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评 | 语气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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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Annihi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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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伽茵，这个凭借两部低成本电影在华语独立电影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名字，如何会与一部由胡歌、吴磊等一众明星演员主演的商业电影联系在一起？在真正观看她的最新作《不虚此行》之前，我们难免会产生上述疑问。
回到2005年，刘伽茵的第一部电影《牛皮》仅凭一台简陋的DV、三个家庭成员（其中包括导演本人）和寥寥几个场景，便确立了一套兼具原创性和完备性的电影方法，足以使人确信这位彼时尚年轻的女导演与拍摄《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时的阿克曼拥有同等天才的创造力。18年过去，《不虚此行》褪去了首作中独属于青年电影人的桀骜不驯的激进性，换上了一层温和、主流的外衣——这难道意味着曾经的创造力也随着形式的更迭而一并消失了吗？绝非如此。《不虚此行》仍然是一部杰作，甚至进一步地说，它是一部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杰作：就像好莱坞制片厂时期那些最伟大的作品（霍克斯，希区柯克，尼古拉斯·雷…）一样，它向我们证明了一位作者的生命力可以在完全不同的电影形态中生长，而并不必然地寄生于一个通过长年累月的自我模仿、自我重复所建立起的既定范式，这范式在影评人的标准话语中有另一个名字，“风格”。
刘伽茵迈向主流的选择，与大洋彼岸的另一位导演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产生了奇妙的互文，后者在拍摄了几部令其声名鹊起的激进独立电影之后，同样凭借2011年的《悸动的心》（Restless）回归主流美国电影的范畴——一个笼罩在癌症阴影之下的青少年爱情故事。和《不虚此行》类似的是，《悸动的心》也全然抛却了前作那种挑衅性的极简和即兴的风格，而选择拥抱传统好莱坞式的叙事和手法。但是，正如斯德潘·德罗姆（Stéphane Delorme）在《电影手册》的一篇社论中所言，我们不应以“风格”（le style）、而应以“姿态”（le geste）去定义一位作者——前者仅仅指向作品表面上的共同特征，而后者则关乎一种内在的笔触，它可以描绘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事物，但正是在对不同事物的处理方式的选择中，我们得以窥见某种一以贯之的理念和立场。从“死亡三部曲”到《悸动的心》，是什么姿态在风格的剧变之外延续了下来？对于青春生命的动人描摹（他的镜头下的每一个青少年都仿佛在闪闪发光），对逝去的记忆和时间的追溯，以及最重要的，对于死亡的平静书写。
《不虚此行》也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但刘伽茵的编剧-导演身份为电影创造了一个更加巧妙的切入点，一个独特的、也许多少带有某种自传性质的主人公：独居的中年男人闻善（胡歌 饰），作为曾经的编剧、现今的悼词写作者，他总是背着包、骑着车，在一场接一场与委托人的会面之间奔波。要想写出最合适、最真实的悼词，所面临的挑战便是去了解这些素未谋面、且已经不在人世的陌生人；而要做到这一点，亲朋好友的讲述是唯一可能的途径，它也由此成为了贯穿《不虚此行》全片的核心动作：在公寓、快餐店、出租车、滑雪场，又或者是通过视频通话，人们点上一支烟，回忆的话匣子便自然而然的打开了，关于逝者的故事接二连三地流淌出来……这些故事，有些耳熟得让我们仿佛看见身边人的影子，有些又浮夸得带有几分传奇色彩，但当它们平静地在各式各样的嗓音和口音中娓娓道来时，总会有某些瞬间，一股纯粹的情感力量将我们牢牢抓住，故事的主人公也从一个个模糊的身份——父亲、哥哥、老板、朋友——变得逐渐清晰。
闻善是故事的倾听者（英文片名“All Ears”意为“洗耳恭听”）；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提问者，一个循循善诱者，一个记忆的侦探——“能不能再说一些细节？”“你很讨厌你大哥吗？”“你觉得他是个普通人吗？”这是因为，无论有意隐瞒还是无意忘记，人们知道的总是比他们讲述的更多，就算是他们已经讲述的，他们也不一定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有时恰恰需要一些尖锐的问题将秘密和情感从话语的泡沫之下揭露出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发现故事不只关于它的主人公，更关于讲述它的人们，这些人因故事主人公的离世而创伤（或者，创伤早在离世之前就开始了，离世仅仅是再次揭开了已有的伤疤），而对故事的讲述则正是对创伤的一种疗愈；和范·桑特一样，刘伽茵试图让电影变得具有启迪意义和布道作用（主流化的另一个体现），于是我们看到《悸动的心》中的男孩在陪伴女孩走向生命终点的旅程中学会了与死亡和解，而《不虚此行》中的人们则在一个个故事的分享、一篇篇悼词的撰写之间向逝者完成了最后的告别。
当然，如果故事单单只有人物的讲述，只可能导致一部依赖于表演和剧本的、充满说教意味的电影；真正赋予《不虚此行》中的一个个故事以生命力的，是导演的讲述，换言之，是导演如何组织人物和事件，如何构想和编排每一个情境，如何进行场面调度——正是这些方面体现出刘伽茵作为一个电影作者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从未动摇。毫无疑问，相较于《牛皮》系列在极限之中肆意炫技的影像，《不虚此行》采用了远为通俗的电影语言进行它的讲述；但是，那些沉静而拒绝操控性的固定镜头，以及每每在场景运转的中途（例如，人物刚刚抛出了一个问题，或做出了一个动作）便将其掐断的剪辑，让我们知道刘伽茵仍与18年前一样，在讲述的语法和讲述的语义之间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在闻善第一次拜访王先生家的一镜到底的固定镜头中，二人交谈片刻，妻子回来了，拉开镜头右侧的窗帘，露出几盆稀稀拉拉的绿植，它们是逝者所留下的最后遗物；这难道不正是《牛皮》第二个镜头所奠定的理念吗？镜头始终没有动，但场景却借助精妙的设计将自身层层剥开，露出其最核心的东西——一沓红色的广告纸，或一块白板的背面。
在这些形式技巧的沿袭之外，我们更应该注意，尽管《不虚此行》始终在沉重的基调中前行，但它从未轻易地将自己定义为一部悲伤的电影。同样是在王先生家的场景中，人物们的讲述和询问总是被茶几上的两个手机的消息提示音不合时宜地打断，王先生放下一个，又立刻拿起另一个，对闻善的回答和对微信联系人的训斥几乎不分彼此；就像杜蒙《法兰西》（France）中屡次出现的蓝牙耳机一样，这里有一种雅克·塔蒂式的、关于现代科技的喜剧性。实际上，哪怕是在最为沉重的氛围中，《不虚此行》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制造幽默的时刻；并且，与作为一种商业电影惯例而粗暴插入的笑料不同的是，这些妙语连珠的台词（“我在癌症圈还算半个网红呢……”）和滑稽的人物动作（握手时抽出了错误的手）都来自于对生活的精准观察，它们在电影的情境中浑然一体地生成，构成了对作为影片之底色的死亡的一种超越。这无疑与《牛皮》系列一脉相承，在后者中，逼仄的景别与艰苦的经济条件并不影响一家三口在鸡毛蒜皮中找到生活的乐趣。
不妨说，刘伽茵的作者姿态的核心正是这样一种讲述的语气，它在悲伤与幽默的辩证交织中结构了自身，并最终让电影在沉重与轻盈之间取得一种奇迹般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又是微妙而脆弱的，随时会被打破，并在每个场景、每个情境中重新获得不同的比例。在闻善在动物园给母亲打的一通电话中，语气的平衡抵达了最大的密度：电话这头，闻善——以及作为观众的我们——忍不住开始哭泣；而电话那头，母亲还在说着逗趣的话，“你想回来就回来，还要预约啊”……这样的语气，难道不是一种由爱驱动的语气吗？是刘伽茵对人物的爱促使她从悲伤中发现幽默，从沉重中提炼出轻盈；也正因为同一种爱，使得《不虚此行》所创造的那些极其生动的人物中，尽管没有一个不是对应着某种“典型化”面貌（老领导、宝妈、程序员、配音博主……），但也没有一个因这些面貌自带的讽刺性而变得丑陋；相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可爱之处，哪怕是那个油嘴滑舌的火葬场经理。在当代电影所持有的那些讽刺的语气、漠不关心的语气、剥削的语气之中，我们必须谨慎的甄别、捍卫这种爱的语气，它不一定是杰作的充要条件，但却是我们喜爱许多电影——其中包括刘伽茵截至目前的三部电影——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在所有的逝者和生者之中，最特别的人物无疑是吴磊饰演的那个男孩。他穿着毛衣、戴着针织帽，静悄悄地出现在闻善的出租屋里，偶尔抽一根烟。一切迹象都在向我们暗示他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位面：他的动作和表情像鬼魂一样疏离；当他与闻善对话时，仿佛一个在前者脑内的分身。当那块白板被翻过来时，谜底揭开了：他是闻善在从前的编剧生涯中虚构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小尹”。但是，这个古怪的人物的存在意义绝不仅仅是制造剧作上的悬念和反转，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与结尾“普通人也可以当主角”的主题相呼应；他与《悸动的心》中扮演神风敢死队队员鬼魂的加濑亮一样，是影片的现实表象之下不断涌动升起的一层幻想的泡沫，为电影的语气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同样地，在闻善与母亲的电话的结尾，毫无征兆地，一头北极熊从闻善身后走过；我们立刻察觉到，这是与《牛皮》中窗外驶过的火车一样的神来之笔，它是使情境中的其它一切都黯然失色的最重音，同时又是一个无法被意义之网所捕获的超验的奇点。在这些与电影的现实主义基调完全异质的部分中，刘伽茵和范·桑特共享了同一种姿态，一种从现实中逃逸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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