“疼痛”为核心的同情现象，一种近代中国的“疼痛感知”在西方的想象。这为《中国战事》的解读提供了一条较为宽泛的线索，那便是通过人类普遍的疼痛情感所推演出的对他者的同情。因此影片的开头便以战争的景象引入：“这是新式战争的可怕开端。这是首次对无助市民的大规模轰炸。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无辜的中国男女，小孩要死于日军的轰炸？”描述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度却被迫卷入到反抗斗争之中：“为什么，为什么拥有四千多年历史的中国人从未发动过侵略战争，却被迫打仗？打仗并牺牲数百万的人？”中国军民的伤亡景象还不断被呈现，中国“疼痛”成为了影片中最基础的情感旋律：“每有一人安全的到了里面就有一千人被阻隔在外面，在日军的攻击下无助且毫无防备能力的站着，这些汹涌惊慌的人潮无处可逃，他们只能在狭窄的街道上疾走，在市中心彼此推挤，被落下的炸弹和燃烧倒塌的建筑物困住或活埋。”“无助的人民被困在城墙之内，动弹不得，日军发狂了，他们奸虐，他们杀戮，屠杀，在史上最血腥的大屠杀之一中他们残杀了四万名男女小孩，活着的人生不如死，因为他们躯体撕裂扭曲的惨状比死还要糟。”

在这种“疼痛”心理之上的，影片还试图建构了更具理性，因此也看似更为高尚的理由，即为文明而战的中国理由，这便承接了上文中所叙述的美国人的情绪基础。影片所隐喻的潜在文本包括中国的战争“疼痛”是与美国等文明国家相似的“疼痛”，中国国内的“团结”暗含着中美之间可以形成的国际“团结”。抗战期间，联合援华会关于中美相似性的大量宣传正印证了这一点。联合援华会宣称“（中国）对自由的热爱就如同我们对自由的热爱”，“（中美两国人民）都热爱独立和个人自由”，“我们仍然十分相像，因为我们天生对民主抱有向往”。联合援华会对国内的反战心理也进行了相应的宣传：“也许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痛恨士兵这个概念的了”。为了彰显中国与美国的相似是“文明人”的类同，而日本人之所以不同是“野蛮”文化所致，美国军人手册《怎样辨认日本人》中声称中国人的体格与欧美人相似，而日本人却身材矮小、长相猥琐，是迥异且低等的文化群体。

《中国战事》中的“文明”定义包括了上文中所提到的“追求自由民主”“爱好和平”“团结一致”等属性，但美国的政府部门和部分公众清楚的知道这些并非中国的事实。自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美国的不同宣传起，这种真实中国与想象中国的差异便被不断拉大。西安事变的在美报道中，宋美龄，而不是实际出关键力量的张学良和周恩来，成为了挽救内战危机的救星（108～109）。在影片中，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与外部共产党在陕甘宁地区的发展也被直接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国内的“团结”。1938年被当局武断炸开的黄河花园口，在影片中却也成为了团结一致的象征，在欢声笑语的群众画面中被呈现。长期为华宣传的赛珍珠在1943年声称中国的“不民主力量”正因美国的疏忽而出现高涨的倾向。与此同时，河南省正因为国民党机关的腐败而遭受着得不到救援的饥荒。在1944年格斯·帕顿致约翰·J.哈钦森的信中，他写道：“认为中国是世界强国的想法是天大的笑话，我担心不久的将来我们会为这种宣传付出惨重的代价。”果不其然，同年十二月国民党在日军的“一号作战”行动中大败，陈纳德所主持的多个机场被攻占，而蒋介石与美国参谋史迪威的冲突也发展到了历史高峰。随后，“史迪威事件”在美国国内民众短暂的情绪反弹，《中国战事》也被美国陆军参谋部暂停放映。

结语：《中国战事》中所反映的不简单是中日战争中的中国图景，还暗含着美国政府所欲图向公众呈现，从而引起公众同情的被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指出：“东方的贫弱只是验证西方强大神话的工具,与西方对立的东方文化视角的设定,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产物,是对西方理性文化的补充。”他将西方对东方的形象塑造还原为话语权力的运作过程，认为这是“文化霸权”形成的程序，将这一行为看作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构性殖民：“于是这种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使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在美国这部宣传纪录片中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彰显了其基于“他者”视角来实现同情的目的，就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该“他者”在作为“自我”进行凝视行为中的中心主义倾向。正如杰斯普森在《美国的中国形象》绪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对中国两种极端的倾向（分别是宗教和经济上的同情合作与种族主义态度的拒斥排挤）“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彼此促进的”。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W·萨伊德,王宇根译.东方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弗洛伊德,车文博主编.文明及其缺憾[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3] 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姜智芹译.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4] 韩瑞,袁剑译.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原文是学校课程布置的期中作业，小声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