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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7月,风云色变,朝鲜京城突发兵 变,日本借公使馆遭袭,趁机派出陆海军前往仁川,企图登陆朝鲜,手握东亚制海权的北洋海军,将作出怎样的战略运用呢?
北洋海军兴亡史 第三集 战略端倪 据说,新中国母亲对夜晚哭闹的孩子说“狼来了”一样,在120多年以前,日本母亲说的是,“再哭,定远来了”。“定远”真的来了,1886年,中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队来到日本长崎访问,引起不亚于一场地震的巨大反响。从这一年开始,日本天皇带头捐款,全民动员,以每年两艘新舰的速度,疯狂建设海军。这不只是一场海军的造舰竞赛,更是两个国家无声的战略竞争。 1875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在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其中有一段关于学习西方的争辩。 森有礼: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都无用了。 李鸿章:日本西学有七分 北洋海军兴亡史 第三集 战略端倪 据说,新中国母亲对夜晚哭闹的孩子说“狼来了”一样,在120多年以前,日本母亲说的是,“再哭,定远来了”。“定远”真的来了,1886年,中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队来到日本长崎访问,引起不亚于一场地震的巨大反响。从这一年开始,日本天皇带头捐款,全民动员,以每年两艘新舰的速度,疯狂建设海军。这不只是一场海军的造舰竞赛,更是两个国家无声的战略竞争。 1875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在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其中有一段关于学习西方的争辩。 森有礼: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都无用了。 李鸿章: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有礼:五分尚没有。 李鸿章: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意,其子孙应该珍重,阁下对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额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毫无羞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而是我国自己决定的。 李鸿章: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它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两人唇枪舌剑,谈的是衣冠民俗,却反映了两国学习西方的本态度。中国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外”日本则是“洗心革面,脱亚入欧”。 日本在全面近代化,日本潜心学习研究西方的先进经验,无所不学,不仅仅是海军,也不仅仅是军事,而是政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在快速近代化,尤其是制度的近代化。明治之初开始的军事制度改革,也在一步一步地彻底近代化。 1869年,明治天皇在政府内设置兵部省,启动军事领导指挥体制的改革。1870年,日本兵部省内设置海军局和陆军局。1872年,日本撤销兵部省,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8年,日本参照德国模式设立参谋本部。1885年,日本建立内阁制,设立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 军事博物馆研究员 许华:军事改革的关键是制度改革,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仿效西方,不断推进近代化,军事领导指挥体制的改革,实现军政、军令分离,建立近代化的参谋本部,近代化的军事体制编制,近代化的兵役制度和动员制度,并对国民广泛进行尚武和军国主义的教育,在军事近代化的道路上比中国的意识要强得多,进步也快得多。 到1889年,以《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为标志,日本确立了近代化军事制度,正式赋予天皇直接统帅军队,拥有最高军政军令的权力。军事首脑有直接辅助天皇决策和执行军事诏令的特权,为军国主义建立了制度基础。同时,日本陆军按新编制,编成事团,基本实现了全面近代化。 海军指挥学院副教授 段廷志:日本海军的改革是和日本陆军的改革并驾齐驱,同步共进的。1871年,它建立了小舰队,1872年,发展成中舰队。1885年,发展为常备小舰队。同时,日本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还规定,在必要时,两支以上的舰队可以编组为联合舰队。 很显然,从日本军事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为指导,以全面近代化为途径的,海军发展和运用则是遵循着以夺取制海权为基本目标的进攻型海军战略。 军事专家 宋晓军:制海权是一个海军术语,是指海军对事关自己国家利益的一定海区,特别是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权。在战时,制海权主要表现为依托武器装备,通过主观的战略、战役、运筹和战术运用获得海战场的控制权,从而战胜对手。 就这样,在19世纪70至80年代,两个隔海相望的东亚国家几乎同时起步学习西方,又同时互为敌手地加速了建设近代化海军的步伐。然而,战略思想完全不同。日本的战略取向是攻势,为获取制海权而竭尽全力。而中国的战略取向是守势,一切立足于防御。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实力一度领先于日本,一些欧洲海上强国根据西方实力决定权力的传统观念,判断东亚的制海权此时在中国手中。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所长 张炜:事实上,此时中国并不懂得何谓制海权,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大陆国家,从来没有想过发展近代化海军要用于海外扩张的事。李鸿章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 为了“守疆土、保和局”,清廷一开始便确立了南北洋海口防御的战略,认为“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为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后来大沽口、旅顺口和威海卫三个基地的建设,目的就是“拱卫京畿”最要之地,正是贯彻了这一海口防御的战略思想。但是,海军就是海军,海军有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不论自觉与否,这些规律总是会在不经意之间难以逆转地发挥着作用。就国家对海军的运用而言,技术决定战术,实力影响战略,也是一条规律。因此,随着1881年,超勇、扬威两艘轻型巡洋舰的到来,清廷的海军运用思想悄然发生了改变。 1882年7月,朝鲜京城发生兵变,史称“壬午兵变”,日本公使馆遭到袭击,8名日本人被杀。日本趁机派出海陆军前往仁川,企图登陆进入朝鲜。东北亚三国关系素来错综复杂,朝鲜位于中日两国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朝鲜民风彪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就在中国和日本相继被西方轰开国门之后,朝鲜依旧坚持闭关锁国,直到1871年,朝鲜还重申“锁国令”,被西方各国谑称为“隐士国家”。得知日本的图谋,清廷即刻调派丁汝昌率领“超勇”“扬威”“威远”三艘军舰和淮军2000余人火速赴朝协助平乱。日本借机挑起事端的企图被遏制,已经进入仁川港的日本海陆军不得不撤回。这是北洋创办新式海军后第一次对外行动,充分展示了海军在境外实施快速机动和有效威慑的特性。 海军史专家 姜鸣:中国派兵赴朝鲜平乱,是因为中国与朝鲜有着传统的宗藩关系,这是古代中国与周边邻国的一种特殊关系,这些藩属国奉中国为正朔,国王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定期向中国朝贡,中国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部事务,但是在其发生内乱外患,而要求中国援助的时候,有责任帮助其实施军事平定。当时,有这种关系的还有琉球、越南等国家。 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一直是日本的心病,早在1876年2月,日本迫使朝鲜签订的《朝日修好条规》,又成《江华岛条约》中就写入“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内容,埋下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伏笔。“壬午兵变”平息后,日本又借签约之机,获取了在朝鲜驻兵权,这一权力随即在“甲申政变”中派上用场。1884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借机煽动朝鲜内乱,向朝鲜派出军队。12月4日,朝鲜亲日势力发动政变,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立即率兵开进王宫,逐走日军,救出国王。清廷随即命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威远三舰再赴朝鲜实施威慑,成功平息了“甲申政变”。“甲申政变”的结局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朝野一片对华开战的喧嚣。日本政府认为,此时开战可能使垂涎以久的台湾落入法国手中,而日本此时开战并无获胜把握,于是退而求其次,通过中日天津条约取得了与中国相同的,向朝鲜派兵的权力。正是这个条约的这个规定,对日本后来挑起甲午战争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国防大学教授 孟祥有:国际法意识可以说是国家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了,日本在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学会了运用国际法,通过签订双边协议来赚取巨大的利益,通过掌握国际话语权,为取胜甲午做准备,彰显出了日本把国际法当成谋取国家利益手段的这样一个战略意识。 两国谈判结束,争端暂时平息,日方代表伊藤博文和中方代表李鸿章都向本国政府提交了战略评估,他们都看到了比条约、协议更多的东西。伊藤博文向政府报告称,此时与中国和谈只是一种暂时策略,中国“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向清廷上奏,并忧心忡忡地预断“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留意是幸。”中日两国的战略较量逐步从幕后走向前台。两次平定朝鲜事变,清廷看到了海军建威销萌的战略威慑作用,1886年,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大主力舰编队远赴海参崴,接中俄勘界特使吴大澂回国,出动一个铁甲巨舰编队接一个使臣,无疑有显示威慑之意,途中,编队顺访日本长崎,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南海岸的长崎与清朝的广州一样,在幕府锁国时期是日本唯一开放的口岸,与中国渊源极深,自古就是中国货物和文化输入的窗口。 日本人视之如虎的“定远”真的来了,人山人海的港湾里充斥着羡慕、嫉妒、忿恨等复杂情绪,而一桩突如其来的重大外交事件正在港湾外孕育着。1886年8月13日,部分中国水兵上岸休假,在长崎市街区因语言不通,与日本人发射了冲突。15日,当北洋海军舰员再次放假上岸时,为了避免发生冲突,上岸官兵被要求不准携带任何武器、刀具,结果特点遭到了日本精心预谋的大规模的袭击,日本军警与被煽动起来的日本民众用各种残忍手段围攻、殴打、砍杀北洋海军官兵,甚至在沿街楼上向中国人浇开水,由于没有自卫的武器,北洋海军损失惨重,死亡7人,受伤43人。日本也死亡经援2人,受伤29人,史称“长崎事件”。事件结局由双方互相赔偿损失而告终结,但影响却很长远,日本政府借机鼓吹中国威胁,中国海军威胁,进一步加深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敌视情绪,这实际上成为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的社会舆论准备和战争动员的一部分。此后,“一定要打沉定远”,成为日本的战争动员口号,甚至当时的流行的一个儿童游戏也叫“打沉定远”。 日本国立山口大学副校长 纐缬厚:根据长期的一个战略,清国海军展开了公开演习,东京是天皇的居住地,对日本人来说是个圣地,清朝海军来到离圣地很近的地方,肯定让日本人怀着非常深刻的恐怖心。当时情国是大国,他们想以夸示自己实力回避战争,想让自己占据优势跟日本建立联系,日本海军过度反应,让日本海军快速地近代化,以及进行军事扩张的一个很大开端。 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中塚明:日本1876年先去朝鲜,强迫朝鲜缔结不平等条约,从围绕朝鲜问题,日本和中国开始对立了,以后日本为了跟中国打仗,开始军事改革,陆军和海军都是。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长崎事件”,我虽然不太了解“长崎事件”的真相,但我觉得,日本为了煽动跟中国的对立关系,有效利用了“长崎事件”。 “长崎事件”后的第二年,1887年2月,在时任日本参谋总长山县有朋的授意下,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拟制了《征讨清国策案》,提出,要以五年为期,完成对华作战准备,实现攻陷北京,擒拿清帝的目的。还提出,将中国分割为六块,分而治之的构想,《征讨清国策案》,特别指出了海军的作用,说“压制其海上为第一步”,日本必须要用最大限度之财力扩充海军。 日本专修大学教授 大谷正:这个方案的内容是,派遣当时陆军拥有的6个师团和近卫师团全部进攻北京。为了阻止在南边长江附近的请国军去北京支援,把剩下的两个师团派到上海那边。 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中塚明:研究判明的在明治十九年(1886年),从1886年左右,日本军积极地向德国派遣很大的使节团,开始研究在大陆怎么打仗。同时陆军和海军都开始不断地筹划,实际攻击中国的战略。 这是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教授中塚明先生发现的日本海军拟定的6份征清方策影印件,现存威海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这6份海军军官提出的作战计划,是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的《征讨清国策案》,由海军部军官主持讨论提出来的,目的是实现《征讨清国策案》,压制请军海上为第一步的目标。 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中塚明:明治政府有很周密的计划,比追究更周密。1944年,我在福岛县的图书馆发现陆军参谋本部做的作战计划草案,才系统地弄清楚陆军对这件事的全面计划。甲午战争100周年的时候,我为了查别的资料去那里,偶然发现这个的。对于这个事情,我在1994年在威海举办的关于甲午战争国际讨会里面报告过。 这些作战计划认为,海军对华作战主要任务有三,一是与北洋舰队决斗,将其击溃,以保证陆军在直隶湾登陆的安全。二是攻占旅顺口和威海卫,以作为海军之前进根据地。三是选择进攻中国首都登陆地点,掩护陆军渡海登陆。由此可见,早在1887年,日本进攻中国的作战计划,包括海军作战计划就已经被完整构想出来,目标是灭亡中国。从这时起,日本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陆、海军加速进行战争准备,等待时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后来,甲午战争和甲午海战的进程,都基本再现了上述的作战构想和作战计划。 1886年以后,日本海军的发展进入了追赶中国海军的快车道。继日本在英国阿尔斯特朗公司订造的“浪速”“高千穗”,两艘3700吨巡洋舰下水后,1887年,日本海军再次提出具备扩展案的庞大计划。 海军史专家 陈悦:日本花高薪从法国聘请了一位著名的舰船设计师白劳易,专门为他们设计新型军舰,其中,专门针对了中国的“定远”和“镇远”,设计了“松岛”“严岛”“桥立”三艘巡洋舰,这三艘舰的名字是日本三个著名景观,所以又称之为“三景舰”。 日本新建造的“三景舰”,装备了口径超过“定远”“镇远”的320毫米口径巨炮,装备120毫米口径的速射炮11至12门,航速也高出“定”“镇”1.5节,在3艘军舰均在甲午战争之前先后建成服役,其中“松岛”号后来成为日本联合海军的旗舰。日本希望后来居上,它的海军发展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打败北洋舰队。中国海军在发展,海军运用的触角也在向外延伸,此时中国除了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广东海军等另外三支主要由地方财政维持的海军也在艰难地发展着。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这三支海军也要定期参加北洋海军的大阅、会操、操巡等训练活动。 国防大学教授 孟祥有:大家都知道,海军的根本职能就是海上作战,提高战时的作战能力的基本途径就是平时的训练,从这个时候开始,北洋海军每年在北起俄罗斯海参崴,东到朝鲜半岛、日本群岛,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范围内开始不断地巡弋和训练。冬天舰队开到南方,春天到来的时候再开向北方。在这个途中,分别和南洋、福建和广东海军会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进行所谓的联合作战演习。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王晓秋:当时的东亚很不平静,俄国在东亚要寻找一个新的不冻港,所以它和英国的矛盾很突出。所以清政府对在朝鲜巨文岛、永兴湾一带出没的英、俄舰队十分警惕,北洋舰队就在这一地巡弋和训练,这就有明显的显示存在,实施威慑的意思。1885年,清廷发现英国海军占领了巨文岛,悬挂英国的国旗,所以就派了丁汝昌率领“超勇”“扬威”两艘军舰到达巨文岛,质问这个英国的舰长,后来又率领北洋舰队到这个英国舰队驻地,就是日本的长崎,向英国的海军司令提出的交涉。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杨晓丹:从军舰的舰名上,也可以看出北洋海军战略运用思想的变化。19世纪70年代,中国海军购买的“蚊子船”,大都命名为“镇”字号,如“镇南”、“镇北、“镇东、”“镇西”,而19世纪80年代购置的北洋舰队主力舰均称之为“远”字号,如“定远”“镇远“经远”“靖远”“致远”后,“镇”字与“远”字尽管只差一个字,但内涵、胸怀、目标和抱负却迥然不同。 这是1890年,光绪16年,新加坡《叻报》的一些报道,4月3日,“市民张灯结彩欢欣鼓舞,万人空巷,扶老携幼,红灯码头,万头攒动,争前恐后瞻仰新军的雄姿。”“新军”指的正是北洋海军。4月8日《叻报》上有一篇社论,说,“凡我华人瞻汉家之仪制,睹宗国之旌旗,殊足令人气宇为之一杨,而瞻望者亦为之色舞眉飞,此为中国振丕之征,华人随异地栖迟,而其心志尚不忘故国也。”4月15日,一群身着军服,腰系佩剑的北洋海军军官来到了一座律师楼,在洋人和华侨惊愕的目光中,依次面向一位在律师楼工作的老者行三跪九叩之大礼。这位老这名叫曾锦文,当时的身份是这座律师楼的书记员,20年前,这位长者曾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副教习,正是今天这些如日种天们的军官们的老师。北洋海军登上了中亚地区舞台,这支威武而有礼有节的军队让移居海外的华侨们看到了祖国复兴的曙光。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方堃:从1875年开始,北洋海军就在自海参崴到东南亚一带的海域定期训练,这支龙旗飘扬的舰队在客观上已经开始改变了东亚的海权格局,同时也萌发了海外护商的意识。1888年的北洋海军章程正式规定了舰队的护商任务,这实际上赋予了中国近代化海军保护海外侨民利益的新的使命,这也是很值得称道的。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张炜:清廷海军运用的战略思想虽然有了进步,但仍没有摆脱海防的窠臼,1887年,从英国接收“致远”等舰回国的途中,北洋舰队总教习琅威理有一段言论很是一语中的,他说“十年前,中国与今日之中国大有不同,若再阅十年二十年,必可与各大国争雄于天下也,中国情形,先如睡而后如醒,整军经武,昼夜不遑,而其存心非欲结怨与人,抑或食人土地也,不过欲自强起见,保护吾民耳。” 可是,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时代,中国自强、自保、仁义、守信的海军发展之道,很难抵挡住日本野心勃勃,立志“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主义。此时此刻,日本正在冷眼看着中国北洋海军的发展,磨刀霍霍地进行着战争准备。1889年,出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提出,朝鲜与中国是日本的“利益线”,必须大力发展海陆军,以武力保护。进入90年代,日本军费激增,1892年竞占国家总预算的40%,扩军备战近乎于疯狂。而与此同时,却虚伪地向中国挥舞起了橄榄枝。1891年,应日本的邀请,丁汝昌率北洋海军6艘主力舰正式出访日本,北洋舰队在神户、东京受到了不同寻常的礼遇,日本天皇接见了丁汝昌等北洋海军军官,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设宴会招待北洋海军官兵,双方互相参观军舰,北洋海军按照国际惯例,在“定远”铁甲舰的主甲板上举办了冷餐会。 军事专家 宋晓军:日本显然是别有用心,由于不久前发生了“大津事件”,也就是沙俄的王子尼古拉访问日本时遇刺,那么日本担心俄国可能对“大津事件”进行报复,所以想要营造出中日两国同盟的形象加以防范。 而就在日本派来的来访陪同舰“扶桑”号上,一群军官却透过舷传观望着北洋舰队的“定远”和“镇远”,商讨着如何才能把这两个庞然大物击沉。这才是真实的,这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事。 出访期间,丁汝昌还拜会了日本海军的创始人胜海舟,一席长谈,两人互赠刀剑,引为刎颈之交。丁汝昌在日本还作诗一首,同合车书防外侮,敢夸砥柱作中流,希冀中日海军同舟共济,这实在是善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北洋舰队结束日本的访问回国,夕阳西下,龙旗飘扬的舰队慢慢驶离,海岸渐远,但谁也没有注意到岸上那座叫“春帆楼”的酒加载夕阳的余晖中透出怪魅的阴影。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4年后,这里就是让中国人蒙羞的《马关条约》的签署地。这次访问,中日双方表面上的礼仪甚隆,却难掩各自的复杂心境。日本《时事新报》发表署名文章说“北洋舰队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日本必须建设一支足以对付北洋水师的海军。”北洋海军留下的访日日记说“今若观察日本之状况,事事皆可愧也,况其强盛,日本更盛,其研究,日本更精,而我若安于目前之海军,不讲进取之术,将来之事,未易遽言。”从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起,中日两国进行了长达20年的战略博弈,日本脱亚入欧,强兵富国,剑指中国侵略扩张的战略意图极其明确,清廷却固守封建大厦的腐朽根基,立足于不失道义的威慑应对,战略决定政策,战略和政策决定国家走向兴衰成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相对于立意维新改革,雄飞世界的日本,整个中国社会如同一潭死水,而死水微澜下的北洋海军恐怕也只能有一时一事的瞬间辉煌。 老板要看的稿子 呐 正好我打出来了 给大家好了 ...展开 0 有用 0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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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尼玛 2979天前
北洋海军兴亡史
第三集 战略端倪
据说,新中国母亲对夜晚哭闹的孩子说“狼来了”一样,在120多年以前,日本母亲说的是,“再哭,定远来了”。“定远”真的来了,1886年,中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队来到日本长崎访问,引起不亚于一场地震的巨大反响。从这一年开始,日本天皇带头捐款,全民动员,以每年两艘新舰的速度,疯狂建设海军。这不只是一场海军的造舰竞赛,更是两个国家无声的战略竞争。
1875年,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在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其中有一段关于学习西方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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