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从凡人身上创造了悲剧英雄，而悲剧英雄永远是孤独
最近读哈罗德·布鲁姆的《剧作家与戏剧》，被里边对萧伯纳和米勒的讽刺笑到拍桌。先是说萧伯纳“如今只有那些剧本前的序言还会有人读一读”，只是靠着“艺高人胆大，才救活了《圣女贞德》”；继而又说阿瑟·米勒的作品搬上舞台都是好戏，文本本身却都难以猝读，例如与《圣女贞德》颇多呼应的《萨勒姆的女巫》，虽然前者十分注重道德教化，但妙处在于萧伯纳独有的反讽与机智，但米勒身上“根本不具备这一文学素质”23333
布鲁姆固然是过于尖刻，但尖刻之余也不是全无道理。这促使我去思考在观剧过程中感到的一些割裂之处来自哪里——当然，米勒真正的天赋确实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表现痛苦，这仍是一部足够深刻和引发共鸣的好剧。
米勒说《萨勒姆的女巫》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所本，但马萨诸塞猎巫案真实历史中的普克托60岁，艾比盖尔12岁。米勒修改了其中这两人的年龄，并演绎出普克托和艾比盖尔之间的婚外情，这下不仅为艾比盖尔作为召唤巫术的少女首领找到了“嫉妒”与“复仇”的驱动力，更为普克托设计了两难的道德困境——要么承认女巫的存在来换取自己和妻子的安全，要么承认和艾比盖尔的“奸情”，来证明她只是出于复仇心而不是什么无名力量作祟——在两难困境的无限折磨中，米勒给这个有道德瑕疵但不失质朴的农民指了一条决绝的出路，那就是死亡的“悲剧性胜利”。
米勒在史实之外创造出了一种感情，却用收着写的方法，只把它作为一个引子。
据说在米勒手稿中发现的一些修改之处，就包括对普克托和艾比盖尔的情感交流，进行了不少删节，从而把笔力集中在普克托自己的挣扎上。在老维克剧院这版复排中，多走先锋路线的导演雅艾尔·法伯（Yaël Farber）也放弃了其他风格化的表达，而采用了十分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遵照剧本，普克托和艾比盖尔的同台交流并不多，已经意识到自己出轨错误的普克托在面对艾比盖尔暧昧的言行时，也没有再多分给什么温柔的眼神，但是普克托的扮演者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的一种味道：“Samantha Colley（艾比盖尔的饰演者）总是用同一种洗发水洗头，让我完全熟悉了这种味道。” 却完全可以想象演出现场萦绕在两个人之间欲说还休、莫可名状的氛围。
普克托最终还是从当众承认婚外恋情的羞耻感和认罪苟活的羞耻感中挣扎出来了，他在完全有意识的情况下，撕毁认罪书，推动了自己的生死门。这是作为清教徒的普克托寻找自我灵魂的努力，而非一桩性丑闻的脱罪过程；这是米勒从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人身上创造出的悲剧神话。
这么看来《萨勒姆的女巫》和《圣女贞德》之间确实具有某种相似性。有的人在普克托/贞德身上看到人性的伟大，有的人从始作俑者/审判者/“帮凶”民众等等更多人身上看到的是人性之恶。这恰恰也是两部杰作中存在的内在的割裂和矛盾，也是这个世界里天差地别的绝望。普克托光芒万丈，让人觉得人性的光辉可以照亮前方，但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人类不同历史时期都能找到类似对应的故事，似乎又确信无疑地告诉我们仍在黑暗中毫无进步，一个悲剧英雄除了拯救自我的灵魂，无补于世——这或许也是米勒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理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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