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直指历史的后现代游戏

昆汀·塔伦蒂诺是一位善于进行后现代创作的导演，这一点，早已众所周知。碎片、去中心、拼贴、迷影，这些无比贴切地概括昆汀的影像与叙事特征的词汇，直接来源于对后现代性的研究。

《无耻混蛋》是一部非常直白的后现代电影，它以最精致的建构——影像和叙事结构，反对了宏大叙事对历史，尤其是对战争历史的建构。它无数次将矛头对准“话语被建构”的普遍性，在故事的最后，政治叙事试图对个人复仇与政治阴谋进行遮盖，同时却遭到这二者的反噬。

如果说在后现代电影经典文本《低俗小说》中，昆汀的创作还仅仅是个人趣味中具有后现代特征，《无耻混蛋》则绝对是昆汀极为自觉地后现代自指。

一、战争，还是现代性下的人间地狱？

现代性开始于启蒙理性，面对宗教与封建势力，强调人本身的价值、赞美人通过自觉的理性行为实现人的价值，这一观念在16世纪给予宗教压迫和封建剥削以最彻底的颠覆。但理性很快驶向逻辑霸权的道路，对单链条因果逻辑下“理性”的绝对推崇贬斥了情感、道德，人性以最理智面目出现时，恰恰是反人性的。面对二战，我们除了说德国纳粹的崛起彻底戳破了现代性的神话，是否还能从中看到更细节的东西？

二战多么完美地体现出了现代性啊。这一点无关武器和军事战略的发展，虽然它们同样关乎由理性直接决定的“工具化”。针对《无耻混蛋》，我想说的是二战中被大量运用的工具化宣传。

二、反历史建构的双重结构

如果我们将工具化宣传定义为一种自觉地意义建构，这种建构以被曝光的形式，存在于《无耻混蛋》全片。

虽然人人都能从叙事上看出昆汀对历史的戏说和“改写”，但他将这种“反历史”的手法——我更愿意称之为反权威、反宏大叙事——散布在影片各处，并最终连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昆汀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对宏大叙事意义建构的细节揭露，它们是关于战争、立足于国家和二元意识形态上的，全部都体现为某种政治立场上的宣传手段。

昆汀指明了这些意义建构，同时通过对建构过程的披露，实现了对“腹语式”意识形态建构的颠覆。在希特勒办公室这场戏中，昆汀利用镜头调度十分巧妙地完成了这一过程，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在这场戏中，有三个主要机位。交代空间结构的镜头处在办公室天花板的一角（这里我们不考虑CGI和搭景），我们称它为镜头A。

为叙事服务跟进希特勒与两位军官对话的镜头B和C，位于希特勒、军官之间，BC的位置和它们的拍摄方向遵循常规的轴线原则，以及由A确定的方位。

轴线确定在希特勒与军官之间，ABC皆位于轴线的同一侧

虽然A和B、C的景别差距非常大，但这三个机位共同圈定了叙事主场所的范围。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机位E，完全脱离出由A、B、C确定的叙事场，它位于希特勒和军官之间，但拍摄方向与其它镜头完全相反。

这个景深镜头的前景是希特勒、后景是希特勒的画像——A、B、C 确定的叙事空间中不存在的画像。

A中只有明亮庄严的大厅和一张纳粹侵略地图，E则是画像

简单地说，E是ABC整体的反打镜头。它的意义，自然也不是参与具体叙事，而是象征。

当然，所有观众都能从景深意义上看出E的讽刺性：气急败坏的希特勒与后景处他伟岸的形象构成明显对比。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远不是这种浅显对比。昆汀更进一步显露了自己的意图——在这个镜头中放入了“画师”形象。此时，画像不仅仅是一个与焦虑的希特勒本人形成对比的形象，它不是“画像”，而是“正在被建构的一个虚假形象”。一幅伟人像，只能衬托伟人本体的可笑与滑稽，正如它在大多数电影里的功能。“正在形成的画像”却将镜头的表意重点引向自身——一个虚假的、与事实错位的具体形象正在被建构。

画像是希特勒及德国纳粹巩固自己政权的手段，戈培尔拍摄的电影《民族的英雄》以及纳粹官方对首映礼的重视，全都是在宣传上进行意义建构。考虑一下此时愤怒的希特勒在说什么：为了证明他们不是鬼魂，抓住他们，我要把他们的尸体挂在埃菲尔铁塔上——这种手段难道是泄愤吗？这是对Basterds幽灵的摧毁、对恐惧的摧毁、对纳粹力量的宣示，仍然是一种建构。

我们都知道，纳粹德国对宣传力量有多么看重，又是如何深谙宣传手段的工具意义，但同盟国们一点也不落后——至少是在《无耻混蛋》中。在影片第二幕，也即Basterds出场时，队长说明了这个小队的意义：

Basterds不是抵抗军式的游击队，对于进行无差别攻击的Basterds，打击纳粹军事占领行动完全不是他们的目标。投放他们的意义是投放恐惧、打造幽灵、散播纳粹的末世气氛，因此他们的行动也具有高度象征性特点——割头皮。

Basterds，就是同盟国进行建构行动的执行小队。

由纳粹士兵讲述引发的闪回，极其精彩地重现了一场Basterds打造幽灵神话的运作细节，在这一段落中，他们分工明确、恐吓技巧娴熟、战略手段扎实。这一场戏强烈的节奏感和视听运用的丰满都具有鲜明的作者特征，同时，在结构上它实际是希特勒办公室的附属场景，由列兵回忆来结构这一Basterds段落。

办公室场景对这一段落的结构方式，体现出了昆汀将纳粹的建构行动与Baterds的建构行动进行并置的意图。列兵陈述的办公室场景没有选择与上一场戏共同的轴线布置。虽然场景相同，但在列兵描述Basterds时昆汀设置的是完全相反的一套镜头——由E确定的空间范围。

由此，希特勒那幅正在打造的画像，与Basterds的行动细节形成了明确的并置关系——希特勒和Basterds在进行象征界层面的对抗。

与ABC完全相反的轴线方位

除了在镜头语言、台词层面进行对二元势力意识形态建构的确指，昆汀更进一步在叙事上明确了他“反宏大叙事”的思路。《无耻混蛋》叙事的核心事件是“电影院行动”，这场行动却是复式形态的，即分为盟军的行动和Shosanna的行动。前者是国家层面的战争叙事，是会被书写到战争史中的表征层面的行动，而Shossana的个人复仇行动，注定会被宏大叙事遮盖、掩藏。

但《无耻混蛋》对宏大叙事进行颠覆，借此恢复个体叙事在核心事件中的绝对意义。

“电影院行动”实际是由Shosanna完成的，虽然Basterds的确在此之外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击杀戈培尔和希特勒），但其中有一个巨大的悖论，Basterds任务的完成完全建立在一场政治交易的阴谋之上——“犹太猎手”Hans为换取政治利益包庇了这场行动。昆汀再次指向了国家、战争叙述背后的动机和潜在的复杂性，宏大叙事被颠覆、被揭露出其政治阴谋底色，而只有Shosanna个人意义上的复仇行动，才是完整的、纯粹的，而且是决定性的。

回顾全片，我们也能发现，Shosanna这条故事线，是唯一不涉及自觉意义建构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无耻混蛋》也绝没有再建立宏大叙事、个体叙事之间绝对、静止、封闭的二元结构，Basterds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建构工具以外的复杂性——从一开始，Basterds的犹太种族构成就显示他们的行动同时也可能成为个体复仇。故事结尾，上尉对军事命令的违背、解构，以及他刻画纳粹符号的行动，都是对Basterds作为政治工具身份的打破。有印第安血统和印第安行事风格的上尉，在个体意义上，阻断了“意义建构”流动、转变、多层置换的特点，通过刻刀，他刻下了无法被脱掉的纳粹制服，这是一个与具体身份相对应的稳定形象，而不是被悬空的意义建构。

《无耻混蛋》英文原名Inglourios Basterds中的形容词Inglourious，即是glorious的否定形式。

Glorious，荣耀的、光荣的、令人称道的，这是成为历史表象的宏大叙事的象征，如此说来，《无耻混蛋》的主题，必定是inglorious。

《无耻混蛋》作为一部典型的后现代文本，呈现出多元、多义、碎片化的特点，电影本身具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混杂元素。对于这样的文本，如果不是从“后现代”特征进行概念上的总括，要在具体层面将它描述为结构严整、意义明确的文本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也无意这样做。

这篇文章只选取了一个具体角度对影片进行分析，其中，放弃了许多我在观影过程中发现的令人激动、惊奇的小细节，因为它们与文章的观点无关，也不应该被揉进这一观点之中。

本文的成文，完全源自昆汀在影片中放置的一个小小元素：

Shosanna办公室里，Hans身后那幅三联式海报

这张海报，是一本名为《恋物与好奇》书的封面，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90s年代，故而在我看来是影片中极不和谐的一个元素，自然也就引起了好奇。

《恋物与好奇》首版封面，已有中译本

事实上，第一次观影时，在注意到这张海报之前，我仅仅关注到了“希特勒画像”的反建构特点。《恋物与好奇》的核心观点是通过好奇心的指引，自发探索文化现象（作品）背后的建构细节，打破恋物，从而实现反建构效果。正是通过这本书，我整理出了本文主要思路。如果对这本书有兴趣，在电影《春风秋雨》的条目下我转载过这本书的节选《[转]劳拉穆尔维对Imitation of life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也许可以借此具体理解《恋物与好奇》作者的思路。

另外，关于本文提到的上尉的印第安风格，可参考开寅发布在公众号“虹膜”上文章《昆汀最被过誉的影片，今天来揭个底》，本文对“印第安”的观点直接建立在这篇文章对《无耻混蛋》西部片风格的分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