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消解的可能——《十诫》之五：切勿杀人

当手段与目的相悖时，手段不可能实现目的。也就是说，通过某种手段实现某种目的，如果手段本身与所要实现的目的之间存在悖论，那么目的就是不可实现的。法律是一种手段，法律的目的是惩治或预防犯罪，无论是惩治还是预防，总之是要杜绝犯罪，而作为一种手段，法律本身如果也是一种犯罪，法律还能否实现杜绝犯罪的目的？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年轻人的妹妹死于非命，这是他杀人的理由，他因为报复而杀人，这是法律判他死刑的理由，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法律对他的报复，只不过法律的理由是社会公认的，或者说法律是无情的，但年轻人即便杀人，他也不是无情的，那么他的兄弟如果因为再一次失去了亲人而对法律产生仇恨，仍会以此为理由继续报复这个社会，那么下一轮谋杀可能会针对警察、律师、法官……如此循环，无休无止。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即法律作为惩戒手段的理由，要大于个人报复的理由，这是毋庸置疑的，个人的利益毕竟小于集体的利益，但是，本质上二者是一致的——通过报复的手段来实现惩戒报复的目的；有人说影片中的律师是导演的代言人，这个似乎不能成立，基氏不需要一个律师来做代言，更不会仇视法律，他只是借助律师这个人物，来呈现一个简单的命题：法律其实是一个悖论。
悖论无处不在，而如果一个悖论的根基足够大，悖论就会变得自然而然，人们对悖论也就习以为常。人生是一个悖论，我们都知道人是要死的，也始终找不到活着的意义，那么我们活着就是一个悖论，但我们通常不会因为发现这个悖论而自杀。阶级社会的更替也是一个悖论，通过消灭一个阶级来构建本阶级人民的福祉，这无非是以一个看上去合理的理由来实现一个阶级的利益的骗局。奴隶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不可能代表全人类，以一个阶级的利益为根据所制定的一切法律，都会毫无二致地走向它所消灭的那个阶级最后所遭遇的那种结局。也就是说，杀人者必被人杀。
跳出来看，问题变得异常简单。拿中国历史来说，无非是在争一个皇帝的宝座，好比说我看你统治得不好，我就来统治，我寻找各种理由、集结各种力量推翻你，以此来实现我的统治，其实我自己都无法证明我将来会比你统治得更好，但我肯定会比你更聪明，知道用怎样一种更光明正大的理由欺骗被统治者，甚至我还可以让被统治者觉得统治者是他们的救星，对统治者感恩戴德，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制定某种法律，使被统治者看起来更像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我只是你们的代表，我只是代表你们管理这个国家……于是，民主与专制在各种谎言与欺骗下显得势不两立实则一体两面，从手段的技术层面（民主）来讲，确实是进步了，但手段的本质（专政）是一样的，所以某某主义之目的的实现，只能是乌托邦。这是政治的悖论。
然而，基氏似乎还有意告诉我们，无视悖论还有可能是幸福的，而发现悖论无疑会带来痛苦。影片中的律师，正是因为发现了法律的悖论，从而对律师这一职业甚至对人生失去希望，痛苦也由此而生。这类似于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如果不考虑行动的目的及意义，或者说他看不出甚至无视行动本身存在的悖论，把推巨石上山看成跟一日三餐一样简单，那么他就有可能是幸福的，而如果他陷入追逐意义的泥潭，他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如果再没有更高级的哲学引导他，他最终只能走向自杀。
作为一个二元论者，在第五诫中，基氏既没有宣扬什么，也没有反对什么，他只是把一个无解的问题抛出来：如何解决法律的悖论？对于这一问题，无论在当时的波兰，还是在如今世界各种社会体制之下，似乎都是无解的。
对于个体自由与法律的关系，基氏告诉我们：人是自由的，无论遵守抑或违反法律，从选择的层面来讲，人都是自由的。但这个自由是有限度的，即不妨害另一人的自由。那么这个社会就需要有一个维持自身存在的类似于规则的存在，这个存在应该是高于个人自由的，同时是高于法律的，高于道德的，甚至是有可能消解一切悖论的——这个存在是什么？是良心？是命运？是因果律或自然律？是上帝或别的神？是影片中那个神秘的不发一言的男人？……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哪怕是一种虚无的信仰，它都是有必要存在的，而年轻人与法律都违背了这个东西——从年轻人杀出租车司机和被法律执行死刑之前那个神秘男人的出现可以看出，这个东西既是对片中人物的警示，也是对我们观众的提示，它示意：我在这里，你们不可违背。这个东西，或者说这个存在，是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的最大的理由，因为有这个理由，个人也好，法律也好，面对无解的问题，悖论或许可以得到暂时的消解——比如通过宗教，通过哲学——而这消解是永远不能被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