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证明与追问的意义

   
    很多人为《集结号》里酷似《兄弟连》和《太极旗飘扬》的战争场面争论不休，而事实上，影片的精髓并不在于血腥逼真的战场描写，而在于战后那一段—— 一个人的追问。
    主人公谷子地一直追问着一个问题：好端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某师某团某营九连，活生生的四十七个人，怎么会说没就没了？这种“没”并不仅仅是生命的丧失，更在于蔓延于岁月深处的可怕的失忆症。整个世界都忘记他们了，那曾经存在过的壮烈与惨烈、悲情与热情忽然成了一片空白，历史被镂空了一个小小的洞，却无人知晓。可以说，《集结号》虽然表现的是战争中人物的命运，反思的是战争对人的影响，然而往深处拎一拎，它完全可以剥离战争这一具体环境，成为一个追寻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来看看这个词吧：牺牲。它意味着，一小部分人被损害了，换取了一大部分人的利益。无论给它赋予多么崇高伟大的感情色彩，落到根本就是这个意思。牺牲并不只是在战场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总是需要牺牲。那么，个人的命运，说到底就在于这样一种偶然性：你是属于被牺牲掉的那一小部分，还是获利的那一大部分？
    认同了这一基本事实，寓言就展开了它的叙事逻辑。
    第一个环节是，牺牲是必然的。你也许碰巧会成为被牺牲掉的那一小部分，之一。大部队要撤退，需要一个连的火力来掩护——典型的“丢卒保车”。九连连长谷子地因为枪杀俘虏，失去了全连立功的机会，还因此被赋予了这项重要任务。“戴罪立功”的情节暗示着世事的机巧——如果不犯错，也许这项任务就不会派到他们头上。电影的小说原著《官司》里面，主人公死死地追问一个细节：为什么不吹号（撤退的命令）？其实不吹号是在交待任务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的，也就是说，无论团长对谷子地是否有过欺骗行为，牺牲者的命运早已注定。团长在给谷子地宣布任务时给了他一整条珍贵的香烟，这就是一个证据，就像死刑犯临刑前最后一顿丰盛的晚餐，越是想要给予他一点温情，却越发泄露出面子底下掩藏的生冷与残酷。
    第二个环节是，牺牲是无法抗拒的。当你陷入这样的命运，你会怎么做？有一类人选择“逃避”，就像小学教员出身的王金存，最初的时候一上战场就尿了，他的怕死是种本能，是对“当炮灰”这种结局的逃避——最消极、也最没用的选择，影片让他在阵地上、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理想化地迅速成长起来，显示出对这一做法的否定。有一类会选择“抗争”，代表人物是焦大鹏，他在牺牲前对连长谷子地说，带弟兄们撤吧，我听见号响了。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焦大鹏却在一生中最后的时刻对连长撒了谎，似乎是想用生命作抵押换取连长撤退的决心。焦大鹏是清楚的，在这一刻他有着牺牲者特有的不服，不顾一切地想要跳出既定的命运。最后一类就是谷子地这样的人，通俗的说法是“一根筋”，他们直面现实而又坚守信念，不会轻易改变与放弃。在阵地上，代表撤退命令的集结号是所有人的希望——生存的希望，最卑微、最起码的希望，它却迟迟没有吹响，永远也没有吹响……牺牲者无法抗拒的结局。
    第三个环节是，牺牲与非牺牲都是合理的，也是相对的。战后的谷子地回到当年打仗的地方，那里已经完全变样了，大家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新的建设，战场成了煤矿，建设新中国的人们来来往往——他们都属于获利的大部分，他们在牺牲者的遗体上建起了新家园，然而你无从指责，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必然的、合理的，也是具有相对性的，就好像在推动历史车轮时仅仅是分工不同而已，一部分人负责倒下用血肉之躯来铺路，另外的人负责推车；推车的人或许哪天又会倒下，由后来者继续推车……带大部队安全撤退的团长不是后来也牺牲了么？所以没有绝对的牺牲与非牺牲的界线。
    到现在为止，谷子地还没有一个理由，值得他用整个后半生去追问四十七个名字。直到最后一个环节：牺牲是可能被否定的。
    除了谷子地，其他人都牺牲了，他成了这一事件、这一团体唯一的见证人。从旧窑场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幸存下来后他没有告病还乡，不惜冒充炮兵留在部队，继续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也不肯休息，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当年战斗的地方，寻问那支早已被多次整编弄得无影无踪的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向人诉说，那是真的啊，有那么一个连队，有那么一群人；他扛着一柄锹，在高高的煤山上不分日夜地挖掘，想要挖出四十七具遗体；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在追问同时又被别人怀疑与追问……他已经被世界巨大的荒谬性包围了，牺牲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它变成了空气，无声无息，而谷子地只是想证明，那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在哲学上，有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问句：我是谁？我来自何方？又将去往哪里？谷子地完全不知道，他所追问的正是这样伟大的哲学命题，他只是凭着最质朴的良心与义气给死去的弟兄们一个交待。团长、二斗、小梁子等等无论是生是死，他们都有渊源，有根基，自成体系，只有谷子地和他手下的弟兄，成为了历史的空洞，做出了最无名、最彻底的牺牲——丧失了一切：鲜活的生命，死后的哀荣和最起码的承认。
    从这个角度上讲，谷子地和《肖申克的救赎》（美国电影，讲述一位被误判为杀人犯的公民坚持与黑暗势力作斗争，最后成功越狱的故事）里的主人公比起来，更像是一个“现代的基督”，他的追问比“救赎”具有更高敞的意义。《肖申克的救赎》中，个人的突围被赋予了正义与邪恶较量的使命——个人的正义是既顽强又脆弱的，他面临着一个强大的邪恶环境的压制，这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矛盾冲突；而谷子地没有获得这种戏剧性的背景，这里没有正邪之分，他在一个合理存在的环境中寻找属于自己那一部分“合理存在”，这种突围根本找不到对手，好像在和某种气场较劲。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一旦缺少意识形态的对立，对抗根本就不成其为对抗。谷子地的无奈也在于此——他是与庞大而无形的荒谬性对抗。
    他的追问，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意义已经不是个人化的，而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警告：牺牲是必须正视与珍视的客观存在，而不是消解，不是虚无，善待每一个客观存在会让人尽可能确切地知道，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将去向何方。
    艺术创作总是要给人现实之上的希望，于是结局是四十七位烈士的遗体被意外挖到，推迟了数十年的集结号声终于响起来。这是一个光明的尾巴，然而还有多少谷子地还孤独地徘徊在无法掘开的遗骸之上呢？又有多少集结号将永远沉寂？
    影片末尾，银幕上出现的文字描述了谷子地的身世：是个孤儿，被人在谷子地里捡到了，因此取名“谷子地”。这是不是他追问的一个缘由？来路模模糊糊，所以更加希望去路清清楚楚。
    寓言在这里达到哲理的最高点：我们的世界何尝不是从无人了解的蒙昧中走来？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