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松太加与容中尔甲:尊重作为个体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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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首次尝试以2V2的形式,与阿呆一起采访了导演松太加与主演容中尔甲。二位戏中深沉内敛,戏外和善开朗。你会从交谈的气氛、创作的心态、为人的宗旨中,感慨个体的珍贵,读懂电影的内蕴。
聊了很久,不想浪费,特意整理出来。若想看提炼版的,戳→摘下藏族片光环,他再次讲了个淳朴的普世故事
(话说,尔甲老师很喜欢举粤语的例子,我特别想跟他说,我懂粤语,下次聘我呀,哈哈。)
关于合作的缘起
M.I.:两位合作的机缘是什么?
松太加:我有一个习惯,每次写剧本,心中必须得找到这个演员。我开始想到的就是尔甲老师,我觉得气质符合他,但当时没跟他说。创作完了发给他,他看了后特别喜欢,而且他要投资这个电影,我就说,喜欢这个剧本的话就让他来演。刚开始他不太愿意,也是没有自信还是什么(笑)。
容中尔甲:对,没自信。我跟他说的原话就是,我在歌迷心目中光彩了二十几年,不要被这个电影给毁了。我说我不干,哈哈哈。
M.I.:但其实完全看不出是第一次演戏,很自然,很娴熟,情绪把控很好,怎么做到的?
松太加:其实艺术在某个层面上是一样的,通的,尔甲老师在音乐上出道二十几年,跟他一点,一说,他的悟性特别高,就明白了。一是气质选对了(笑),二是悟性特别好。
容中尔甲:有一次路演,(有人)说你为什么选容中尔甲,他绕绕绕了半天,说不清楚,最后他说,因为我需要一个男演员有生活阅历,长得吧,就是难看一点,哈哈哈哈。
松太加:那个没有,哈哈。
容中尔甲:长得难看的,那我有信心哦(笑)。
关于语言的把控
M.I.:那接拍后,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容中尔甲:什么准备都没做,而且台词都没背。拿给我们整个剧组的台词是汉文的,但是我们要说藏族方言,那个地方的方言我不会说,所以我背那个汉语台词没用。反正直接去片场(笑)。我们请了一个会说那个方言的老师,一句一句地教。就相当于突然让你用粤语拍电影,我就用拼音、汉字、藏文……各种会的,记那个发音。语速、节奏、轻重,重音落在哪个地方,用音乐记谱的方式来标,然后背,第二天去现场说。
M.I.:但外行人都听不出来。
容中尔甲:只有我自己知道。拍得差不多了,导演才知道我也不会那个语言(笑)。但导演也是啊,听不懂说的是什么,只能看表演(笑),全靠语言导师指导。
松太加:他就戴着耳机,坐在旁边。
容中尔甲:他说语音没问题,导演就说,过。如果是语音有问题,就不行。为什么呢?我是死记硬背的,假说我有四句(台词),我把四句背了以后,女主说一句,我说这句,她再说一句,我说这句,我是背死的。结果呢,我把这句忘了,她说这一句,我说了,她再说另一句,我就说下面的了(笑)。老师说不行不行不行,人家还没问,你就把答案说了,哈哈哈。
阿呆:主角都不会方言吗?
松太加:女主角是会的。
阿呆:所以您跟她对戏时,她说什么你是听不懂的。
容中尔甲:听不懂,而且我自己听的时候也听不懂,哈哈。
松太加:用藏文写的话,他们也没学过藏文。直接按发音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我这次遗憾的就是我听不懂台词的节奏,(不知)掌控在哪个地方。但还好,我们拍完以后,第一时间让懂这个方言的来把关。因为我们在做一个文化的东西,不能毁在我们的每句台词上,所以一句都没问题,过了,就踏实了。
容中尔甲:剪接出来后,我专门把那个初剪版拿去找懂这个方言的人,而且找了很多人来看,都说语言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得很好。而且他们都以为我会说这个话(笑)。我们都是(说)藏语,但我是另外一个口音。比方说我们这次电影拍的是粤语,但是我讲的是上海话。
阿呆:导演为什么要挑战自己也不懂的方言?
松太加:本身故事的发源地区在那一块,所以必须得按照他们的方言来。我记得以前看过的一些藏语片,汉族导演拍的,台词完全是不搭嘎的,包括张杨的《皮绳上的魂》,一家人有些讲安多话,有些在讲康巴话,都砸了。外行人听不出来,但是我们作为藏族,感觉是不对的。一家人一个在讲上海话,一个在讲广东话,听着不舒服。
容中尔甲:你说你们相互能交流吗?交流不了嘛。
松太加:所以必须尊重这个地方的方言。(我们)下了很大功夫。
关于创作的原型
阿呆:故事是有原型的吗?
松太加:有一个原型,但是跟原型完全是两回事。
M.I.:主要是扎西达娃老师在创作这个故事?
容中尔甲:我把故事讲给扎西达娃老师听,就像这样录了音,然后他回去就把故事以剧本形式写出来。后来征得他的同意,由松导来修改,成了现在这个剧本。
松太加: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原来有一个汉族的女的,和一个男的爱情故事为穿插,我把这个砍掉。一切都是在扎西达娃容许的情况下改的。
M.I.:故事最开始的灵感是怎样的?
松太加:就是那头驴与老人的故事。我写的过程当中,老是觉得这也可以是个完整的故事。
容中尔甲:那是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我小学一个老师,从我们老家磕头朝圣到拉萨。因为没人背东西,他就买了一头驴。他中途还要修整一段时间,打工一段时间,还有生病住院啥的,三年才到拉萨,小驴也变成了大驴。他朝拜后要回家,不可能牵着这头驴走回家,那头驴也不可能搭公共汽车,对吧?包个车把驴拉回来吧,他又没那个钱(笑)。所以怎么拉回去成了他的心病,最后还是把它寄养在拉萨,然后他就回了老家,一直想办法。原来我给扎西达娃老师讲的是这个故事,后来松导就把整个故事改成现在这个重组家庭走上旅程,女主角死掉,然后我们怎么继续下去,内部张力就提升了很多。
关于诺言的神圣
M.I.:诺言贯穿了整部电影,你们怎么看待它?
容中尔甲:藏族人在现实生活中,对这个诺言一定是非常谨慎的。他一定不会轻而易举地给你许诺。如果许了诺言,他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实现。比如说抽了三四十年烟的人,他一许诺要戒烟,发了誓,他就一定要把烟戒掉。那就很厉害的。如果不许愿,他就戒不掉。但是许了愿,他真的会戒掉。
松太加:所以我们的传统里有一句谚语,汉族人的诺言在字面上,所以都是合同,藏族人的诺言在嘴上,这是两个民族不一样的。
容中尔甲:而且我老家离拉萨很遥远,聊天的时候我们很忌讳嘴巴里面说拉萨。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说的话你要去。包括太阳,我们这样指太阳是不行的(食指往上),这是起誓,很忌讳的。但是你如果要起誓,你要干个啥,你就一定要兑现。
松太加:不然会看不起你。特别是一个男人的诺言。
容中尔甲:说大点,我们现在的社会,物质发展这么快,人与人之间,各个方面其实缺少的是坚守承诺。
阿呆:起誓源于宗教信仰?
容中尔甲:肯定是,所以你会受它的约束。
松太加:所以罗尔基(容中尔甲 饰)在每个十字路口的每个抉择,促动他的,多半还是背后的文化、信仰、价值体系。比如开始撕照片的时候,是他作为一个人本性的流露。(但)慢慢地,他会纠结。
容中尔甲:一般来讲,走到半路上,老婆死都死了,如果没有这种信仰的支撑,没有这种爱的坚持,可以把她埋葬了,处理完后事就回来了,不去了嘛。
松太加:所以每个人在选择时没有对与错,片子传达的就是跨越,他自己对自己的跨越。这种东西是这个片子的核心,(即)超越自我。
关于基调的克制
M.I.:电影展现出来的宗教给人很温暖很熨帖的感觉,寺庙中僧侣的话很平淡,但回味起来觉得很有力量。怎么构思的?
松太加:可能还是自己的体验与生活吧。比如喇嘛第二次在照片上写字时,他说,“到底是哪一个人去世了?”“两个都去世了。”喇嘛无意之间就说,“是两口子啊。”——活着的人是最痛苦的,藏族人对死亡的态度是,一块死的,没有增加痛苦嘛,这是幸福的,会说两个人多有福呀,一起离开——他那尴尬啊,一看就是结婚证嘛,夫妻嘛,那他算什么啊?撕照片的动力也在这儿。没有那句话,他也许不会撕。每个人都有埋伏的点在里面。
容中尔甲:一个小孩,也没什么大道理,我就是不想把父母留在那个地方。多朴素,多有力量的一段话啊。
M.I.:创作非常克制,但感情很深厚淳朴,非常可贵。
松太加:这是没有刻意的,是本能的选择。很多剧本,会想好结尾怎么收场,人物怎样。你为了得到1加1等于2,所有(人和事)都变成得到结尾的工具了,所以活不起来。我只有一个概念,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结尾怎么收场,就越来越清楚了。我特别尊重人,我塑造出来的那个人,他的性格,他从小的成长,片子里没展现,但会有一个大概的脉络在里面。
M.I.:您表演时会否也顺着克制的风格做调整?
容中尔甲:会的。导演对摄像要求克制,对我们的表演也要求克制。我印象很深的是广州有一个朋友,她看了这个电影,说哭得稀里哗啦的,哭的原因并不是被你们打动了,而是在电影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里面的信息量很大,某一个信息触动了我。而且该有泪点的地方,该煽情的地方,你们一点都不煽情,你们很克制,这样反过来让我们观众很难受,更痛。演员表演很克制,观众恰恰没地方发泄了。如果你稀里哗啦地哭了,我的情感已宣泄了。
阿呆:我看的时候有个地方特别难过,哭了。庙里有个僧侣跟男主说,你要写什么,给多少钱随缘。感觉那些话他们说了几百遍,很普通很日常,但好像特别有安慰人的力量,突然感觉有些人离开没有特别可怕,突然就特别难过。
容中尔甲:对。就像刚才我说的,一个人找到他痛点的地方不一样。有些看到小孩,他哭,有些是俄玛死了时候要哭……
松太加:有些人是一家人围着篝火唱起那首歌时,有些人是(罗尔基)背对镜头,面对一个水泥墙哭的时候。所有个体都不一样,背景、环境、历练不一样。
关于人物的塑造
M.I.:好心人丹达尔说,“我父亲也朝圣,从前我不理解他”,他与主角形成了对比,也推动了转变。设置人物时是怎么想的?
松太加:每个人的任务,他必须一出场就负责。神必须得出来,而不是像道具、符号一样。不是说了这句台词后,他们就变成好人好事一样,而是因为他有这个痛点,所以无私帮助男主,这也是补偿自己的缺口。不是刻意说藏族人特别善良,就是素描一样写出他的神——我没帮到父亲,读懂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这也是圆满收场。
M.I.:两对父子情也是非常突出的,其中男主与小孩的关系一直在变。
松太加:对。刚开始给人的感觉是,男主是个特别好的人。慢慢地,在水塘边,孩子把他揭底。“你曾经讨厌我,我曾经想跟着妈妈过来的。”说出这种话时,你能面对得了小孩的眼神吗?所以慢慢地,要有接纳的过程嘛。
容中尔甲:所以导演想把我塑造成一个坏人。我后面就自己把自己的形象拉回来,哈哈哈。
关于小孩的演绎
M.I.:小孩眼神很凶,演得很好。当时怎么找的?
松太加:我的一个直觉。我的团队拍了很多可爱的小孩,我说不对。我也没办法描述,就带着团队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去,一眼就望到他。小孩的台词量非常少,必须全靠神态、眼神。就是看着他的时候,他就不敢面对你。不是怕,是因为他的父亲去世,母亲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小孩性格有缺陷。他眼神得特别好,就选择了他。
M.I.:对戏时呢?
松太加:戏里特别紧,戏下两个人玩得特别嗨。
容中尔甲:拍的时候是那种对峙关系,就像老鸡公和小鸡,哈哈。
松太加:一听到我说“过”的一刹那,“欧耶”,小孩也是(示范高举双手)。那么严肃的一个男人,一下子跟小孩似的。
阿呆:小朋友是怎么做到的?他又不是专业演员。
松太加:直觉对了以后,优势发挥到极致。之前《河》里的小女孩央金拉姆,也得到了上影节的亚洲新人奖最佳女主角。很多人在问,其实没什么,就是感觉特别好。
关于共性的焦点
M.I.:电影说的是很共性的东西,表现了许多家庭的和解与成长,也反映了共性的社会压力、精神困境。
松太加:其实特别简单。我不是想好了以后,有目的性地去创作。我是出于一个无意识的创作过程。我侧重人物的情感选择,完了以后,传达什么东西就没有了。每个人都不一样,自己观看的心理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解方式。我之前想要在电影里提出很多问题,不是藏族人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人,对于情感的困惑。这是我一贯坚持下来的。我有很多困扰,在抉择上面,哪个是对,哪个是好,哪个是错,把所有问题都扔到电影里,但是不要一个解答,就是每一个人都去读解,这样一个电影就完成了。我不是上帝,我跟你的经历完全不一样,你干嘛要干涉我的精神层面或思想上的东西?我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这种问题,抛给你,你去读解,每个人都找到每个人的,对号入座也好,不对号入座也好,就是开放性的。我不希望是一个特别上帝性的(姿态、视角)。
M.I.:说起藏族片、朝圣片,观众可能会对藏族风情、风景有所期待,《阿拉姜色》在这方面有所压缩,作为摄影师出身的您,是有意让景色克制,不要喧宾夺主吗?
松太加:西藏题材的电影有一个优势,随便拿一个相机,镜头对准哪个地方,自然景观都拍得特别美。另外,展现一些别人不懂的符号化的东西,寺庙、经幡等,给人的感觉特别神圣,但神圣也不懂,情感上没有共鸣层。我跟尔甲老师作为藏族人,在那片土地成长,我觉得反而风景与人特别可爱。以往淡化了很多人,自然景观中,人变得特别小。所以,我很想尊重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所以镜头对准人的特写,忽略了很多背后的景观和神秘的文化,或符号化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讲人的故事,这种人的故事,意味着超越了特定的区域与宗教。我希望在全世界有很多人看过片子后,有作为人的共鸣。
关于温暖的音乐
M.I.:《阿拉姜色》这首歌内敛,却承载了很多外放的情感。
容中尔甲:我觉得,整个东方文化有个传承,这种东西是存在脉络里的,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丢了。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日本片子,不要说台词,一看影像,就知道是东方的,有日本的脉络、影像的传承在里面。在国内我们丢弃了很多东西,做商业片是没问题的,但我很想坚持一些情感的(传承),东方人肯定都会的,比如表达情感是含蓄的,汉族藏族都好,亚洲人肯定有共性。夫妻之间,男女之间,有传承的脉络在里面。所以古典的诗词、画等艺术作品,给我很多的启示和灵感。
阿呆:祝酒歌很多,为何选这首?
容中尔甲:电影已经拍到女主角要死了。导演跟我晚上在房间里聊天,感觉前面的部分有点沉重,有点灰色,而且导演也有意回避这些阳光和蓝天,所以死的时候也全是阴的天气。俄玛像蜡烛一样,我们现在关注她什么时候要灭,但能不能也关注她的光亮,让她再温暖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想办法把这首歌加在里面。那个场景,女主角有她的心思,孩子有他的心思,我有我的心思,我们三个坐在篝火旁边,没有语言交流,这时候用歌声、音乐来交流是最好的,所以那时候唱我们共同的家乡的歌曲,这首敬酒歌,(尽管)没有酒,没有碗,(但)其实相互之间传递一种温情,一种爱。这一场也是导演临时加的。因为加了这场戏,后来导演又临时加了剪头,孩子不由自主地哼起这首歌。第一次小孩是不唱的,第二次不由自主地就唱起来了,小孩的心扉打开了,所以情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合也在递进。歌用得特别好,导演说干脆把电影直接叫阿拉姜色。
M.I.:原本叫什么?
松太加:罗尔基的362天。我觉得像是一幅画,有一个灰调子,忽然加了一个彩色的东西。