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有一部电影，让我看到了自己当年可耻的沉默

作者：罗尔 已获得转载权限）

有一部电影，让我看到了自己当年可耻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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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为给深圳下沙村写村史，我参加了一个晚宴。

晚宴的客人是华侨，一共二十多位，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和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都是下沙村人（或是下沙村的女婿），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为了追求新生活，他们或坐船或走路或游泳，逃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分赴世界各地。

如今，他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想叶落归根回到下沙来，却回不来了。下沙每平米10万元左右，就算买得起，住着也心疼。儿孙辈生长在海外，不会讲中国话不识中国字，不愿意回中国来，而他们又不可能丢下孩子们独自回来。

深圳当年跑出去很多人，据上世纪七十年代宝安县公安局文件透露，深圳靠近香港的好几个村子，逃港逃成了无人村。下沙村跑出去多少人，没有人统计，统计了也不会告诉我。我只知道，下沙村现在的居民人口为1700多人，而跑出去的人，加上他们繁衍的后代，是4000多人。

为了让他们有回家的感觉，下沙村董事会决定，每个月组织一次招待会，招待远方归来的游子。

晚宴的东道主，下沙村董事长黄礼昌先生，也是一位逃港者。他家兄妹六人，他爸和他一个哥两个姐逃去了香港，他妈带着他兄弟三人留在下沙。黄礼昌也想去香港，1979年，他还不满十四岁，就游过深圳湾，去香港找爸爸。因为逃去香港的大多为男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许多逃过去的男人找不到老婆，爸爸很怕儿子在香港打光棍，见都不见黄礼昌，让他马上回去。于是，黄礼昌被香港警察递解回来了，剃了个光头，在笋岗收容所拘留了七天。黄礼昌为此十年没叫爸爸。

采访此次晚宴的我，是湖南人，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十周年之际，我是没有边防通行证的“三无人员”，我趴在一辆卡车顶棚上，混过南头检查站，闯入深圳，也算是不合时宜之人。

逃港者、逃港未遂者、闯关来深淘金者，个个都是有故事的人，开始了一场聚会。

我突然想，这一场晚宴，连同背后的故事，要是被人拍成电影，一定很有意思。

电影的高潮都是现成的，两个下沙村童年玩伴，一个叫黄建明，一个叫黄伟志，1974年结伴游海逃港，中途被海浪冲散。二人先后抵港，一个去了澳大利亚，一个去了荷兰。彼此牵挂四十几年。今晚，当年的青涩少年，都已头发花白，终于重逢。然后，一屋子半老之人唱起了八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歌曲《友谊之光》：“……纵有千丛山/相隔两地/朋友啊/你我心相系/我们永远是兄弟……”那场景，任何人把它如实记录下来，都能成为经典镜头。

可是，这样的敏感题材，谁敢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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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到电影《照相师》，迎面就是1978年的逃港镜头，被海浪淹没的人们，被边防军截获的逃港少年倔强的眼神，我吃了一惊，竟然有人敢拍逃港？我想起不久前下沙村的那一场逃港者的晚宴，立刻端坐，认真看起电影来。

电影以深圳的一家老照相馆为背景，讲述蔡家三代人为生存为本能为理想而挣扎和奋斗的故事，加上外来妹陈文娟，打工仔赵卫民，还有基建工程兵刘北方，他们共同演绎了深圳四十年的发展历程。

导演张唯野心勃勃，把《照相师》当成史诗来拍，所以，他不回避深圳发展史上的痛点和敏感点，除了逃港，电影还涉及了全国上下讳莫如深的走私问题、让老一辈人瞠目结舌的性开放问题，还有震惊全世界的“8．10风波”。如今，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8．10风波”是怎么回事儿，我在此简单说说当年的所见所闻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深圳开始出现股票，大家好奇地看着这资本主义的东西，没人敢碰。1988年底，万科集团副总经理孙路带领员工在蛇口菜市场推销股票，一块钱一股的万科原始股，像隔夜蔬菜一样无人问津。我有个朋友跟孙路很熟，碍于面子，买了10万股，他老婆足足骂了他两年：“好一个败家爷们，你还不如拿去包二奶呢！”

1991年1月29日，万科股票正式在深圳上市。翻了20倍。我那朋友从此扬眉吐气。

股票风靡全国。

越来越疯，有钱也买不到。

1992年8月6日，深圳市有关部门宣布，年内将发行5亿股公众股，8月9日将发行500万张新股抽签表，每10张抽签表可中一张，中一张可买到1000股新股票。一时之间，全国股民山呼海啸一般朝深圳奔涌而来，黄牛党因此发了一笔小财，把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由30元一张炒到了300元一张。

500万张新股抽签表，由303个金融网点发售。9号发售抽签表，7号就开始排队了，先是用凳子、席子甚至砖头占位，深圳此前的排队，都是这么排的，很有效，人们尊重凳子和砖头的合理性。但这一次，不行了。从8号早上开始，占位的凳子和砖头被人踢开，只有实打实的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才算数，你走开一会再回来，前后的人就都不认账了。必须站着吃饭，坐着睡觉，上厕所得有人替代。

只有没多少钱的小股民才亲自排队，有实力的大股民都是请人排队的。100块钱一张抽签表，一个人一次可以用10个人的身份证买10张抽签表，只是排排队，就能赚到1000块钱，排队的人很踊跃，很勇敢。不好意思，我也是替人排队的人。

9号一大早，303个发售点进入临战状态，排队的人难免发生点小骚乱，于是，维持秩序的治安人员大显神威，对不顺眼的人大声吆喝，甚至拳打脚踢。有些执法者想安排自己人插队，无奈排队者为防止插队，全无男女之别，前后紧紧相抱，泼水不进。一些大胆的执法者就开始挑那好欺负的人，找理由强行拉出一个来，把自己人插进去。

我亲眼见过治安员如何把一个打工仔模样的小伙子清除出队伍，他先是指着鼻子喝斥，小伙子不做声，只是紧紧地抱住前面一位大妈的腰。小伙子后面的另一个小伙子则紧抱住他的腰。小伙子居然不听话，治安员很没面子，他太生气了，朝小伙子劈面就是一拳，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小伙子还是不做声，也不放手出来，任鼻血滴答滴答流在衣襟上。治安员越发愤怒，举起橡胶警棍朝小伙子没头没脑地抽打，一边打一边说“出不出来，出不出来”，小伙子把头埋在前面大妈的腋下，愣是不出来。

前后左右的排队者、旁观者，从头到尾都不做声，我也没做声，只怕自己因为多管闲事而被清除出队伍。

小伙子油盐不进，治安员气极，抽出电警棍，闪着蓝色火花，朝小伙子的手臂上捣，一下，两下，捣到第三下，小伙子终于顶不住了，松开手跳出队伍来，大哭：“我日你妈，你太欺负人了，我排了两天两夜啊！”

排在小伙子前面的大妈，因为惊吓，也可能因为劳累，失去小伙子的抱持后，突然放开前面大叔的腰，瘫倒在地。人群一时有些乱，警察赶紧命令治安员叫救护车，送医院。大妈一听要送她去医院，挣扎着说：“我不去医院啊，没买到股票，我死也不去医院啊！”

一位管事的警官对大妈说：“大妈，您放心去医院，我保证您能买到抽签表。”

大妈说：“我，不去，你们警察，我，不相信……”

警官一听，说：“大妈您给我10张身份证1000块钱，我这就给你买。”

然后，警官敲开还没开始工作的发售点窗口，要了10张抽签表出来，对大妈说：“大妈您拿好表，放心去医院吧。”

大妈拿到抽签表，说一声“也有好人啊”，晕了过去。

据说，类似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一天发生了许多。

排了两天两夜队的人们，在经过诸多痛苦和屈辱之后，终于等来了股票抽签表发售的时刻。然而，预计发售两天的抽签表，发售不到半天便宣布售完了。排队者估计150万人，买到抽签表的，不足1/5。

这中间猫腻太大了。没买到抽签表的人很愤怒，很不甘心。

当晚，有人打着“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的标语，走上了深南大道。响应者越来越多，很快汇集到几万人。

午夜时分，大喇叭里播出一则通知：为满足广大股民需要，明天再增发500万张新股抽签表，与前500万张抽签表同样有效！

“增发抽签表”的通知一出，人们迅速散去，连夜到各抽签表发售点门口排队去了。

这就是深圳的“8．10风波”。

3

“8·10风波”后深圳股市曾一度受重创。

对于“8．10风波”，一直未见详细报道。四个月之后，官方宣布，一批党员干部，科级若干名，处级若干名，在“8．10风波”中有违法乱纪行为，被处分。“8．10风波”至此结案，无人再提及。

每一个闯深圳的人，应该都可以在《照相师》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8．10风波”镜头中，我看到了自己当年可耻的沉默，我流泪了。

能让我流泪的电影，如今越来越难得一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