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来客，或最后的告别

《秋天来客》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电影媒介讲故事，时长半小时，黑白片。它拍的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故事：一件极其平常的小事。大概是六年前的秋天，当时我在上海，刚从学校搬出去独居。我父亲从新疆来看我。然后，五年前的秋天，我父亲去世了。我必须在此倒数时间，因为一次“失去”就是一个例外的坐标，它重新定义了我们生而为人，体验到的时间感。它既改变了我和“死亡”的关系，也改变了我和死者的关系。可以说，在我父亲死去以后，我才终于认识了完整的他。也由于他的死亡，使这次生前的会面变得富有深意。

在他死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时常看到，或者说想象出他“此时此刻”的动作和表情：驼背，两只手习惯性地背在身后，皱纹密布的额头像是一块干硬的旧布料，在两束眉毛浓重的阴影下面，那双下垂的三角形眼睛正盲目地追随着每一样在眼前移动的东西，同时，那干裂而黯淡的嘴唇微张着，仿佛挂着一句始终没说出口的话。由于对一切失去了把握，他的样子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

事实证明，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件事会持续发生。已经消失的父亲会时不时来到我眼前，在任何时刻突然造访我：睡梦中，工作中，和任何人交谈时，更不用说那些我独自呆着、无所事事的闲暇时间。有时是过去生活的突然闪现。有时，他会改变形态，举止怪异，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于是，在那些时候，我会不得不停下正在做的事，痴呆地凝视面前的空气，陷入一阵新鲜的茫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拥有的记忆片段（或者虚构片段）越来越多，它们侵占了我现在的生活，于是我不得不把它们整理、归类、并清理出我的口袋，放在别的地方，比如衣柜顶上，抽屉里，电脑硬盘里……如今，五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写了一个长片电影剧本《十二月》，抽取了发生在四个季节的父亲人生片段，讲时间如何剥夺一个人。后来，出于现实条件的种种限制，我把秋天的故事抽出来，改编成了现在这个版本的《秋天来客》。

如果不是被这种极端的情感驱动——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去拍一部电影。比起写作，拍电影要涉及的问题太复杂了。最可怕的是：我对电影制作的很多环节都非常无知。所以，我现在可以肯定的说：拍《秋天来客》可能是我谨慎而无聊的二十七年生命里做的最大胆的一件事。当然，这有赖于众多朋友的慷慨帮助——除了技术部门，很多都是无偿提供帮忙的朋友，是他们让我收获良多。而我几乎什么也不会，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试着调动拥有和习得的一切，去完成它。事实证明，由于我的经验不足，最后依旧存在一些无法修补的遗憾。但现在我愿意原谅它的粗糙，甚至它的错误。因为我现在明白——它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仪式，在我深陷记忆深渊时拉了我一把，使我完成了对过去的告别。

为“父亲”选角非常艰难——这是《秋天来客》在筹备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似乎现实的困难，也对应着我内心的障碍。然而，也就是在那段日子，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我已经相当老了，独自一人住在我童年时出生时的那个房间（在那里我度过了人生的最初十年）。彼时家里是一个食品工厂，宽阔无边，然而，梦里的住宅、厂房、院落已经成了无边的废墟。阳光透过墙壁和屋顶的裂缝照进来，尘埃在光束里跳舞。院子里的荒草纷纷爬上窗台、涌进房间：荆棘、野草、蜘蛛、壁虎……无数的生物和微生物……我和它们共处一室。还有我的白猫，现实生活中的潘小猫和我一起生活到了晚年。我记得在梦里，时间那令人失语的重量，它们填满了一个老人的内心：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你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了，但你却再也做不了任何事了。这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在耗损你，但你对它们却充满了近乎绝望的怜爱。这时我的父亲突然回来了，无边的死寂里，我突然听到卡车倒车的声音。我去门口迎接他。看到一辆簇新的白色卡车，我看见他从高高的驾驶座一跃而下，依旧是个年轻人。他看了我一眼，接着从车厢里搬出一台巨大的新款面包机。“这下好了，一切都可以重新变好了。”

我呆在原地，父亲在我身边欢快地走来走去，忙着清扫所有的角落，修理他离开的日子里所有破损的事物——很快，一切腐朽的事物一瞬间就焕然一新。面包机开动了，顷刻之间，所有的台面上都堆满了金灿灿的面包。父亲特意为我做了猫咪形状的面包，并且拿给我。我站在面包的甜香的气味分子里，枯涩的内心重新注满了力量。“一切都可以重新变好了。”在梦里，我相信了这件事。我的一生从没有那么快乐过。

《秋天来客》就是这场梦。它甚至比梦更真实。借一个真实的生活空间，借人的身体、情感与声音，借许多朋友的时间以及他们过去的时间换来的珍贵技艺，借神造的小动物的身影，也借记忆中的遗憾和伤心……这些明亮而破碎的东西，拼凑出一个真实的虚构世界。而所谓世界，对我而言曾意味着永远消失的过去。而这个过去，经由拍《秋天来客》——再次来到了我的眼前。

于是我和过去的关系从死去的时间中逃逸出来了，仿佛我在讲故事的时候故事也醒了，它开始向我发问，并向着未来开放。在剧本修改阶段，它问我是否真的了解那个我怀念的过去，如果过去再次降临那么那里的人们会说什么，用什么样的声调说。在画分镜的阶段，它问我过去如果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并且如果你可以掌握这一切，你会如何去描述。在实现过程中遇到各种困难时，它问我究竟什么样的讲述是值得的，以及为了这样的讲述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以及，最重要的，它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你这些年的不知所措，到底在寻找什么样的结局。我想现在的这个短片的故事结尾，可能一定程度上令人费解。但是，在现实的种种限制下，我最大程度上保留住了这个结尾。这个结尾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当然希望，结尾能够像弗罗斯特的墓志铭那么洒脱——能够和世界有过和恋人般的争吵——然后握手言和，有个快乐结局。但是，那不是真实的生活，生活的真实是：我们说完了所有能说的，做完了所有该做的，就各自奔进各自的命运里，然后某一天突然就失去了彼此。最亲密的人也不例外。所以，我无法通过作品说服自己，说失去一个人教会了我去爱和去生活——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我对生活的态度仍然和从前一样虚无：人活着，无法避免互相伤害，我父亲在世时我永远无法向他表达任何爱意，我们之间永远横亘着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这却是我拥有的唯一的真实，也是可能的爱的唯一途径。这正是大多数生而为人的悲哀。但是我原谅了这样的自己，所以，如今我终于不再陷入大量无用的怀念和对自己的精神折磨里。

至于创作，电影也好，写作也好，它们不解决现实的问题，只记录真实的病情和症状。或者换一种积极的说法：去记忆就是去爱，就是去直面自己面对时间的无能，就是对冷酷世界的虚弱反抗——虽然反抗世界也就是反抗自己的一部分。可是还要去肯定这种不完美的人类之爱。西蒙娜·薇依说：“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这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即使失去的事物再无关紧要，你也只能失去一次——而秋天永远不再来。在人生的荒原上，爱使我们贫贱而衰弱，却依旧是值得我们去守护的唯一事物。

是为记。

201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