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追问《我的团长我的团》：炮灰团，极端主义
如果一部戏剧带来的不是简单的轰动，而是引出种种热议，大致是因为它触动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神经。围绕《我的团长我的团》的议论触动了什么？
2007年的《士兵突击》以一种寓言的方式，给现代竞争模式中的社会焦虑带来一些精神抚慰，因为在竞争模式中，你无论身处什么位置，都有相应的竞争压力，都有处境不利和被淘汰的焦虑。《士兵突击》于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成功模型，观众顺利地将其深度拟真化，在这种摇篮曲般的抚慰中很受用，很感慰藉。
相比起来，《士兵突击》强调的其实不是竞争环境，而是简单主义的生存之道，《我的团长我的团》则把人的处境推到一个极端的境地，这种极端主义的立场其实不过是简单化的另一种表达，把处境简单化，简单到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时，所触及的问题也就推到极端，极端主义的方式也许使问题在封闭的逻辑中变得清晰，同时也会因此过滤掉了所有复杂关联，使问题变得简单。
虽然它的故事设置在战争中，但它比战争片走得更远，战争片中的牺牲或逃避、英勇或胆怯都有一个可依据的坐标，而《我的团长我的团》没有停留在这个层次，所以它没有壮怀激烈，也没有反面的畏缩投降，它把故事推到极端得连常识中的坐标也不起作用了，这也许是让被它甩掉的观众难以接受的原因之一。
但它也远远不是反战的主题。反战主题通常要彰显战争对人性的伤害，这是比战争主题更具人道意义的旗帜，也是越来越多的战争题材所涉及的主题。从《现代启示录》对战争的经典起诉中，战争本身一定带给人最深的恐惧，恐惧或走向邪恶的疯狂，或走向黑暗的死亡。在科茨的恐怖王国里，人的属性全部消失，丛林法则都不足以表现它的残酷，只有荒谬的疯狂。年轻军人威拉德在正义的名义下结束了这里的疯狂之后，他的心里也不可阻挡地浸入了那疯狂和黑暗。描述战争扭曲人性的题材，或如《拯救大兵瑞恩》这种在战争夹缝中守护人性的题材，在现今影视剧中已经是一个经典类型。而《我的团长我的团》也没有在意这样的常识，它继续把人物推到无可救药的极端境地，他们是屡败的溃兵，他们是必死的炮灰，表面看他们失去了所有与人相关的尊严、理性、德性，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活下去或死亡的分界点上，所以他们中几乎没有任何与是非相关的规则。它的人物处境极端得超出了社会思考的底线，让人不安。编剧与导演试图撕裂关于伦理、关于规范、关于是非这些我们日常赖以依存的表象，试图直面生死、人与人之间关系最残酷的现实，在这些被战争与苦难蹂躏到极点的角色中去寻找真实的人性、责任心、关爱这些概念在极端前提下的真实含义，去探讨在极端前提下的自私与愧疚、软弱与坚强。但因为这一切都在极端主义的前提下，极端主义所赋予的强权使人物的符号性突出，在强化符号意义的同时，势必损害真实中人物的逻辑性，无论是龙文章、孟烦了还是虞啸卿。
这是一部质地显得过于粗粝的电视剧，它不光鲜，它不让“沙发土豆”轻松地消费，它太多残酷的刺激，它所揭示的战争环境下的“元价值”或者“元规则”甚至令我们心里不愿意面对，它的主要角色极端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甚至令生活在规则行为逻辑中的我们反感。但它毕竟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一部作品——关于它的战争观，它的存在哲学，它对不同烙印的角色矛盾心理的判断。
我们试图通过追问来接近这部作品，它不仅是对一部电视剧的理解，也是通过那一个个角色的生存真实，对人与人之间应有关系的理解，当然还有对极端主义的理解。在解读的过程中，也许我们有了能超越这部电视剧的价值——世间所有的问题都建立在悖论之上，恰是在符号与符号解读的难度之上，有我们特别值得去思考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究竟要去反思那场战争，那些在战争煎熬中死去或幸存下来的人什么？反思那场战争最终失败的他们、最终胜利的我们什么？ 康洪雷说，那也是他们这个剧组付出那么多辛劳，最根本的目的。
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哈姆雷特的问题是：“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这是个高贵的问题，它意味着人如何理解自己和如何处理生活的选择权，生有生的活法，死有死的理由。而《团长》试图超越这个问题，聚集了一群没有选择的人，走在一条必死路上。所有只在活着的时候才有的尊严和价值在千里溃败中已经丢失殆尽，如同孟烦了的连队，全军尽没。
通过孟烦了的口来叙述，是一个陷阱也是一个动力，这个本是教养有加、知书达理的热血青年彻底烦了，由此他嬉笑怒骂，推动剧情，把所有问题推到底线。
李乌拉是这群溃兵的镜子，他从“九·一八”之后，经过了多少败仗？失去了多少家人和朋友？在从东北到云南的距离和时间中一笔概括，万里溃败到了云南，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在这个距离和时间里，东北军少尉排长李连胜其实已经与死人无异，这个叫李乌拉的只是李连胜的皮囊，他眼神空洞、身形枯槁，即使在迷龙的乱捶之下，除了有饿的感觉，他已全然无知无觉。这个人物只有一句像样的台词，在重伤之中他说“给我一个干脆的”。其他人的无理取闹、插科打诨、打架滋事都无非是李乌拉死寂灵魂的变形，那些被尸臭浸透了骨头的人，你不能再指望他意气风发步履坚定。他们也并不是颓废，颓废甚至也是奢侈的装饰，他们的灵魂已经失去了重量，只是在等待着那无法躲避的“干脆的”一天。
在这一天来到前，这些灵魂失去重量的人，就是人渣。团长的出现和开始行动来自一句招魂式的咒语：“我带你们回家。”这个招魂者的种种扭捏作态由于在现实逻辑中难以成立显得过于花哨，但如果把他当成一个抽象符号，似乎另有意味。
一群没有选择的人，并不等于没有选择的梦想，但他们不愿面对自己内心存有的梦，那就是胜利的希望。迷龙把所有要去参加整编的弟兄打了个遍，最后以输掉他囤积的一屋子紧缺物品的理由换得了入列的台阶。孟烦了要报名被整编参加战斗，坚持说是为了那里有医药能治好他的腿伤，绝不说是为了打日寇、为了胜利。他是不敢说，他看到过他父亲洋务救国梦的破碎，他有分析能力，所以他比别人溃败得更彻底，更警惕所有试图唤起希望的人。因为这种希望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打击，对胜利的渴望上笼罩着对胜利的无望，他不敢再唤醒这种希望。一旦唤醒，他们又将遭受一次那个心死的痛苦经历，所以他痛恨唤起希望的人。孟烦了在这群人中想做一个独行的旁观者，他不跟任何人接近，因为他是个清醒的角色，他不能跟他们产生任何感情，否则到了他们“干脆的”那一天，他还是要遭受一次伤心至死的痛苦。
由一个个未竟之志铺就生存道路的人们，头顶闪烁的繁星再也不表示什么。在这种没有选择的境地，社会生活中的规则不起作用了，所有的外衣如社会标识一样被脱掉了，川军团的故事大致也是从脱下衣裤只剩裤衩开始的——裤衩是不能脱的，是仅存的作为人的标识。这是他们被整编后的再一次失败，所有的壮怀激烈都显得缥缈，一层层失败的灰烬深深地掩埋了所有的希望。
“死啦死啦”是寓意，置于死地，一无所有，或如兽医所说，他们所在的地方“黑糊糊的，像回了娘胎”，有意回避规范也是他们的退无可退的处境。自尊都是可以放弃的，孟烦了，一个骄傲的人，他可以在精英们面前卑躬屈膝；招魂是寓意，它扒开那些灰烬，唤醒灰烬下还有温度的内核。或是从最初开始，寻找生活的依据。
从“我带你们回家”开始的招魂，涉及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种种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对人之所依的拷问过程。孟烦了是一个有言说能力的人，他的旁白和台词承担着一步步的拷问。兰小龙在一个访问中说，“在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色”。他的愤怒，无非是像花销通货膨胀时的货币一样花销掉自己，毫无行动能力；他的愤怒无非是觉得自己被亏欠了。他的愤怒和自我审视其实也是一种吹牛。招魂的问“你能说清自己吗？”要想说清，心里得有信，到了生死边界时，你可以追问了，你心中信的是什么。他们在招魂中经历着一场场激战，但他们依然没有战争片中所期待的勇敢，勇敢也是一个过于高贵的字眼，只有有胜利希望的人才有勇敢与否的选择，而这些被招魂者，只是表达着即使死了也尊重的珍视之事，所以他们是在拼命。这也许就是拨开种种主义之后的原本的生存依据。
有些场面，似乎模仿了希腊人在广场上的辩论：追问在无可选择的处境中，什么是不可让渡的？
不可更换的出身之地
团长在表演招魂时，一连串地报着各地的菜名，看似滑稽，实则是追问的开始。他用最基本的味觉提示来唤醒这些失魂落魄的人们对生的记忆，这些菜名能联系起家，联系起做菜的至亲之人，联系起动身的出发地，联系起失魂落魄之前的希望。
孟烦了的父亲是孟烦了无法回避的至亲，当团长在他说不清楚自己后，让他在枪口下说出一件像样的事，他脱口而出的是“家父”，也是为了这件事，他当了逃兵。这个父亲也是个令人无法回避的角色，他留学西洋，学习洋务，他试图做一台永动机，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最终一事无成。他一会儿崇拜西医，一会儿迷信中医，让他生病的儿子深受其折腾之苦。最终他只剩个饱读诗书，不顾廉耻地做了伪保长，只为求得一张安静的书桌，保住一隅花藤。
当孟烦了和他的弟兄们来救他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面目僵硬地质问儿子“为什么还不请安”，第二句话就是自负地低吟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一个浸泡在千年历史中已经被浸泡得精致而枯朽、几乎丧失了自然表情的人。父亲的质问和那一庭芳草让孟烦了感觉好像回到了北平的家里，那里有他讨厌的所有东西，礼教、空话、苟且等等，同时李白的“桃花飞绿水”、杜甫的“野竹上青霄”、白居易的“牡丹妖艳色”，一瞬间也哄涌而来。这是他冒死来接父亲之前就知道的，这就是他的家，他的父亲，是无法更换的出身之处。“国难当头，忠字已经很掺水了，在孝字上就不能打马虎眼了。”这是团长去救孟父时给这次违规行动的合理化解释，他的理由是，孝，无关颜面，也无关正义，而是“天经地义”事，也就是无法讨论的事。即使他做了伪保长，你也不能以正义之名处决了他，虽然处决他比解救他来得更轻便，更有脸面。
炮灰们似乎也认可团长的解释，他们为此“浑身发痒”准备为此一战，这与他们刚到手的美械无关，与壮怀激烈无关，只是天经地义的事。当孟父在那般紧急的时刻还坚持带上他那些藏书时，对“天经地义”确实是个考验。在生死选择面前，他们都不想带上这些书，但当孟烦了失控地吼叫着举枪相向时，所有人都愣了，虽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会衡量轻重缓急的顽固老头，这次却没有一个人站在孟烦了这边。在这里，父亲与这些负担与家是同构的，同样是他不可更换的出身之地，是即使死也不能脱去的灵魂标记。这是细细咀嚼极感人的一场戏——在家的寓意面前，他们宁可选择死。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迷龙欺负李乌拉欺负得最狠，整个故事中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可是当李乌拉垂死的时候，迷龙背起了他，他在此处显露出的纠结让人想起，他与李乌拉同是东北兵，是他的镜子，里面反映着他丢失的故乡，他的万里溃败，他流过的血还有死灭的心，他背着李乌拉如同背起了他自己的耻辱。李乌拉已经没气了，他还是不能放下，放下似乎是一种背叛，也意味着他真的再也抓不到任何可牵挂的思绪，直到重新拿起枪进入一场激战，为李乌拉们的复仇之战，这是他放不下的另一种更艰难的背负方式。
孟烦了深知其意，他从否定的方面来讲同袍之情。他说，他当连长的时候，总是让新兵当排头兵，并且不能跟新兵混熟，混熟了就没法让他们当排头兵了，因为他们死了你会伤心至死。他阻止自己与同伴产生同袍之谊，他用尽伶牙俐齿保持与他们的距离，原因就为此。由此，当龙文章把他们连接成一个集体时，他冷嘲热讽，貌似置身于同袍之外，但他高估了自己的抵抗力。毕竟，在赴死的路上，同袍的温度是仅有的温暖之源，同袍的甘苦最近距离最直接地互相传递，如同切肤的甘苦，无处出让，只有担当。
在去接孟父之前，龙文章说，其他人是找到了魂的人，去了还可以回来，而一再试图置身同袍之外的、最有自我意识的孟烦了，被龙文章认为是丢了魂的人，没有同袍的一个人能做什么呢？孟烦了也知道，他的个人行动无非是跑到父亲膝下，陪他一起死。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诗经》中的这首《无衣》穿越数千年，时空距离过滤掉了具体的战事和是非，给战争中的生死同伴留下了古老的注释，也透过深厚的历史形成了对个人主义的一种质问。
除了同袍的共同担当，还有恻隐之心，它出现在兽医身上。可以说，同胞的温情在这部剧里，很大成分依靠兽医这个形象来具象化。
“做老百姓时匆匆赶往战场救助伤兵，然后被伤兵裹挟进溃兵大潮，套件军装，便成军医。他的医术很怪，三分之一中医加三分之一西医，加三分之一久病成医。他从没治好过任何人，所以我们叫他兽医。”
兽医本不属溃兵，他是被卷入其中，纯属善良悲悯的恻隐之心。他和溃兵们是一个对照，溃兵们因为感受了死亡的残酷和近切而冷酷，而兽医因为同样原因却悲悯，这本来也是同一颗心的两种反应方向。
兽医坚守着善良心。在激战中，对他不能救护的日本伤兵，他甚至也嘱咐一句：“日本娃啊，你等着你的医生来啊。”他认真地掩埋每天死去的溃兵，郑重得像平日里一样给他们准备出“上路饭”。孟烦了害怕这面镜子，他伸手抢过兽医手里的“上路饭”，逼得兽医尖锐地指向他的痛处，“你没有那么坏”，孟烦了被刺痛了，用最污秽的指责试图蒙上这面镜子。兽医还是知道他没有那么坏，他知道他的痛，知道他想什么，也知道他怕什么。善良之心是体会别人喜怒哀乐之本，理性的是非明辨远在其后，兽医坚守的是一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国式母性的善良。这种善良之心是一围堤坝，守护着一个底线，让所有疯狂、野蛮、胆怯，有了可以评估的坐标。
他无力改变任何人的困境，作为医生甚至也无能医治伤病，只有一次次的伤心，最终他儿子战死的消息使他彻底伤心至死。他的死所带给他团队的是远比悲痛更有现实感的失落，他们失去了在死的时候可以握住的手，于是他们彻底裸露在无助的威胁下和死亡的恐惧中，正是在这种恐惧与自尊被彻底伤害的愤怒中，他们便决然选择了可以战胜恐惧去死。
导演给了兽医一个最有仪式感的葬礼，让他升入云天，置于一个最高贵的地方。孟烦了们在尝尽各种绝望之后，想仇恨人类，是因为有兽医的存在，仇恨的能量才没有恣意膨胀。他们自己可以放弃善良之心，但不可放弃的是在心中对善良的珍视和敬重。所以兽医也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的是他们压置心底的对善良的珍重，是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