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说》中寻到真诚的表达

用半个月的时间看完了《听说》第一季。每集20分钟，马世芳用他温和有磁性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讲述一首首歌谣背后的故事，人们能从悠扬的音乐声中听到台湾，听到它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听到歌者对这片土地真挚的热爱。

如果不是《听说》的讲述，有些故事很难再去自己发掘：原来《橄榄树》的歌词里曾经有过小毛驴和西班牙；青年李宗盛在他的磁带A面末还录了一段憨憨的口白；77年版的《美丽岛》，杨祖珺在唱到“香蕉”的时候因为笑场突然没了声音；李双泽的可口可乐和淡江事件；张悬那首《Trist》中留白的鼓声......这些看似微小而无关紧要的细节，却让这些歌曲生动起来，为人们记忆里早已泛黄落灰的旋律重新找回了活力。

像《橄榄树》这样的歌曲，放到现在已经很难再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流浪”、“小鸟”、“小溪”这些意象也颇显幼稚，因为以当下时代的经验很难再去理解一个过去时代的表达。当孕育一首歌谣的时空环境凝缩在了过去，这首歌就会在大众记忆里逐渐褪色，变得单薄过时，或是在世代更替中被遗忘。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听说》相当于一种介质，它提供的是介于歌曲表达者与接收者之间恰到好处的阐释。对于一首歌，马世芳没有将自己置于表达者的立场，向听众直接灌输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而是选择了旁观者的角度，以讲故事的方式还原了一首歌曲诞生的过程和细节，进一步延展到唱歌的人、延展到与其相关的事件和时代背景上。于是我们听到的不再只是一首歌的词和曲，还有它所承载的或轻或重的意义：“流浪”一词不再是漂浮的，而是有了指涉的对象，它属于三毛的怀恋，也属于刚开放时期台湾年轻人向往远方的热切之情。这样的阐释足够拓展一首歌的时间维度。过去的经验涌动到现在，为记忆里的黑白词章涂抹上色，人们得以重新感受一段旋律，重新感受一个时代。

在“青年李宗盛”的两期节目里，马世芳评价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说，李宗盛的歌全部都是讲小我的故事，讲个人生活，但他总能从这些个体细碎的生命经验中找到诗的光芒。“他能够把这些私我的小小的情感，写出具有史诗一般的普遍感染力的作品。” 虽说“史诗”的形容夸张了点，但整体评价还是相当精准到位的。在这张专辑里，听到的是一个年轻人略显青涩的表达，关于爱情的甜美与苦楚、关于自我的迷惑和追寻：“一个人在爱人与被爱中苦恼，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碰得到；一个人在理想与现实中跌倒，这样的创伤多久才能医得好。” 朴素平实，却也动人。

李宗盛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极具明显的个人风格，近乎口白式的唱法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他在唱，弹着吉他说故事，旋律中缠绕着淡淡沉沉的情感和内心张望。这个时候的小李给人感觉是很可爱的，你能感受到他在真实地表达自己，把一段时间里积累的人生体验直白地摊开给你，从个人经验里找到普遍性，攥着用琴弦揉在一起，像沉在水底几颗平滑圆润的卵石。捡到石头的人呢，既能听到李宗盛的内心独白，还能听到人类共同情感的回声。一首好的情歌也当如此，虽是小我的表达，但涵盖的范畴能扩大至无数生命个体的情感共振，就像《开场白》里唱的那样：“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做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整季《听说》都围绕着一个大背景在进行：台湾民歌运动。这场兴盛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音乐风潮里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民歌手：杨弦、胡德夫、李双泽、罗大佑、苏芮、齐豫......他们是日后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石，影响了一代代新的歌者。民歌运动的核心是要促进本土音乐创作的发展，不再一味翻唱模仿西洋流行音乐。作为彼时台湾本土化运动中文化层面的一个部分，民歌运动就不只是单纯地对音乐进行创新，更重要的是它有了社会政治变革的底色，因此，这些民歌手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创作出的民歌无一不具有深厚底蕴和沉甸甸的关怀。马世芳说得很对，民歌手就是能唱出时代精神的人。而民歌运动时代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唱自己的歌”。

杨弦开辟了“以诗入歌”的这条路径。他将余光中的八首诗作成了歌，编曲上融汇了台湾传统民歌和西洋的元素。这次诗与歌交融的尝试结果好得出人意料：现代诗的词句嵌入旋律中，变得更丰富鲜活、易于传唱，大众对诗的理解记忆程度增强了，文学中的某些精髓通过音乐得以进入到更广阔的空间里。一首《乡愁四韵》如今已成为台湾众人皆知的经典歌曲。小提琴哀婉，词句间愁思绵长，任谁听都不禁心颤。曲中某一刻似乎听懂了诗人，那酒一样的长江水，是乡愁的滋味。

此后接续“以诗入歌”路径的民歌手越来越多，李泰祥是其中之一。齐豫唱的那首《答案》便是李泰祥作曲，尤为动人。“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只这两句话，清灵悠远的嗓音伴着琴声反反复复地唱。是困惑又似呢喃，闭上眼睛就能望到星空和黑夜里的人们，一片沉静。有时候，写出一首纯粹的歌谣，往往比做出复杂的音乐更难实现。

回归乡土是台湾音乐本土化的另一条路径，它更为关键、影响也更为深远。《听说》里讲述了老歌手陈达的故事。这个抱着月琴随心哼唱恒春民谣的老人，是70年代台湾民歌的启蒙者，一段《思想起》不知唤醒了多少人去寻觅传统，寻觅失落已久的乡土气息和扎根其中的生命力。如今来看这段故事，实在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机缘。倘若陈达不曾被人发现，倘若没有人愿意去收集散落各地的古老的民俗歌谣，那么台湾的民歌发展又会是什么样子？当年的那些人，会为了抢救渐趋边缘淡薄的民俗音乐，走遍所有的乡野道路，让那些珍贵的声音都能够被再次听到，真是一件浪漫又令人敬佩的事。

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民歌多以“土地”作为题材，来表达对这片土地和其之上的人、生活、习俗、文化和历史一片真挚的热爱。胡德夫的作品最为典型，几乎描绘了象征台湾本土的一切：从太平洋吹来的风，生生不息的农作物，太武山山谷里的部落，牛背上的小孩......他将社会历史和社会关系以隐喻的形式纳入诗意的自然图景里，醇厚嗓音唱出来的是歌颂，是批判，是期冀，也是失落。《美丽岛》这首歌现在已经被刻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可当李双泽把它创作出来、胡德夫将它唱出来的时候，才是它最本质的样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表达的是那一代人的坚守和决心：于传统中再追寻意义，真正唱出属于这片土地的歌。

“交工乐队与林生祥”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期节目，因为他们创作的音乐实在太独特、太有个性了，听惯了模式化的流行音乐后再听到这样的歌，最强烈的感受就是震撼。这个1999年成立的客家乐队无论在音乐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贯彻了前辈们“回归乡土”的路径。他们用最本土的民族乐器（月琴、三弦、锣鼓、唢呐）来玩摇滚；用客家方言来唱乡村叙事曲；用自己的音乐来参与反水库运动，最后还成功了。不得不说，这个乐队实在有些酷。他们的第二张专辑《菊花夜行军》，讲述的是农村现代化社会变迁中个体的生命体验，以返乡青年阿成的故事为主线，真实细腻地呈现了他回乡后的生活和心境。主题曲《菊花夜行军》无疑是其中最具想象力的一首歌。在夜晚的菊花田，阿成幻想自己变成了菊花大将军，手下是听命于他的各个品种的菊花小兵。歌里穿插了一段拖拉机启动时轰鸣的引擎声，之后就是振奋昂扬的晚点名，阿成统帅着六万六千支菊花兵向着市场夜行军：“全部都有！跑步走！”。各种乐器塑造出了这一场景的波澜壮阔，而林生祥一把好嗓子唱尽了所有热烈与悲戚的情绪，听得忍不住泪要掉下来。马世芳对交工乐队的评价非常高，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他们不仅做到了“唱自己的歌”、使音乐得以介入社会，而且还做到了“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后者在如今的时代是被苦苦追求但总难实现的一个口号和目标，可交工乐队其实早已给出了一个简单却至为关键的答案：真诚的表达。听这一声唢呐，吹得人心震颤。无须多言，就知道想传递的是什么了。

21世纪的文化工业被资本和流量包裹着，机会增多了：歌手层出不穷，流行歌曲数不胜数，可真诚的表达却变少了。《听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此：它阐释了何为真诚的表达——不是紧紧贴合着这个时代，为了叫好卖座而写歌，也不是为了华丽多元的音乐元素去创作；而是多一点诗性，多一点关怀，努力去感受发生在自己和社会大众身上的东西，把它们真实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