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好》：如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
这篇剧评可能有剧透
大团圆结局，竟成了洪水猛兽，遭到“联名抵制”。观众再一次自我赋权，充分表达个人意愿，拒绝假大空、瞒和骗。正如尼葛洛庞帝（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著有《数字化生存》）预测的那样，数字化时代里，“沙皇退位，个人抬头”。
没错，说的就是2019年的首款爆剧《都挺好》。在这部剧的豆瓣评论里，热度最高的当数“编剧千万不要给我大团圆”。其实在播出早期，心明眼亮的网友就从“都挺好”的标题与片花中觉察出走向大团圆的迹象，愤然表示，若果真如此，势必怒打一星或给编剧寄刀片，宣称“美杜莎的目光可以杀人”。
《都挺好》还在热播阶段，豆瓣网上就已经有5万多网友打出了8.2的高分。它聚焦近年来引起很高关注度的“原生家庭”问题，随着母亲突然离世，苏家分崩离析，如何安置父亲后续生活，成了这个家庭种种矛盾的导火索。大哥苏明哲从美国回到国内，想负起大家庭的责任却与自己的妻儿不断疏远；二哥苏明成一直啃老且在事业与家庭上遭受重重打击；小妹苏明玉不受父母待见，18岁就和家里断绝了经济往来，却仍难舍亲情的羁绊。这部热播剧最近即将迎来“大结局”。
强势而自觉的观众，以及不断喷涌的“代入式”观剧体验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或是声讨苏家作死男团，或是歌颂美好女性联盟，或是陷入对家庭问题的无穷争论，几乎所有观众都能在这部剧里看到属于自己的生活难题。于是，痛点被精准召唤，情绪被有效牵引。联想、类比、代入、移情的修辞手法化为观剧效应，串联出一片众生相的海洋。只不过，浪潮般汹涌的全民情绪与角度各异的全民舆论，最终将如何收场？这枚射向“家庭病症”的子弹，还能否再飞一会儿？
撰文 | 李静
拒绝大团圆：“这不是神话，这是生活”
《都挺好》的起点很妙。苏母去世，苏家人不得不扭结到一起。继兄妹大闹葬礼之后，安顿苏父便是头等大事。共同赡养老人，极易导致成年人之间的战争。作者阿耐在同名原著里写道：“朱丽感觉苏家就像一颗毛笋，婆婆去世后，笋壳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层一层地剥开。”的确，利益攸关，“弱点无情展现”。尤其是苏家男性，演活了原著里概括的“一家三天真”：“老天真”苏大强作死技能堪称狂野，动不动就失望的苏明哲代表了“单纯的天真”，心理未断奶的苏明成仿佛脸上就写着“无耻的天真”。
故事的展开颇具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往往一个细节就能生产热议话题，仅靠着微博热搜就能追剧。虽然与小说版相比，剧版人物过于脸谱化，行为逻辑的合理性也被大幅削弱（比如，苏明成殴打妹妹的动机被大大简化，恶劣程度却被加重了）。但与其去讨论剧中人物是否符合生活真实，不如说剧版人物放大了某些性格特质，尤其是实现了“渣”的集大成，故事情节也极端化了某些生活困境。有的评论者犀利地指出这部剧不乏迎合与挑拨大众情绪的“投机主义”，但有一点还是必须承认，许多日常的、纠缠的、幽微的、难以言表的“家庭内部矛盾”终于被摆上台面，包括如何跟一个“老无赖”父亲相处、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不均与各种形式的暴力、“大家”与“小家”的利益冲突等。
不过，故事的起点与展开越是深入人心，如何收尾的难度系数越是直线上升。新仇旧恨排山倒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苏明玉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家庭？结局无非有三：一是选择原谅，重归家庭（小说的原名即是《回家》）；二是选择决裂，斩断血亲；三是选择遗忘，若即若离。如前所述，第一种结局是观众最不能接受的，第三种结局则显得暧昧，没有戏剧色彩。只要鸡毛蒜皮缠斗不休的生活还在继续，就难以停留在“父慈子孝”的童话式结尾，“白日梦”百无一用。如果非要强行圆满，那只能被看作是对观众智商的捉弄。所以很多观众情愿选择第二种结局，认为一定要“残酷现实地拍”，期待暗黑系复仇力量的总爆发（有趣的是，温情脉脉的中国伦理剧在海外颇受欢迎），起码可以在“戏剧场景”里替天行道，体验一把“很爽”的感觉。
有的追问则直接挑战了大团圆结局的逻辑前提：为什么一定要以苏明玉和苏家的关系作为结局？如果她真的是现代独立女性，又何必徘徊于貌合神离的亲情废墟，不断被原生家庭困扰呢？对现代女性来说，难道不早该跳出家庭伦理的条条框框，在宽阔光明的地方“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强调个体的自由与独立无可非议，不过现实要更为复杂。对此，小说里有一段苏明玉的心理描写可以作为回应：
她真恨，为什么要生在苏家，为什么要生为女人，而她为什么摆脱不了苏家。她这时非常理解哪吒，她也恨不得剔肉剔骨把这身血肉还给父母，从此与苏家一刀两断。但是，这不是神话，这是生活。
生活不允许幻想，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去想象“现代”和“独立”。关键在于如何立足于当下中国的家庭实际，创造个体与家庭更为合理的新型关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家庭的正面价值（比如情感和物质上的保障）。即使是现代女性，依然要在成长、工作、生育乃至家务劳动的全部事项中，与自己的原生、再生家庭发生复杂密切乃至相爱相杀的关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人伦问题从来不是纸上谈兵的话题，我们需要动用爱、耐心、勇气与智慧去与生活短兵相接，血肉厮磨。换言之，现代个体应当创造新的家庭伦理，实现个人与家庭的动态平衡。
可惜的是，许多家庭伦理剧并没有很好地捕捉到当下生活的新经验，并将之具象化、影像化，进而变成一个令人感同身受的故事，反倒是沦为一出出聒噪的家庭闹剧。除了主流价值观的制约，内容制作者们确实也没有能力去想象一个更合理的结局。准确地说，观众讨厌的不是大团圆，而是厌恶走向大团圆时的“假大空”，讨厌无缘无故的爱和恨、洗白和宽恕。那些玫瑰色的影像泡沫，一戳就破。剧版《都挺好》已属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走向结局时，依旧不乏生硬之处，比如前期极力黑化苏明成，后期他却突然觉醒，强行洗白。较于剧版，小说的描写更合逻辑一些。我感兴趣的是，小说原著如何收尾，如何设计苏明玉与苏家的未来？
从“都挺好”到“我挺好” ：苏明玉的疗愈之路
在阿耐笔下，苏明玉足够现代。她既是“亦舒的信徒”，又是以《毛选》为指南的商战高手，总之是个足够滑头和强悍的人。这样一个人，偏偏在自己家里处处吃亏，各种意难平。她视苏家为魔障，分不开，挣不脱，跑不掉。在故事的推演中，她对苏家的情感渐渐起了变化。小说版的优势在于直接书写人物心理，细腻展现心路历程：
第一阶段，痛恨、愤怒、恐惧与无奈并存。尤其随着身世谜团的揭晓，她得知自己的出生只是换取城市户口的工具，耻感油然而生。
第二阶段，她开始意识到，仇恨啮噬着自己：“所有的阴暗必须停止，即使她还有许多仇恨没有清算，还是得停止，否则，她的一辈子都得搭进去。”她宁愿忘掉那段经历，也不原谅那段经历。注意，忘掉绝不等于原谅。
第三阶段，她发现自己成了绝对的强者，尤其是母亲已经去世，对苏明成的认识加深后：“她又仿佛失去憎恨的目标”，她的敌人“忽然似乎软化了”。
最终阶段，作为强者的她终于明白该怎么做，“她现在有自信正视过去，一分为二地正视她不喜欢的每个人，她知道自己在痊愈。”对她来说，首要的不是复仇与泄恨，而是疗愈自我。她最终正视痛苦并将之转化为力量。小说的结尾处，明玉、石天冬和苏父一起过年，她终于找到了自己与原生家庭的“恰当距离”：
亲情是捡不回来了，大家淡淡如水地交往吧，她不寄予厚望，也不恨之入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她和石天冬幸福就行了。她看来只有糊涂到底了。
所谓的“糊涂到底”，恰恰源自彻底的清醒。出生无法选择，他人难以改变，能改变的只有自己，首先只能做到“我挺好”。建立“淡淡如水”的家庭联系，出于她的主动选择，而非犬儒式地顺从。《原生家庭：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一书里写道：“我们竭尽所能做出这种抗争，希望父母可以对我们更加慈爱和宽容。可是这种斗争会耗尽我们的精力，使我们的生活充满混乱和痛苦，注定徒劳无功。获胜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抗争。”放弃抗争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而是要彻底抛弃错误的家庭模式，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新生活。至此，苏明玉才能将《毛选》用到生活，“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不喜欢的人，理性得以战胜情绪。
必须要问的是，苏明玉是如何痊愈的？小说提供了一剂复合药方：既要给她灌注许多许多的爱，又有赖某些缓慢的、不经意的沟通与“说理”，还要靠外部压力让家庭共同体显形。这些都帮助她摆脱病态心理，既获得必要的情感支撑（她渴望认同和支持，剧版里她曾蜷缩在浴缸里痛哭），又能获得自我的成长。
首先，小说里把石天冬比作她的心理医生。与剧版里的小奶狗形象不同，小说里的石天冬是个“粗糙的人”，带着“浑浊的厨房味道”。在蒙总和柳青看来，他与明玉的结合，简直是“飞鸟和鱼相恋”。但他却带给明玉无条件的爱，具备宽阔胸怀、牺牲精神和专一感情。二人结婚，造就了一个健康的再生家庭：“婚后的日子乱糟糟闹哄哄，烟火气十足。明玉很享受这种焕然一新的生活……这种全新的，与过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让明玉慢慢不再想起她的以前，心平气和。”
石天冬给予明玉的爱非常纯粹，以至于十分接近母爱，而非男女之爱（小说里明玉和柳青的感情更接近男女之爱）。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曾这样描绘母爱：“上帝所许之地里（土地始终是母亲的象征）流着乳汁和蜂蜜。乳汁象征母爱的第一个方面：对生命的关心和肯定，蜂蜜则象征生活的甘美，对生活的爱和活在世上的幸福。”石天冬不仅保护明玉的安全，为她做各种美食（小说里的家常菜到了剧里变成洋气菜品），全方位照顾她的生活，此之谓“对生命的关心和肯定”；而且他也让明玉体验到生活的甘美和幸福，“带给她一双发现好玩的眼睛”。除了石天冬的爱，明玉还得到许多人的爱，尤其是师父蒙总，剧里他实际上扮演了“父亲”的角色，教导明玉进入社会并提供庇护。小说里二人实质上属于资本家与雇员的关系，但这依然为她提供了重要的情感支撑。此外，知己柳青、小蒙甚至小咪都让她感受到爱，极大地弥补了成长阶段爱的缺量。
其次，促成明玉变化的另一因素是大哥苏明哲撰写家史。书呆子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认为只有梳理清楚家史，才能发掘家庭关系不健康的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找到解决办法。这是一种调试机器的思维，也是某种“说理”的尝试。果然，“痛写革命家史”带来了家庭成员的情绪地震，苏大哥将之称作“窒息疗法”。不过，“窒息疗法”终究没比过老二苏明成的博客。苏明成在博客里竟然称呼明玉为“天使”，而明玉在不经意间浏览（就是这么巧），动了恻隐之心：“她从明成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到明成心灵的挣扎，还有他身上背负的他无能为力的压力。”借由文字，一种缓慢的、真诚的、冷静的、深度的沟通和理解变得可能。
最后，促成团结感的快捷方式是共同抵御外敌。当苏明成向诋毁妹妹的人挥舞拳头时，当一家人共同反抗吸血鬼舅舅的盘剥时，当兄妹三人一致拒绝父亲迎娶保姆时，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体显现出它的轮廓。
总体看来，这终究是个人疗愈的“理想型”，并非所有人都会如此幸运。单就再生家庭来说，便潜伏着无数险滩暗礁。鲁迅的名篇《伤逝》，今天看来依然深刻，摆脱原生家庭的自由结合的“新青年”子君与涓生，终于相看两厌，互相桎梏。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将苏明玉作为心理治疗的案例，可得出的经验在于，只有实现了“我挺好”，学会自爱与自信，僵局才有破冰的可能。
“我挺好”之后 如何理解和重构今日之家庭
我们不能停留在个人疗愈的“理想型”，不能把赌注放在连环巧合上。苏明玉毕竟是少数，更多人可能连樊胜美都不如。就像鲁迅揭示的那样，小家庭的“我挺好”十分脆弱，它的长久稳固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向善进步。那么，是否存在更加可靠和彻底的改变之路呢？能否为更加理想的家庭关系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文化教育与观念支持呢？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否具备这样的意识，将可能导致不同的现实走向。如果我们的思考能够更加根本和务实，对大团圆结局说不，才能掷地有声。
鲁迅对大团圆结局的批判最为著名，他认为这只能粉饰现实，调和矛盾，让人们“陷入瞒和骗的大泽”。《阿Q正传》的最后一节以“大团圆”为名，便是赤裸裸的讽刺。在鲁迅那里，破除大团圆的审美迷思是和改造国民性、中国社会结合起来的。胡适在《文学进化论观念与戏剧改良》中也曾指出团圆快乐的文学是“说谎的文学”，“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是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的反省。”那是一个大破大立的时代，各种关于根本问题的思考层出不穷，总的判断是只有彻底改造社会与国民，才能有新文化与新生活。鲁迅在另一名篇《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里写道：“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父母之于子女，应当扮演理解、指导与解放的角色。这既带有普遍意义，也有着浓烈的五四气质。
时过境迁，当下的家庭状况已有诸多变化。相较于五四时期，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启蒙思潮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父权的权威已屡受批判，老人在加速发展的时代里，往往被视作落伍的弱者。个人主体意识得以张扬，曾经的独生子女也开始为人父母，新的代际沟通模式与教育方式已显露端倪。家庭资源主要向下流动，围绕着购房、养老与共同抚育第三代，代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在市场环境与政策变动中，许多家庭选择集思广益、同舟共济。性别意识尤其是女性意识进一步觉醒（尤其是女性开始拥有一套话语去描述自己的处境、权利与困惑），也在呼唤着新型的家庭关系……总之，新的家庭伦理正在形成，个人与家庭之间展开了新的博弈与平衡。在此背景下，《都挺好》成为爆款也就更容易理解，它产生于当代伦理观念的变迁过程中，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赋予具象。人们既可以将之作为宣泄情绪的靶子，也可以尝试从中寻找胡适所期待的“深沉的感动”、“彻底的觉悟”和“根本的反省”。
如果不停留在原生家庭、重男轻女、妈宝、啃老等笼统的话题上，我们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经验与知识延展思考，深入到生活的肌理中去。否则，我们就只能被动地接受热点，让他人操控自己的情绪而不自知，看似机灵的嬉笑怒骂，其实却丧失了判断力与深度思考的能力。《都挺好》虽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正如前文所说，它将许多问题摆上台面，将不同地域阶层年龄的人们的经验召唤出来，放在阳光下重新审视。这是形成公共讨论的某种契机，在这个意义上，《都挺好》蕴藏着太多值得思考的话题。
比如，家庭内部的暴力与不平等该如何解决。令所有人印象深刻的一场戏莫过于苏明成殴打自己的亲妹妹。苏明玉坚持要走法律程序维权但不被众人理解，连知己柳青都这样劝她：“来自舆论的反噬与来自你自己未来内心的反噬，你会躲不过”，“受害者反被指认为施暴者。”难道来自亲人的伤害就可以免责吗？明显的伤害尚且可以追究，心理伤害又该如何衡量？暴力不一定来自强者，也有可能来自苏父这样的弱者。阿耐写道：“这个世界，人们只看到表面，所以，纵容了所谓弱者却四肢齐全发达的无赖。”苏父的长期不作为，实则成了重男轻女的帮凶。顶着保护色作恶，连追究的证据都难以寻找。
比如，暴力和专制固不足取，民主就一定管用吗？阿耐又写道：“行使民主有时也得考虑一下对面是谁”，“养一个幼稚的成年人，只有绝望”。民主只能在平等的个体间展开。但家庭关系的复杂之处在于，代际关系总是处于强弱不对等的状态，在一个阶段总有一方依赖和需要另一方。苏明玉说：“我的悲哀在于，我没有选择，我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已被扭曲，我只有承受，而且扭曲。”如何处理不对等关系，尤其值得思考。
再比如，金钱与亲情的关系。苏父的账本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一般认为在中国文化里，谈钱伤感情。但正是苏父的账本公开了家庭资源分配不均的真相。小说里描写苏丽翻账本的一段很精彩：“她是个靠数字吃饭，以数字为据的人，这本账上面的数字，让她透过往日苏家和煦温暖的场景，看到截然不同的婆婆公公和丈夫。”“他们的脂膏，被她和明成恃爱之名搜刮光了。”两代人的关系，被描绘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可以等价交换的关系。金钱可以明确责任和义务的重量。不过，当人们抨击苏明成啃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多少重压之下的年轻人正在进行所谓的“啃老”？一些社会学调查显示，中国家庭的许多父母愿意出资给子女购房，将之视为对子女人生的一种参与，在协商家庭大事中增进亲密关系；父母也期待子女的物质回馈，将之视为良好家庭关系的确认。如此来看，金钱又具有了沟通情感的功能。可苏明成的疑惑在于，金钱固然重要，但自己对父母的陪伴又算什么？
今天怎样做父母、怎样做子女、我们需要怎样的家庭都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名言依旧振聋发聩，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抛出更为细致深入的议题，虽不能直接改造世界，但通过打碎僵化的思想钢印，观察和体贴正在发生着的经验，提高对家庭不合理现象的意识程度，都将有助于现实的改善。说到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是为了强迫我们走出想象力的边界，另寻一条改变现实的新路。我们的全部努力，不过是为了让“都挺好”，名副其实。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李静；编辑：走走；董牧孜。校对：翟永军。题图素材来自《都挺好》（2019）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