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cker Punch：重返俄狄浦斯

当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理论，他就已经决定了一切。无意识是这样一种词，它重新定义了我们的话语领域，在其中全部要素有了不同的涵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不可超越的思想地平线，我们无论支持或反对，永远只是对它的重复。前弗洛伊德的电影和文学，总是被回溯性的精神分析化（《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而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只能以一种必然的方式电影化。


不管我们如何划分Sucker Punck的可能世界，现实的、欲望的或者是幻想的，它最终仅仅是关于俄狄浦斯结构的不断重复化过程。最基本的家庭关系构造了全部的情感张力，决定了主体的欲望如何被他者凝视。


父亲的角色以一种纯粹幻想的方式二重化：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拥有的是一个超我的父亲。一方面他沉迷于无止境的原始享乐，正如那个守卫领班对葛丝基夫人所说的：“这些女孩还有你，都是我的。”（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原始父亲，作为唯一没有被阉割的男人，他拥有所有的女人）；另一方面，他成为符号化的象征性权威，一种痛苦的禁止力量，像洋娃娃的邪恶的继父所做的，用最严酷的方式禁绝女性的欲望。而在幻想的空间中，超我的父亲消失了，贯穿幻想始终的智者，作为善良、正义的化身，是一个最完美的父亲形象。他是主体的理想自我，是主体完全认同的对象。这里我们遭遇的，不是对俄狄浦斯关系的一种奇特倒置吗？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我们总是面对着慈爱的、象征性的肉身父亲，它掩盖的是那个前历史的、还没有上升为父亲之名的淫秽的父亲快感。谋杀父亲是受无意识欲望支配的行为，只有在梦中才可以这么做；但在电影里，现实中的父亲，展现出的是赤裸裸的欲望凌侵，是主体无法忍受的压力，谋杀长辈不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主体将不得不真正的谋杀自己的父亲（洋娃娃拿刀刺向了守卫领班），可是父亲永远不会真正死亡，总是有一个更好的、更完美的父亲（智者）重新确立在欲望结构的三角关系中，弥补主体身上的某种缺失……


与父亲的角色相比，母亲的表现方式不是更加奇妙吗？在现实世界里，母亲从一开始就是缺失——洋娃娃亲生母亲的病逝是一种缺席的在场，是见证被禁止的乱伦场景的沉默他者；而在剧场里，在欲望的世界中，葛丝基夫人是在场的缺席——她确实存在着，但在超我父亲面前被约化为和她所有女儿一样被父亲拥有的对象；最后，在幻想的世界中，存在着一个母亲的名字吗？我们仅仅需要回忆智者的一句话：“One more thing……Don’t wake the mother”维持一个完美父亲形象的唯一方式，是“不要叫醒母亲”，那只狂暴的雌性巨龙，不正是隐喻着无法阻止的母性欲望吗？既然幻想世界是主体摆脱牢笼，重新回归社会现实的途径，那么所展现的就只能是一个二元结构（父亲-女儿），被压抑的母亲使得所有幻想都去性化了。


于是，只剩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谁是主体？就如电影用充满诱惑的女声所问的：“这是谁的故事？谁又在救谁？”当守卫领班用脚踢开剧场的门时，电影用洋娃娃的视角进入了欲望的世界；而当医生对洋娃娃实施脑前额叶切除手术的那一瞬间，甜豆豆睁开眼睛，在舞台上坐了起来，电影用她的视角看到刚刚进入剧场的洋娃娃——那么，之后的欲望与幻想，是用谁的角度在叙事？在这一刻，作为观众，我们再次被电影工业的秘密所迷惑了，我们不得不追问摄像机那神秘的凝视点——当火箭女必须为甜豆豆牺牲，来重复洋娃娃失手杀死妹妹的“原初场景”的时侯；当洋娃娃对甜豆豆说：“这不是我的故事，而是你的故事”的时候；当幻想中的智者带着甜豆豆远去的时候，是谁在那里看？洋娃娃最终认识到，最后一样东西是她自己，她必须牺牲“在她之中又多于自身”的东西。唯一的胜利者——甜豆豆——从来就没有逃出过，她深陷在父亲形象下的俄狄浦斯之结中；而洋娃娃确实以一种英雄主义的姿态胜利了——她虽然活了下来，但却只是先前自己的躯壳。


“谁给了我们爱的人的生活？谁派猛兽来杀我们，同时唱着我们永远不会死？谁教会我们什么是真实的，如何嘲笑谎言？谁决定我们活着，以及为什么战斗至死？谁为我们戴上镣铐？谁拿着让我们得到自由的钥匙？——是你。”这个第二人称在指谁？是电影角色的反身指代，一种平庸的“美国梦”，还是确实在指向电影之外的观众，无情的击碎我们努力维持着的与欲望现实的最小距离？回答这个问题就如同回答《盗梦空间》的结尾陀螺是否倒下了一样，每一个回答都会重新定义之前的全部场景内涵。但远比这个问题重要的是记住一句话——“叙述者的观点是灾难的起因”。影片最终揭示的，是我们的凝视如何最终成为对自己的凝视。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也不是他者如何在看我，而是我看到他者看我的方式——我们疑惑于，在那个无形的女声眼里，“你”到底在指谁？这个问题牢固的把我们钉在了父亲的视角上，我们都在欲望着父亲的欲望，他永远面对着女性之谜的无穷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