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博德：一间别样的精神科诊所
出自：Chaosophy,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2–1977，Edited by Sylvère Lotringer，New York: Semiotext(e)，2009, Pp176-194: La Borde：a clinic unlike any other。最初发表于1977年。
作者：菲利克斯·加塔利
翻译：路米内 校对小南玩小南
自1955年起，我就一直在拉博德（La Borde）诊所工作；当初我的朋友让·伍黑（Jean Oury）邀我加入这场实验，他是诊所的创始人和主要负责人。拉博德城堡（Château de la Borde）位于布卢瓦市以南十英里[距巴黎南部一小时车程]的库谢韦尔尼区（Cour-Cheverny）。早年间，参与到这些建制和设施的构成之中确实令人着迷，日后它也将被称为是“机构化心理疗法”（Institutional Psychotherapy）*[译注：Institutional可译为机构/建制/体制的，文中将根据语境协调。要注意的是institution总是既有抽象的建制之意，又有实体的组织（包括设立的物理空间）之意，与后文加塔利反对的强调使某处“稳固”的establish(ment)/établir不同，institute还强调了“创制”某一系统。同时，加塔利也批评了维持序列性的机构实践的虚拟扩大。]在私立机构领域的首场实验。我们当时的物质资源甚至比今天的还要少，但我们行动的自由度却大得多。当时，卢瓦—谢尔省还没有精神专科医院，曾位于布卢瓦的精神专科医院已在战争期间关闭。此外，对于这家几乎能完全满足该省需求的“与众不同”的诊所，那时当局对其设立也是乐见其成的。那个时候，我了解到精神病以及机构性工作可能对他们产生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有着深刻的关联，因为在传统监狱系统中，精神病的特质本质上是被损毁的。精神病只有在一种集体生活中——这种集体生活是围绕精神病，且在适当的诸种机构里发展出的——才能显现出它的真容，这面目当然不是人们常常不假思索认为的古怪或暴力，而是与世界另一种不同的关系。除了像在洛泽尔省的圣阿尔班（Saint Alban）或卢瓦雷省的弗勒里莱索布赖（Fleury-les-Aubrais）的少数试点项目外，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精神病学仍具有今天人们同样——比如在希腊的莱罗斯岛或雅典附近的达夫尼医院——能看到的狰狞面貌。精神病患——一种准动物园逻辑监护系统的对象，必然具有一种近乎野兽般的诱惑力，整天转着圈，用头撞着墙，喊啊，打啊，蹲坐在污秽与粪便之中。这些病人的理解力以及他们与他人的关系受到了扰乱，他们慢慢地失去了人类特征，对于所有的社会交往，他们成了聋子和瞎子。他们的监护者，当时压根没受过任何训练，如果他们想避免自身的抑郁和绝望，就不得不回撤到一副无人性的盔甲背后。
我从1950年代初就经常去找让·伍黑。他曾在圣阿尔班医院（Saint Alban）接受过弗朗索瓦•托斯盖勒（Francois Tosquelles，注：西班牙裔法国精神病学家，伍黑和法农是他的学生）的专业培训，通过为集体生存作斗争，向外部世界开放，引入团体方法、工作坊和心理疗法，战争期间的圣阿尔班发生了一场真正的内部革命。在遇见让伍黑之前，我也同样认为疯狂体现了一种对世界的颠覆——它是怪异的、令人不安的、也是迷人的。在拉博德那些年的公社式生活中，病人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我面前：熟悉、友好、有人味的。在每晚六点开的会议上（以使每个人都能了解到一天中所说和所做的事），所有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竞争意识。会上比如会说：有某某患者刚刚做出第一次发言，或者又有一个患者自愿到厨房工作。
后来，让·伍黑请我加入他的团队——这也中断了我的哲学学业——因为他坚信他需要我的帮助，来发展一个医院内部的委员会（具体说来即“患者俱乐部”）。之所以我被认为有这方面的才能，是因为我从16岁起就一直是“青年旅社”（Youth Hostels）这类组织里的“斗士”、参与过一系列极左运动。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就为建立多种集体活动做了贡献：全员集会、患者和工作人员之间的联合委员会，以及各种“工作坊”——包括办报、绘画、缝纫、养鸡、园艺等。不过要做好这个，仅动员病人是不够的，还必须凭借尽可能多的工作人员参与进来。这对最初的创始团队来说没有任何困难，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目标和某种“行动主义”前提而被指派的。但是，对于那些放下了活计或农场，选择在诊所担任厨师、园丁、女佣或维修工的当地工作人员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怎么才能让这些新成员开始了解到我们的精神病学方法呢？怎么才能避免在医务工作者所谓“高尚”的任务和服务人员吃力不讨好的物质工作之间产生裂痕？（依据其位置，后者还是认为只有动手的劳动是有效的，而“督导者”只是在无用的会议上喋喋不休。）
在这个阶段，建制进程需要发起一场内部的小型革命：它要求所有服务人员的工作都与医疗工作结合起来，并且对等地要求医务人员应召从事清洁、烹饪、洗碗、维修等物质劳作。悖谬的是，这场小型革命的第二个部分所带来的问题比第一个部分的要少。医务人员倒没怎么大惊小怪，他们接受轮流做些动手的杂活，这丰富了他们与病人的接触和对话。相比之下，要让那些受雇为洗衣工、女佣或簿记员的人参与对病人的关照和集体活动就困难得多了。有些人害怕打针，有些人则无法忍受夜间工作或组织会议。然而，几个月后，诊所的机构化面貌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事实证明，一位老年洗衣工对管理印刷工作坊和报纸编辑委员会得心应手；另一位工作人员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出色，一位前冶金师在引领哑剧表演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才能……
随着任务的分化，员工组织也变得更复杂。从此，人们不能再满足于简单的工作安排和假期。一个精心制作的 “格栅”（grid）或表格——其中有时间和工作类型的双重条目，尤其被用来向那些轮班的工作人员说明，以并确保护理、督导和日常的监护活动得到协调。为了经营这样一种日程表，就有必要设立一个监督员小组，他们全面地了解机构的需求，并在某些方面而言，他们也承担着人事主管的职能，这在拉博德之前是从未出现过的。如此凝练的描述可能会让人以为这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但实际上，由于各种阻力、失误和具体的障碍，最难以预料的困难从未停止过发生。每一个问题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被讨论和争论，但却没有丢失基本的方向，即逐步废除医患关系间的区隔，正如对医务和服务人员间的区隔的废除一样。在“组织者—决策”的眼中，这种不断质疑事物的行动似乎毫无意义且令人困惑，然而，正是通过这种行动，才能创制（institute）个人和集体对责任的承担，这是对传统等级制度导致的官僚式例行公事和被动性的唯一补救措施。当时流行的一个词是“序列性”（seriality），出自让-保罗·萨特，它定义了一种存在模式的重复性和空洞性，这种存在模式是由实践—惰性的组织（practico-inert group）的运作方式产生的。通过多种活动（最首要的是通过对自我和他人的责任心）我们的目标是脱离序列性，并使个人和团体在一种伦理的且绝非再是技术官僚主义的视角中重新获得他们存在的意义。推进这种行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促成集体责任的承担，但却建立在对工作的关系或更普遍的地说是对人的存在的关系的再奇异化（resingularization）之上。我们定位的机构性机器并不是简单地重塑现有的主体性，而是努力产生一种新型的主体性。由“轮换”而生的管理者，在“日程表”的指导下，积极参加“通知会议”，经培训逐渐成为与他们来到诊所时非常不同的人。他们不仅熟悉了疯狂的世界（正如拉博德系统所揭示的那样），不仅学习了新的技术，而且他们的整个观察和生活方式也得到了改变。更具体地说，他们卸下了保护性的盔甲，许多护士、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都用这种盔甲来保护自己，抵御那令他们不安的他异性。
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显示出完全未曾预料到的表达能力——例如，一种绘图本能的表达能力——在他们通常遭受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永远不会被允许意识到这个。办公室员工更愿意承担物质劳动，农民则致力于管理病人俱乐部，他们都从中得到了更多东西，而不仅仅作为娱乐：他们发现了一种与世界的全新关系。
而这才是最重要的，对精神病患来说，这种与世界关系的改变，相当于对人格组成部分的重新调整。世界与“他者”不再以同样的声音对他说话，也不再以那种令人不安的坚持（——取代了令人放心的不偏不倚）对他说话。但请不要误解：精神病与之对话的这种他异性或世界，并不是特有的一种想象的、错乱的或幻想的秩序。它也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的和物质的现实中。在想象那一面，心理疗法可以通过“投射性等价物”的方式进行干预以恢复身体，修补自我的创伤，并建立新的存在之域（existential territories）。在实在那一面，可以预期主体间领域和语用学语境会带来新的回应。例如，吉塞拉·潘科夫（Gisela Pankow）在尝试对精神病患者的身体进行动态重构时，经常使用塑泥这一媒介，以便在口头语言无法表达的地方进行塑型的表达。在拉博德，我们的塑泥是在整个工作坊和会议的混乱中产生的机构性质料，以及在餐厅和卧室的日常生活中，在运动、游戏和文化生活中产生的机构质料……表达可能性的范围并不像绘画中的颜色那样事先被给予，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为新活动的创新和即兴保留下来。
集体生活，是根据僵化图式、日常的仪式化、常规和指向终端的责任层级化构想出来的——简言之即“序列化”的集体生活——可以成为令病人和医务人员绝望的困境。令人惊讶的是，用同样的微观社会学“音符”，可以谱写出完全不同的机构乐章。在拉博德，人们可以为仅由一百名病人和七十名工作人员组成的人群计算出大约四十种不同的活动。该机构中有一种近乎巴洛克式的处理方式（treatment），总在寻找新的主题和变式（variations），这是为了加盖（如有限性和本真性的）奇异性封印（seal of singularity），为了将它的封印盖在这一环境中最轻微的姿势和最短暂的遭遇之上。如果不以一种空洞的重复模式来设想在都市、学校、医院、监狱等地的生活，人们就只能梦想这些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曾试图在永久的、内部再创造的意义上重新定向它们的目的。正是考虑到这样一种对“主体性—生产”的机构实践的虚拟扩大，我在1960年代初提出了“机构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的概念。这一概念不只是对精神病学提出质疑，也是对教育学很重要的——至少是围绕让·伍黑的哥哥费尔南德‧伍黑（Fernand Oury）的教师团体所实践和理论化的那种“机构教育学”（institutional pedagogy）——以及它也成为一个研究条件，在这一条件下，我敢说，问题开始在法国大学生互助会（在MNEF我作为“技术顾问”）和全国学生联盟（UNEF已经成为六八事件的催化剂）的核心处沸腾。在我看来，所有的社会节段都应该一步一步地经历一场名副其实的分子式革命，也即，一场永久的重塑。我并没有暗示将拉博德的实验扩展到全社会，没有任何单一的模式可以以这种方式进行实质性的移植。然而，在我看来，主体性——在社会体（socius）仍值得被思考的任何阶段——并不是自己发生的，而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这些条件可以通过多重规程加以改进，从而将它引向一个更有创造性的方向。
早在古代社会中，神话和入会仪式就在不同年龄段、性别、功用、种族中塑造了每个人的主体位置。在发达工业社会，我们在主体性装配（arrangements）中发现这些“进入系统”（systems-of-entry）的等价物，不过在标准化的形式下，产生的不过是序列化的主体性。一个主体的“塑造”现在要历经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家庭、学校、“机械的”系统（如电视、各种媒体、体育等）。我必须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即不仅是主体性的认知内容经历了模型化（modelization），而且方方面面都模型化了，无论是情动、知觉、意志、记忆……
通过日复一日地与百来名患者打交道，拉博德逐渐发现自己参与了更广泛的全球性议题，如健康、教育学、监狱境况、女性气质、建筑、都市化。大约20个基于门类的研究小组围绕着“机构分析”这一主题组织起来，这意味着对无意识构成的分析不仅涉及经典精神分析的两个主角，而且可以包括其他更广泛的社会节段。到了1960年代中期，这些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叫做FGERI（Federation des Groupes d'Etude et de Recherche Institutionnelle，机构学习研究团体联合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很快就被一个机构性的研究中心CERFI（机构研究学习及培训中心）接替，后者出版了一份名为《研究》（Recherches）的期刊。这本期刊共出版了50期特刊。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由盖伊·霍克文黑姆（Guy Hocquenghem）和勒内•谢赫（Rene Scherer）主编的题为《三十亿变态》（Three Billion Perverts）的专刊，这本专刊讨论了性的“异常”形式。这期刊物引发了“冒犯即定价值观”的法律诉讼，在庭审中我作为杂志的主管被定罪。1966年前后的另一期值得纪念的《研究》，专门讨论了精神病设施的项目规划。法国精神病学界的中坚力量团结在两位由卫生部任命的项目规划师周围，也围绕在FGERI的一群年轻建筑师周围，他们都是机构心理治疗和“分区化”（Secteur，注：1971年开始法国的精神医疗按人口和地域施行分区制的服务提供）的支持者，首先关注的是超医院的设施，如疗养院、日间收容、工作坊和医务室。因此，我们建议停止建造任何新的精神病院——无论如何都是注定要消失的机构恐龙——以及规划兴建少于一百张床位的设施，直接设在与新的（精神医疗）分区相对应的城市地区。时间已证明我们是对的。但我们的声音当时并没有被听到。事实上，当时的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赞成扩张发展，他曾向建筑公司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也即为每个地区的省份配备新的精神病院——按照旧有模式的设想，即与社会隔绝的集中性监狱式病院。几年后，这个决策被证明是非常短视的，新的设施完全不符合实际需要。也正是在这个关于《建筑与精神病学》的特刊中，我认识了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意大利团队：弗朗哥·巴萨利亚（Franco Basaglia）、乔瓦尼·杰维斯（Giovanni Jervis）和弗朗哥·明古齐（Franco Minguzzi）。刊物有两期专门讨论了《异化童年时期》，由莫德·马农尼（Maud Manonni）组织，且有雅克·拉康的参与。于是我认识了罗纳德·莱恩（Ronald Laing）和大卫·库珀（David Cooper），他们也将成为我的朋友和灵感的源泉，尽管我从未支持过他们标榜的“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如果我们抛开其中某些煽动和夸大的言辞（按照这一思路：“疯狂不存在”或“所有的精神科医生都是警察”），反精神病学运动可谓撼动了社会曾为精神疾病限定的命运，而欧洲精神病学不同倾向的改革者们则从未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不幸的是，像肯·洛奇的《家庭生活》（Family Life）或玛丽·巴恩斯（Mary Barnes）的作品中所描述的疯狂对于一般大众的启发，并没有伴随为改革现状而作的具体主张。像伦敦的“金斯利大厅”（Kingsley Hall，注：即莱恩进行反精神病学实践的发源地，由伦敦东区的一所社区中心改建）那样的社区实验仍是例外，似乎无法明确看到以任何普遍的方式去广泛适用的可能，以改变整个英国的精神病学。我对莱恩和库珀学派的另一个批评是，他们采取了一种相当还原主义的心理疾病概念，在他们看来，精神病是家庭内部冲突的结果。正是在那个时候，著名的“双重束缚”（double bind）流行起来，它被认为会产生最严重的行为问题，因为“被指派的病人”接受了来自其家庭成员的矛盾信息（“我要求你做某事，但我暗地里希望你做相反的事”）。这显然是对精神病病因学一种非常简单化的解释，除其他负面影响外，它还将责任推给已经经历了足够多困难的精神病患者家庭。
就其本身而言，围绕着其富有魅力的领袖佛朗哥·巴萨利亚（Franco Basaglia）而形成的意大利民主精神病学（Psichatria Democratica）从来没有理会过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成因或治疗技术的这些理论思考。它大部分的活动都集中在全球的社会领域，与左派政党和工会结盟，目标纯粹而简单，就是关闭意大利的精神病院。它终于在十年前的“180号法案”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不巧的是，巴萨利亚本人差不多在法案通过时去世。普遍而言，精神病院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关闭的，也就是说，没有建立任何真正的替代方案。病人是被抛弃的，就像美国的“肯尼迪法案”一样，该法案纯粹出于经济原因关闭了美国的大型精神病院，迫使数以万计的精神病患者流落街头。在意大利，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协会组织起来并要求重新开放旧疗养院。这个解决方案，也包括将精神病服务放在综合医院中，但后来被证明是虚幻的，这些服务就像其他医院功能的“穷亲戚”那样被孤立和边缘化。然而必须指出，从最初围绕这个项目的讨论到“180号法案”的颁布，已走了很长的路。压制精神病院的整个想法出现在1960年代的社会活动背景下，那对各种创新都是有利的。但在1980年，那竞争性和创造性的浪潮已被冲走，让位于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保守主义。无论怎样，意大利精神病学的改革者们曾把他们的手指放在了关键问题上：只有对整个社会环境进行感受的促进和人员动员，才能为真正的转变创造有利的条件。像在的里雅斯特（Triest）的某些实验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明。在电影《被解开的疯人》（Fous à défier，注：原文为法语译名，应为Matti da slegare，1975年上映）中，导演马可·贝洛基奥（Marco Bellocchio）展示了重精神病患者在工业企业中受到工会激进分子的欢迎，后者宣称前者的存在以一种更人道的方式改变了整个工作场所的氛围。考虑到工业发展中越来越多的计算机化和自动化，当时这些实验的理想主义特征在今天会让人忍俊不禁，然而意大利人的总体目标仍然是掷地有声的。将精神病学重新置于城市语境中，并不意味着要人为地在那里插入设施和临床队伍，而是要重塑它，同时在相关人群的直接参与下发展其他社会实践。1975年，在一群朋友的倡议下，莫妮·埃尔凯姆（Mony Elkaïm）（一位专门从事家庭治疗的世界知名摩洛哥精神病学家）在布鲁塞尔召集了一次会议，期间成立了国际非传统精神病学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Alternatives to Psychiatry）。我们提议将因莱恩、库珀、巴萨利亚等人启发的各种倡议结合起来，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超越这些倡议。最重要的是，我们当时想让自己脱离反精神病学几乎完全是大众化的特质，以便发起一场能有效地吸引精神健康工作者和病人的运动。在该网络的支持下，在巴黎、的里雅斯特、旧金山以及墨西哥和西班牙都举行了重要会议。这个网络到今天一直存在。（注：据说该组织1988后便不再活动。）它主要由弗朗哥·巴萨利亚在的里雅斯特的继任者弗朗哥·洛特里（Franco Rotelli）领导，人们重新聚在他身边。由于某些具体的发展，我指的是某种智识上的进步，它已经放弃了许多最初的立场，至少是在其更乌托邦的方面。的里雅斯特团队正致力于改造现有的精神病院设施，不仅是向城市场景开放（正如法国“分区化”政策的支持者以某种更正式的方式建议的那样），而且是向普遍意义的社会开放。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细微差别。人们可以在城市构造中创建轻型的精神病学设施，而不一定要在社会领域工作。那只是简单地把老旧的、易分离的构造最小化了，尽管同时人们也会将其内化。今天在的里雅斯特发展的实践是与之不同的。
在不否认精神病患者所带来的问题的特殊性的情况下，所创建的机构，像合作社一样，涉及到各种其他类别同样需要援助的人口。这样一来，与吸毒成瘾、前罪犯、问题青年等有关的议题就不再被人为地分开。通过合作社所做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作业治疗（ergotherapy）；它整合进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这并不妨碍针对不同类型的障碍采取特殊的方法。那么在这里，人们正朝向普遍去隔离（desegregation）的方向前进。不幸的是，在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官方的导向是加强隔离：慢性病患者被置于为“长期”服务而设立的机关（establishments）中，这实际上意味着让他们在隔离和不活动中待着；急性个案则得到特殊服务，比如酗酒者、吸毒者、老年痴呆症患者等。相反，在拉博德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病症类别的混合和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日常接触可以组成不可忽视的治疗向量（vector）。隔离的态度形成了一个整体：那些我们在精神疾病中遇到的态度；那些将精神病人与“正常”世界隔离的态度；那些我们在“问题儿童”方面发现的态度；那些将老年人贬低到某种老年贫民窟的态度——这些全都并入到同一的连续体中，其中我们会发现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以及对文化和存在差异的拒绝。在法国南部，独立于官方机构的社区“生活场所”（lieux de vie）**[译注：lieux de vie起源于上文提到的比利时精神分析家莫德·马农尼和法国教育家菲尔南•德利尼（Fernand Deligny）60年代末各自的实践，以组建一个对所有“问题人士”开放并提供支持的小型社区结构为基本模式。]的创立有一定的重要性。为数不多的“生活场所”——它们向情绪障碍儿童和精神病康复者开——仍然艰难地生存着，尽管它们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在既定框架之外所表现出的创造性，但内阁的守护者们从未放弃为它们建立某种规范的想法。然而，现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受到这些替代性结构的缺乏。在某些情况下，只有这些结构可以防止官方结构中发生的昂贵的、致病的收容住院。人们总会回到国家这个可怕的负担，它沉重地压在照护和援助的结构之上。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机构是长期形成的；它们涉及到组建充满活力的团队，这些人彼此熟悉，有共同的背景，有许多因素是不能通过行政通知的方式来支配的。我们要知道，即使是现在由法国卫生和福利部部长决定委派的精神科病房的精神科医生，大约每两年要审查一次。荒谬的情况是：没有一家精神病院是在精神病专家的全面领导之下的。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行政人员手中，他们以综合卫生总监的身份完全控制着精神医学的服务。这就预先压制了所有的创新，不管是多么微小的。上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法国的解放后，在洛泽尔的圣阿尔班医院，像弗朗索瓦•托斯盖勒那样的实验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年轻一代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护士中，今天肯定存在着与以前同样比例的人，他们愿意打破法国精神病学所沉浸的平庸状态。但是年轻一代被一项法规束缚住了手脚，该法规将他们降为单纯的职能人员。这一整个公共服务概念应该被重新考虑。国家技术官僚制伴随着医务人员中的一种配合精神。幸运的是，也有一些例外，如在某些分区化（Secteurs）和某些受机构疗法启发的精神病服务中，有几十项蓬勃发展的实验出现。但这些实验都是极小的，且非常不稳定，受制于其主要负责人的偶发而缓慢的动作。官僚主义陈规陋习延长至了更荒唐更有害的精神病院，当东欧的铁幕落下时，我们失去了可以通过清算这种陋习扫除我们自己的大门的机会。只有法国精神病学名副其实的“去国家化”，才能在各种创新项目之间形成一种竞争的氛围。我在此不是建议将精神病学私有化——私人诊所往往只是将病人隔离在房间里，而不在他们周围发展治疗性的社会生活。但在我看来，现有设施的管理，无论是医院内还是医院外，都应该交给那些把所有相关方面综合考虑的协会和基金会：医务人员、病人（通过治疗俱乐部的中介）、家属协会、在地团体、大众权威、社会保障、工会等等。应该有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精神病学的改革中来，以防止其倒退。应该检查任何控制和先验的规定，建立对话机制，当然还有后验的评估机制。这似乎是让法国精神病学走出当前泥潭的唯一途径。让那些想创新和思想开放的人能够这样做。让那些喜欢原地踏步的人保持原样（没有人可以强制他们改变！）。然而，社会竞争会发展，舆论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施加压力。任何事情都比现在的平庸，以及围绕着虐待性拘禁的假辩论要好。现在整个精神病学才是虐待性的。人们永远无法坚持的一点是，医疗和技术人员以及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同样是当前情况的受害者，当下，病人和工作人员当真都无聊得要死了。
揭露法国精神病学核心的行为主义的（behavioralist）意识形态也是对的，它依赖于最机械化的条件反应程序（mechanistic conditioning programs），没有考虑到社会生活或精神病患者的奇异性和心理虚拟性。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他们竟然背离了人类的本质和存在，背离了人类的自由和责任感。系统理论对家庭治疗的影响也存在某些危险。他们基本上关注的是家庭内部的相互作用（其概念非常模糊），而且往往包括某种心理戏剧，通过这种心理戏剧，疗程被仪式化，并根据伪数学理论进行编码——这些理论除了给操作者披上科学外衣外，没有其他目的。在这里，我把莫妮·埃尔凯姆的反还原论学派完全区分开来，相反的是，这个学派在根本上专注于治疗的再奇异化，也就是说，在治疗师干预下，这一过程是最个人化的，这一过程也允许在治疗师和家庭之间形成的关系之上，加盖不可替代的本真性和真实性的封印（seal of authenticity and truth）。一方面，精神分析——其趋势在法国已经明显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同样要对剥夺了年轻的精神病学家对机构生活的关注负责。尤其是拉康派精神分析，它具有圈内秘传、自命不凡的特点，这与精神病理学的地形完全隔绝，它认为只有个人治疗才能通过超验的解释和转移途径进入“符号秩序”。事实完全不同，进入神经症、精神病和变态需要其他的途径，而不是这种类型的双重关系。我认为几年至后，“拉康派的矫饰”会显得恰如其分：彻底的荒谬。从本质上讲，心灵（psyche）是多种异质成分的结果。当然，它涉及到语言的登录（register），但也涉及到非言传的交流、建筑空间关系、伦理行为、经济地位、所有层面的社会关系，以及更根本的伦理和审美的渴望。精神病学面对着所有这些组成部分，包括生物层面——通过精神药理学生物学层面被越来越多得带进来，且前者每年都取得越来越大进展。我并不是指在一些精神病院使用安定药物的“化学马甲”来抵消病人。药物，像任何其他治疗向量一样，必须与病人一同“协商”；他们需要对其效果有细致的认识；剂量和服用时间必须成为病人和开药的医生之间持续谈论的话题。精神分析还有一个原始缺陷，那就是它是在科学（或至少是科学主义）范式的庇护下诞生的。弗洛伊德和他的继任者总是想把自己表现为科学家——他们发现了心灵的普遍结构。事实是，他们发明了无意识及其情结，就像其他时代的远见卓绝者发明了新的宗教——体验世界和社会关系的新方式。这样把精神分析的发明置于美学范式的庇护之下，绝不是要贬低精神分析的发明。治疗虽不是艺术作品，但它必须来自同样的创造力。建立在拉康所谓的“无意识的数学”之上的普遍问题，解释并没有提供解决它标准的钥匙，但它确实述说或标记了主体性生产的不可逆转的分岔。简而言之，它是在“演述”（performance）的秩序中——取这个术语在当代诗歌领域所表达的意义上。
精神分析学家的知识到现在为止仍没有受到质疑。这是一种神学，精神分析学自其萌芽时期就一直浸淫在其中。这里，审美范式可又帮了我们大忙。知识就是知识；在面对病人或机构时，为了获得最低限度的紧张度（tonus）和一致性，人们很难避免它。但它基本上是为了被引向其他事物而制造的。艺术的概念，就像分析的概念一样，来自于这个模型化的工具箱——同样的箱子（我在20多年前就介绍过）被米歇尔·福柯拿走了，这我很乐意，以便与一再出现的教条主义作斗争。一个概念只有在人们赋予它生命的时候才有价值。它的功能与其说是为了指导表征和行动，不如说是为了催化指涉世界（universe of reference），从而形成一个语用学的领域。我现在的意图不是要解释我自己的“元模型化”概念——它试图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过程性无意识，而不是固定在过去的阶段上，它从四个功能开始：流、机器语群（machinic phyla）、存在之域和指涉世界。它们决不是要对心灵进行更科学的描述，而是要使主体性的形成在本质上对伦理—审美的语用学开放。这里呼应了四个必要条件：1）事件—遭遇的不可逆性，给它打上了本真性的标记，这对分析过程来说前所未见的（jamais vu）；2) 奇异性，这意味着任何意义断裂的发生都是永久可能的，这种断裂发生在新的指涉世界星丛的敞开之中。3）异质性，这导致了对本体论地形的特殊性的探索，主体化的局部且多样的各种成分从这地形中呈现出自身；4）必要性，它预示着一种情动、知觉或概念有义务在一个存在之域中得到实现，这一存在之域被有限性标记，也被“翻译”成任何解释性话语的不可能性所标记。人们会看到，这些精神分裂分析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教育学、生态学、艺术等领域。这是分析的伦理—政治根基——在这里，我得重复，分析被视作在任何给定层面的主体性生产。理论的模型化活动有一种存在功用。因此，它不能成为理论家的特权。有一天，理论和元模型化的权利将被刻写在每个与主体性有关的机构的山花之上。那么很明显的是，我并不建议把拉博德诊所作为一个理想模型。然而，我确实相信这个实验，尽管它有各种缺点，仍可以被视为提出了某些重要议题，并且指出了精神病学或可重新定义其特殊性的价值论方向，我想在结论中对此加以总结：1）个体的主体性，无论是病人还是医务人员的主体性，都不能脱离主体性生产的集体性装配；这些装配涉及微观社会层面，但也涉及物质和无意识层面。2) 如果为此目的长期重新装配，精神健康机构可以成为丰富“个体和集体的主体性”的精密仪器，以及重新同时塑形身体、自我、生活空间、与他人关系等相关的存在之域的精密仪器。3）为了在治疗过程中适当地保持他们的位置，机构的物质层面意味着上述“服务”人员要按照适当的方式参与到机构的每个方面。4) 信息和培训是治疗机构的重要方面，但它们不能取代人类生命在其有限性中的伦理—审美向度。任何机构的装配，就像个人的治疗一样，除非在真理的登录中，即生命意识的唯一性和不可逆转性中，才能本真地发挥作用。这种本真性不是指令的对象，但可以通过个体和集体的分析实践来实现。5）因此，理想的情况是，没有两个机构是一模一样的，也没有一个单独的机构在时间过程中停止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