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之辈》迈向六亿，说明了什么？

早上看新闻，说《无名之辈》的票房即将迈过六亿。《无名之辈》会受观众喜欢，是我能预见的，但票房到这个数字，却是我始终没有想到的。

如果《我不是药神》接近40亿的票房是真实的，《无名之辈》的票房区区几亿似乎也不该大惊小怪。毕竟，观众实际上是同一批人。

《我不是药神》的成功有迹可循，它所使用卓有成效的叙事策略值得借鉴，我所不喜的是它对真实事件的“改编”。要么不从现实取素材，要么尊重现实，这是电影作为艺术的伦理起点。

相较而言，《无名之辈》在制作和质量上都无法与《我不是药神》相比。人物只有表演的外壳，无法在情感、环境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这当然是从戏剧引入的恶习，章宇和任素汐身上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地方。

但两部电影寻求认同的策略却是同一的：贩卖悲喜交加的情感点，既让你笑又让你哭。创造者很懂得如何引导观众走进自我情感的陷阱，而不是角色内心。只是电影与戏剧的区别在于它需要“真”的幻觉，而不是“假”。

观众是被动的，他们困厄在自我营构的感动中。泪水与其说为电影中的角色流的，不如说在被自己感动。他们坐在椅子上，无力动弹，只能任由影像调教，在一条悲喜交织的巷道里被驱赶奔走。

电影应当解放观众感受的可能性，尊重每一位观众独特的观影经验，而不是强加给他们一种观看模式。如果每个观众都从电影中找寻到自己的东西，这部电影即便不是佳作，也不会差到哪去。

由此看来，《我不是药神》和《无名之辈》是有所欠缺的。没有给予观众一定空间不是这类电影本身就缺失的东西，它反应在创作者的素养上。你是想驯养观众，还是归还（并激发）他们判断的能力？

这有本质的差别。观众作为弱势群体，只能对着银幕来回对自己的情感经验，这决定了创作者在为观众提供体验的过程中具有多大的权力，事实很残酷：几乎是百分之百。

首先是观众败坏了，这种败坏又脱离不了来自创作者的驯化动机。所以，反向运动其实“相辅相成”。中国电影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没有谁能难逃干系。

因为创作者创作了这样的作品，观众于是被培养成相应的口味，而观众清一色的口味又反过来引导创造者量声定做作品。没有什么是清白的，两条交缠的螺旋线一旦闭合，电影也就离意识形态的工具不远了。

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唯有等到新的创作者不断到来，打破恶性循环。他们能提供给观众崭新的感知方式，从而将定型的情感结构重新敞露出可能性，在打开和闭合的不断运动中形成为新的观影经验。

寄希望于观众，只会穷途末路。观众作为群体，只是一个被动的虚拟存在。少数的人率先冲破这个循环，改变不了观众整体的惰性和病态。

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创作者手中，这也是为何我们要反对《我不是药神》和《无名之辈》之类电影的原因，它们无非在加速这个漩涡的恶性流动罢了。观众（群众）最终变为了奴隶，而不在是潜在变革力量的来源。

这一切似乎从能从政治中找寻到影子。无力发声、无法行动，不能提出异议的群体，是以缚身于座椅的观众为象征的。那些惨淡的笑声和喧嚣的泪水，也成为了政治谎言的最好借喻。

我们的国家需要如同此类观众一般的公民，陷在幻觉中，并为它歌功颂德（柏拉图式的“洞穴”）。而这，只有被阳光刺目过的局外人才能看得分明。相较于目盲的大多数，他们永远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