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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中国周刊》上的,摘了《京都球侠》一段:
“球侠”的时代
2010年,《抗日奇侠》出品方找到导演谢洪,邀请他拍摄一部电视剧。讨论期间,出品方提到他们已经制作了一部电视剧《抗日奇侠》,正准备播出。听了对方对《抗日奇侠》的描述,谢洪心想:“动用不可思议的手段,这又是一部志在必得的妄想故事。”
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谢洪曾经执导的电影《京都球侠》与《抗日奇侠》有着相同之处:用中国武术反击外来侵略者,并取得胜利。
拍摄于1987年的《京都球侠》,缘起于中国足球黑暗的一天。
1985年5月19日,中国足球队在打平即可出线的形势下,主场1:2输给了香港队,丢失进军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绝佳机会。
比赛结束后,8万名球迷爆发了,他们不仅掀翻了球队的大巴,连路边停靠的小汽车都未能幸免于难。
在现场的谢洪,目睹了这一切。
后来,时任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告诉谢洪,当天晚上,球迷聚集在体育家属宿舍外面,朝楼道里楼底扔鞋和鞋垫,加起来超过2000双,“骂我们踢得臭。”
“5.19惨案”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谢洪决定做一部关于足球的喜剧电影。
他要讲一群“草根英雄”的故事:“他们都是小人物,大多是底层的,会功夫,各有绝技,用正常足球规则不能想象的办法,打败了欺压中国让他们愤怒的外国足球队。在足球场上,他们打败了侵略者。”
时隔25年,谢洪承认,这部电影迎合了两种心态,一种是万千对中国足球感兴趣的人,看了特别解气,现实生活中赢不了,咱们电影中赢,而赢球的主要原因又是中国功夫。一种是官方的心态。
在电影中,义和团流寇郝豹子,小偷照狐狸,民间高手刘二刘三兄弟,手上像装了磁铁一样的守门员,谢洪让这群草根英雄或多或少都掌握一些中国功夫。
为了帮助谢洪选踢毽子的哥俩,北京市毽子协会给他找来了70多个踢毽子高手,让谢洪大开眼界,“眼都看花了。”
卖西瓜的守门员的原型,则是谢洪在北京郊区看到的卖瓜农民,“你如果看到他们扔西瓜接西瓜的场面,那真是奇迹。”
出任这些配角的,有姜昆、有陈佩斯,他们当时已经是出名的喜剧明星。不过,谢洪清楚地知道,无论配角多么出彩,《京都球侠》还是需要一个“穿古装的主旋律英雄”。
这个英雄就是张丰毅饰演的周天,一个留洋归来的翰林院编修。谢洪特意把周天设计为留洋学法律的,“在一个即将崩溃的王朝,法律是没有用的。”这就有了《京都球侠》里的一句台词:“法律,在中国用得上?”
《京都球侠》里的周天,空有一肚子知识,却被德太监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压制。“一帮太监,一帮不正常的、畸形的人,压制正常的人,寓意社会运转不灵,不该在位的人在位了,导致社会的衰落。”
不过,在他看来,周天身上一定要有“正确的责任感”:“打个比方,一个八路军的政委训练一帮土匪抗日,这一定成立,土匪本身觉醒抗日,都不如这个好。”
1987年,片子拍完后,照例要送去审查。当年27岁的导演谢洪,琢磨了不少颇具意味的台词,比如“法律?在中国用得上?到我孙子辈,也许能用得上。”他原本以为类似这类台词风险较大,却全部保留了。
删掉的只有一句台词。姜昆饰演的妓院老鸨大茶壶,领着手下一帮妓女去犒劳球员们,大茶壶吆喝着:哎,你们留点中气啊,别像空心萝卜似的。
“把空心萝卜删掉。”面对这唯一要求,多年以后,谢洪忍不住赞叹:“当时真的很开明,非常开明。”
而在随后目睹的一个小插曲,也能作证“开明”的时代特色。《京都球侠》受邀参加巴黎电影节两天后,柏林电影节组委会来中国要片子,找点名要张艺谋的《红高粱》。这是部充满个人色彩、完全不主旋律的电影。谢洪曾与时任电影局局长一起吃饭,谈起《红高粱》,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儿。讨论到最后,在座电影局领导的意见综合起来就是:推主旋律是没有市场的,不管是否得奖,起码让世界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鬼才”,也是不错的事儿。
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回国后倍遭争议。
那一切发生在1987年,开放、自由的空气,源源不断地灌入原本沉闷的社会。
“从《京都球侠》到《抗日奇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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