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层面谈一下我心中的新老《三国》优劣

偶然看到《新三国》编剧是朱苏进，思路一下打通了。朱苏进是当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人物，他以极大的勇气，把现代意识、个人化倾向引入了文学禁区——长期受政治因素钳制的战争军旅题材。在他笔下，建国以后的中国军人第一次摆脱了形象上“高大全”的定势，开始直面作为一个人的卑劣和猥琐，比如对权力欲望的狂热，比如对于“军队”这种群体概念的不满和反抗。他在文学上的这些创见，自然也带入了影视剧本的创作中。 《新三国》最让人诟病的几点，在于情节展开的拖沓、一些经典场面的缺失、台词缺少古意，这直接导致了“对名著还原度不足”这一最大症结。但我觉得这是让位给人物立体塑造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的要求。 朱苏进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在三国的剧本上并非是依附于罗贯中，仅仅对他的《三国演义》做影视化上的改造，而是处在和罗对等的地位，平等地从历史、民间传说、戏曲中攫取“三国”的各种元素，以自己的理解和洞见来进行拼接改造，这也是《新三国》和忠于《三国演义》的《老三国》在思路和气质上决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如果忽视了这一点，而把《新三国》仅仅看作对罗贯中小说乃至老三国的“翻版”，这样是不公平的。 如前所述，朱苏进是以现代的创作方法去解构和重塑三国，展示人物的复杂性是他的最大特点。也因此，他本身就不在意还原历史或者还原前人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到他在内容取舍上的大胆—:开篇即以曹操为第一人称视点，刘关张发迹成长的传统主线反而被放到了虚写的位置；作者原创了一些不存于以往的三国文化，但又很能丰富人物的情节，比如刘备被扣押在东吴之时，关张兵谏，险被夺权的诸葛亮崩溃大哭——这些做法从“原著”的视角去看，是背叛、糟践，但从文本的作者性去看，却很大胆，且有创见。 如果说对现代意识的引入是《新三国》的特质，那么对《三国演义》的绝对忠诚、完美还原，则是《老三国》至今为人称赞的原因。这里不讨论两种方式的优劣，只谈我个人的喜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老三国》对旧时代创作思路的接纳，我认为有失呆滞。从《三国演义》原著的创作看，由于古代说书话本的特殊性质，《三国演义》存在着脸谱化、类型化的特点——必须尽快让听众、读者进入情节和氛围，还要保持分段故事的独立，因此人物在理解难度上不可以过分复杂，不宜有太多成长和变化。这种古代英雄观的特点是通过增强与正常人的疏离感来促使观众对角色产生感性主导的崇拜或厌弃，极快地沉浸剧情，但也造成了人物有失真实的弊端，鲁迅“显刘备之长厚近似伪，状诸葛亮多智而近妖”的批评即表达了这个意思。这也就造就了《老三国》的舞台感:脱离生活的陌生化语言、拿捏腔调和架势的程式化表演风格。一切都让位于剧情，至于人物，谁画上脸谱扮上行头都可以是那个角儿，所以演员选择上也出现了随意更换但并不怎么违和的奇景。 《三国演义》原著是以“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维护皇室正统的概念先行的，这是由当时的创作环境所决定的，并且罗贯中在这种限制下仍表现了基于个人的英雄主义，这在当时是很大的突破。在这个纵向的意义上，《新三国》反而是对《三国演义》的继承，它让每个英雄更加独立、真实，彻底摆脱了书里书外的宿命论，有了自身的逻辑和人生轨迹。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印证:比较新老三国优劣，很多人往往拿片段进行对比，这种对决中往往是《老三国》碾压式胜利。除老一辈演员的深厚表演功利外，“脸谱化”的作用则是最大的原因，它瞬间让一个没有前因后果的碎片里的人有了直观的性格和感情，不需要像《新三国》那样在整体中去观测和揣摩一个人物的演变。 因此，我认为两版《三国》是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创作理念下的产物，决定它们迥异气质的，是他们背后的文学家；决定它们的评价的，是观众对现代文学理念的接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