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翻译 | 世界的低语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作者：Serge Daney
英文译者：劳伦·克雷茨马尔 / 奥蒂·惠勒
翻译：Annihilator
原文地址：http://sergedaney.blogspot.com/2014/05/murmur-of-world.html
首次发表于《电影手册》1989年12月刊（Cahiers du cinéma, issue 246, December 1989）。再版于《电影之屋与世界》第三册《自由的岁月1986-1991》（La maison cinéma et le monde, 3. Les années Libé 1986-1991, POL, 2012, pp.130-132.）。
“如果我们真的站在一起，黑暗时刻会变成一天中最好的时刻。但我们必须真的站在一起。”十五年前，罗伯特·克拉莫（Robert Kramer）说道。只有饱受孤独威胁之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只有内心非常充实的人才能处理这种孤独，它所做的已不止于威胁。因为，如果说人口会随时间变化，但孤独永远地围绕着他们。
在1975年，克拉莫和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联合执导了《里程碑》（Milestones），这部电影闭合了第一个回路，一个美国激进主义的回路——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为这一主题勾勒出了一副肖像：《边缘》（The Edge, 1968），《冰》（Ice, 1970），《在乡村》（In the Country, 1967）。
随着《里程碑》的问世，另一代人——反对越南战争的一代——也可以称自己为“迷惘的一代”。在《电影手册》的圆桌会议（第258-259期）中，甚至可以听到虚弱的翻页声，这次会议被直白但真诚地命名为: “《里程碑》和我们”。
剩下的事情就更为人们所熟知了：克拉默离开美国，效力于几场斗争（葡萄牙），定居法国，尝试了各种东西（作为娱乐或手术刀的录影作品，作者电影，一部幻想警匪片），但完成得都不怎么样。无需诉诸弗洛伊德主义就可看出，罗伯特·克拉默迟早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他的出发点。
一部在葡萄牙拍摄的小片（《医生的王国》（Doc's Kingdom, 1987），没有上映，这令人遗憾）相当于是在为这次出发做准备。它的主人公——克拉默的另一个自我——是一名醉酒的、自恋的医生，不知怎的靠着自己的信仰生存了下来。他就是我们沿一号公路一路跟随的医生。
因为这部电影实际上是《里程碑》15年后的续集。道路在里程碑之后继续着。《里程碑》中的道路是从“犹他州的雪山到纪念碑山谷的天然雕塑，到霍皮人的洞穴，再到纽约的风尘”；《美国一号公路》中的道路仅仅连接着科德角和迈阿密。对于一个再次出发的人，任何一条随机选择的道路，都是正确的道路：比如第一条。
为什么选择一名医生做主角？因为罗伯特·克拉莫的父亲是医生（《里程碑》中有一个听诊场景）？因为约翰·福特的电影中有医生主题（克拉莫钦佩他，并认为自己是其——我一直这么认为——少数的继承者之一）？因为美国在生病？还是因为当我们“真正站在一起”时，我们应该互相照料？所有这些原因中各有一些，当然。但所有这些都会流于抽象，如果不是因为罗伯特·克拉莫的艺术（因为他是一名艺术家，一名伟大的艺术家）从根本上就是医生的艺术，一种全科医生的艺术。作为一名医生，他不能选择他的患者：他成为了激进分子时期的自己的成年人真相（“为人民服务”）。
那么，医生在乡下搜寻时，在做什么？他用眼睛观察，从公文包里拿出这个古老的象征：听诊器。他判断人口的健康状况，量他们的脉搏（并且，在年龄和幽默的帮助下，他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再完美）。简而言之，这位流浪的医生在视听的领域工作。
很少有电影人同时是伟大的展示者和伟大的剪辑师。克拉莫拥有一只特殊的眼睛（他的录影作品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但他不期望它带来——这很杰出——一种偷窥式的附加价值。他在一号公路上遇见和倾听的人，他并不期望从他们身上得到真相：他仅仅是跟随他们生命的一个阶段（始终遵循“只拍摄那些同时在做其他事情的人”的原则）。
他将这些人——稍微地——从他们的常规路线上引开，就像在给他们免费诊疗。他不会将道路戏剧化（这是公路片的反面），也不会将遭遇戏剧化：这些人总是本已经在那里，他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接下来是一幅美丽的肖像，勾勒出了在美国我们仍可以继续热爱的东西：它的辛勤劳动，它的责任感，它的基础性的能量。
至于声音，直接来自社会的听诊器中的声音，它绝不只是（却也只是）心脏和思想的跳动，节奏的跳动，让某种东西可以被听到。这是克拉莫的艺术中最神秘的部分——最福特式的部分。作为一个清教徒，对他来说，无论何时何地，需要电影、并且它的存在提供了正当理由的，只有社会纽带。他无法阻止在免费诊疗中响起世界的低语，美国自身就是一个世界。吹着炉灰的人就是火。缸里的一条鱼就是水。承受装备重压的士兵，是大地。
我们，无论如何，仍然需要见证者。而见证者需要花时间待在他们那一边。如果美国电影（特效除外）能够——它曾经能够——描绘出这样一种事物的状态，克拉莫或许本不需要绕十五年的弯路和一部四小时的电影。讽刺的是，这个人离开了美国，是因为他不堪忍受美国帝国主义的罪恶（从印第安人到越南人）；但他却回到了这样一个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它不再处于世界中心，甚至不再处于自己中心。只有像克拉莫这样的流亡者才能继续热爱美国——如有必要，就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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